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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九九一年我在臺灣出版的《黃禍》迄今在中國仍是禁書，臺灣現在仍然還有賣。那部四十五萬字的小說寫的是中共黨內鬥爭導致中國發生南北戰爭。當時仍有反攻大陸雄心的臺灣軍隊出兵援助中國南方擺脫了北京統治的自治政府，共同擊退了北京的進攻，並一路反攻到北京城下。北京則以核打擊摧毀了臺北，迫使臺軍潰退。而一支臺軍突擊隊突襲奪取了大陸一個核基地，卻把本要摧毀北京進行報復的核彈，陰差陽錯地打到了俄羅斯境內。為了制止中國出現核濫炸的威脅，在聯合國的主持之下，美俄兩國聯手對中國的所有核力量進行了外科手術式的清除打擊。中國社會本已危機重重，被這種打擊引發了全面崩潰。失去生路的中國人先是自發突破國境，危機中建立的中國臨時政府則組織人民向世界的大遷移。最終，唯一一艘逃過了美俄核打擊的中國核潛艇，在美俄兩國因為中國人大遷移引發的衝突日益激化時，實施了讓美國以為是來自俄國的核打擊，導致美俄爆發了核大戰。隨著核冬天的降臨，全球農業毀滅，世界分崩離析。
這部《轉世》是《黃禍》的姊妹篇。兩書多數人物相同，時代背景差不多，所寫的中國卻走上了不同軌道，通往不一樣的結局。這種不一樣用「歷史規律」是無法解釋的。不過，既然歷史是所有人所有行動的合成，某些微小的偶然、錯位、機遇和組合，單看不比其他因素更顯眼，卻因為延伸的鏈條長，能開啟環環相扣的連鎖反應。尤其是那種處於樞紐位置的人，他們的起心動念，大小行為，說不定哪一下就會從蝴蝶搧動的翅膀演變成改變歷史的風暴。從這個意義上，我相信歷史是可以選擇的。《轉世》一書也正是著眼於這種選擇。
二零一四年在接近完成初稿時，我停了三年。《轉世》雖與《黃禍》一樣都是幻想小說，我卻總希望幻想小說的開端能與現實保持吻合，立足於現實的邏輯步步推演，然後走入未來的現實，而不是走入無中生有的幻想。然而中國從寡頭政治重新步入個人獨裁，使原本的小說開端與現實出現了差距。因為開端是全書結構的基礎，要重寫開端近於重寫全書，所以只好先停下。直到我在二零一七年出版了另一部小說——《大典》 ，某種程度上可以當成《轉世》的前傳，纔使我能在原有基礎上繼續完成《轉世》。
說《大典》是《轉世》的前傳，只是在大背景的意義上。兩部小說的人物、情節沒有直接聯繫。《大典》中的獨裁者被其權力機器中的官僚所殺，讓《轉世》原本寫的寡頭政治能够重新接續。看似偶然的情節，從大處著眼，科技專制在《大典》中造就了密不透風的羅網，同時也在統治集團內部埋下隨時破局的可能。獨裁政治總是隨獨裁者的生命變化，甚至讓整個社會發生轉折，因此《大典》的偶然又是必然。《大典》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被看成《黃禍》的前傳。今日中國在堅如磐石的表象下危機重重，中共統治鏟除了所有其他的整體性整合要素，一旦唯一整合社會的政權垮臺，走向便只有兩個——不是《轉世》，就是《黃禍》。
當年《黃禍》出版時受到了一些批評，認為起到的作用是恐嚇國際社會和中國民衆不要改變中國的現狀。然而我所寫的正是必須要改變專制政治加消費主義的現狀，纔能避免《黃禍》。我從那時起的所作所為，也是為改變這種現狀進行努力。
改變現狀不能只靠幻想，更需要找到通向未來的道路。《轉世》是我這方面思考的形象化。我在二零一六年出版的《權民一體論》 則是理論化。還有另一本尚未完成的小說——《有托邦》，探討未來人類面對的挑戰和解決，可以算作《轉世》後傳。從《黃禍》到《有托邦》貫穿著一條主線，在《黃禍》中稱為「逐級遞選制」；在《權民一體論》中稱為「遞進民主制」；在《轉世》中為適應小說風格又改稱「層議制」；在《有托邦》中仍是未來社會的制度基礎。也許有一天我寫《黃禍》後傳——崩潰後的社會如何重建，還是需要靠這個制度。這條線不光貫穿我的寫作，也貫穿了我的人生。
寫《轉世》不意味我否定了《黃禍》。在我看，今日中國通往《黃禍》的路徑比《轉世》實在得多。造就《轉世》的蝴蝶翅膀可遇不可求，在小說中可以信馬由繮，現實世界迄今仍無跡可尋。不過無論如何，現在已是跨越時代的節點。歷史有時似乎靜止，漫漫無期，有時又會猝不及防跳上耳邊生風的過山車，令人目眩。就算中國當下政權還能再挺三十年，也不過是歷史長河轉瞬即破的水泡。對中國會發生大變化我毫不懷疑，無法確定的只是變化走向《黃禍》還是《轉世》。
藏人諺語說「人的一生，貓的哈欠」。三十年對歷史是水泡，對走了大半的人生卻可能是終結。每天看到窗外夕陽沒落，一天的生命變成數百文字，生命逐日棄我而去，卻不知換來的文字作用為何。我不被允許在中國出版作品已三十年，使用中文簡體字的十多億人中沒有幾個能讀到我的書。我的寫作到底是為什麽？
首先我視純文學為這個時代的奢侈。小說被我用於「載道」，即便「道」沒有改變真實的能力，至少展示了進行改變的希望和想像。後來我認識到指望「道」發生影響仍是一種奢求，哪怕更灑脫，只把作品當成拋進歷史海洋的漂流瓶，還是存有某天被打撈出海的期待。今天我已把這些奢求和期待都放下，寫作的意義被賦予身外事物時將永遠渺茫，不如讓意義只屬於自己。既然歷史與寫作留下的都是信息，信息在形態上等同，而把真實世界與想像的世界置放在永恒的分母上，便分不出高下長短，從這個角度，創造作品的意義與創造歷史的意義便是一樣的。
2020年1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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