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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的時代意義──代序
鄭鴻生
葉榮鐘先生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一書在1972年出版時是劃時代的經典，後來在葉先生身後的2000年，因較無戒嚴禁忌而出版的完整版中也加了前輩戴國煇教授的序文。這次葉芸芸女士為其尊翁所編的選集中選入這部經典的重點章節，而我做為晚輩與追隨者，實不敢承擔為這部分寫序的任務，然而葉女士盛情叮囑，我只能戮力以赴了。
葉榮鐘先生以其一生心血澆灌的這本書，其意義已在前述戴教授的序文裡充分呈現，如今我主要想補充兩點：
首先，這本書在一九七○年代初出版時，對於那個年代臺灣知識青年的意義何在？尤其那正是臺灣抗日民族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再次發生之時。
再則，如今四十多年之後，這本書以選集的形式出版，對於當代的青年知識分子有何新的時代意義？
一
對於臺灣的戰後新生代，一九六○年代充滿著文藝復興的氣氛。那是個開始鬆綁而充滿著矛盾的年代，尤其是對心智早熟而正處於成長叛逆期的文藝青少年，一方面五花八門的出版物突然大量湧現，包括各種世界名著的譯本與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大量著作，另一方面卻又苦於聯考的壓力以及學校管教的刻板。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們不僅認識到諸多西方大哲，也接觸到流落臺灣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雷震、胡適、殷海光等人及其後起之秀如李敖們，關於個人與國家、自由與集權的整套西方啟蒙思想。
對大多數戰後臺灣子弟而言，一九六○年代確實是個大啟蒙時代，從那些蜂擁而出的圖書刊物接觸到的新知，是不大可能從家族長輩傳遞下來的，而且你學到的無數的新知也不容易與他們分享與溝通。從知識與歷史的傳承上來說，這裡有個斷層，有條裂縫。我雖然一朝醒來眼界大開，而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繁華繽紛，但對我自身之所從出，家族的來歷，周圍環境的形成與變遷，不僅所知甚少，也不大能從父執輩中得知。如今回想，恐怕他們對自身的知識也不甚了了，而不只是因為世代特質的沈默寡言。這是牽涉到上百年來兩、三個世代之間的斷裂，在他們的知識系統裡欠缺了自我認識這個關鍵環節，而這個殘缺與斷裂從日據時代之初，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對我父母親這一輩人從上而下施行現代化教育之時就造成了。
我父親是屬於從小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乙未新生代」，不像林獻堂、蔣渭水、葉榮鐘等兄長輩還上過傳統漢文書房。他們是全面接受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臺灣人，這讓他們自覺優越於我祖父那代前清遺老。然而這卻是他們精神失落的主因，因為他們就此開始以日語作為媒介去掌握排山倒海而來的現代化事物，而失去了母語的書寫與論述能力。失去母語的這個能力其實就是失去了臺灣閩南語這個發展了將近二千年的漢語傳承，於是我父親這輩人也就跟著失去由這個母語所承載的幾千年的歷史。不僅如此，他們也跟著失去了記錄書寫自身事物的能力，失去了運用母語來自我認識的能力。他們新學得的日語基本上不是用來記錄自身與認識自我的，而是用來在現代化的階梯上向上攀登，用來向外、向上追求的，而這個「上」即是當時豎起現代標竿並統治他們的日本，以及後來的美國。
無怪乎在那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年中，留下來對於本土自身記錄的大半是日語文本，而基本上也是由日本人來寫，除了連橫的臺灣通史與林獻堂留下來的日記，以及少數報刊上有限的漢文版等例外。這些留下來的日語文本，至今仍被我們奉為對那個時代自我理解的知識圭臬，如伊能嘉矩的臺灣民情踏查、鹿野忠雄的臺灣博物學紀錄、矢內原忠雄對帝國主義下臺灣經濟的考察等等。甚至對臺灣當年的抗日、文化、與社會運動也得大量依賴遺留下來的日文官方紀錄，如《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光復之後，日語地位不再，而閩南母語又講不好，父親這代人遂成了「失語的一代」。這群失語世代無能書寫論述，甚至難以將自身的經歷口耳相傳，遑論對自身環境的認識了。而學校教育因為背負著灌輸反共信念的政治任務，也無能於彌補這種缺乏自我認識的知識體系上的缺失。我遂在這麼一種環境下成長，在課堂內外我認識到多少個西方大哲，捧讀過多少本西方文史哲名著，重溫過多少五四風華，覺得外頭的、上面的世界是多麼的精彩浩瀚，但心中還是有著那麼一個自我認識上的缺憾。
我於是帶著這樣的一個欠缺，在一九六○年代末來到臺北讀大學。而臺北比起臺南更是一個向上看、往外看，憧憬著「美麗新世界」的城市。我開始結交臺北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卻牽扯進保釣運動去關注一個從未聽聞的宜蘭縣小島，還跟著校園裡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頭頭搖旗吶喊，又為了民族主義的是非糾眾與人在學生報刊上吵了一架。最後觸動到國家機器的敏感神經，引發臺大哲學系事件，周遭幾位師長同學被當局拘押審訊，哲學系也遭到當局的嚴厲整肅。如此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鬧鬧嚷嚷了兩三年，好似為了六十年代所憧憬的那個「美麗新世界」進行了一場義無反顧的一搏。
這整個過程確實是一群青年學生在思想上受到六十年代所澆灌出的種種美麗憧憬所吸引之後，轉而進行的一次行動的實驗，然而卻也充滿著向下的、內省的、關照自身的契機與線索。保釣運動雖是一場愛鄉愛國的運動，但是做為保衛宜蘭縣屬島釣魚台的一場運動，卻又把大家拉回臺灣漁民的現實層面；對於西方標竿的民主自由的追求，也落實到具體的學生自治與審稿問題。在這個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的上下拉扯中，在保釣運動前後那段從鬱悶到亢奮，再回到沈寂的時光中，我遂與屬於自身來歷的知識有了幾次邂逅。
大約是在保釣運動醞釀之時，運動發動者之一的學長錢永祥與我談起臺灣過去種種，他提到蔣渭水，卻看我一臉困惑，就調侃說「你這個臺灣人竟然不知道蔣渭水」！從他那裡我第一次聽到臺灣人在日據時期抗日啟蒙運動的事蹟，雖然他在這方面的所知有限，但對我已足以當頭棒喝了。原來臺灣自身也有如此悲壯的抗日英雄，這是我在成長過程的各種環境，不論是學校、鄰里還是家庭裡，所不曾聽聞的。
1971年的保釣運動引發了臺灣戰後新生代想去認識在地歷史以及父祖輩的生命軌跡。就在這個上下求索中，我藉著在東海大學讀書的好友林載爵，認識了當時在大肚山上開墾一爿花園，還不為外人所知的日據時期抗日作家楊逵，並且讀到他的成名作〈送報伕〉──胡風翻譯的中文版，才知道日據時期臺灣抗日運動中左翼的存在。
然後就在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的衝擊下，臺灣的政治也有了鬆綁的跡象。國府在1972年底舉行第一次「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這一次黨外出來競選臺北市立法委員的，便是萬華出身、在台北市議會接替黃信介、初露頭角的年輕市議員康寧祥。競選期間的一個晚上，康寧祥將他的宣傳車開到臺大校門口來發表競選演說，吸引無數民眾。雖然臺下的群眾裡頭臺大學生並不多，他還是以針對臺大學生的口吻開口就說：「我今天真歡喜可以站在臺灣大學的校門口跟大家講話，這是我們國家的最高學府，各位是我們國家最優秀的人才。」然後伸手一揮指向臺大校園，繼續說：「但是各位要知道，這個大學原來叫做臺北帝國大學，它原本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要剝削臺灣人民，為了要侵略東南亞，而設立的大學。它原本是一個為統治者與侵略者服務的大學。」
從這個校門口走進去，就是當年臺北帝大設立時就闢建的「椰林大道」，其所栽植的高聳的大王椰原產於中美洲，正是為了要裝飾出一個南洋的熱帶風貌，象徵著臺北帝大一開始就是為日本帝國的南進服務。也因此臺北帝大的主要招生對象是全日本的學生，而非臺灣子弟。康寧祥的這個扣人心弦的開場白，將臺灣大學的位置拉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來檢視，這樣的視野在一九七○年代之初的臺灣可說相當令人震撼。我們在臺下聽了他的這種宣示與召喚更是為之動容，但卻納悶於這種深具民族立場與左翼視野的話，為何會出自一個草根民主鬥士之口。
最後就在保釣運動消沈與臺大哲學系事件發生之後的1973年春天，牽涉到這整個過程的哲學系學長王曉波，也因那國家機器橫刀阻斷我們追求美麗新世界之路，而陷入悲切寂寥。我多次造訪他新店居所，兩人落寞地以老米酒斟滿碗公對飲，灌到愁腸滿肚就天南地北聊了起來。有一次他就指著新店山區說道：那個時候那山上還有人在升紅旗打游擊呢！他指的即是深坑新店山區的鹿窟事件。接著就向我提起在日據到國府遷臺這段時期臺灣左翼分子反帝抗日的一些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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