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大學之道：大學與中國的現代文明

第一章
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今天承中國文化書院，北大哲學與文化研究所與國風集團的邀請，作為「第八屆蔡元培學術講座」的
主講，感到十分榮幸。蔡元培先生是現代中國的一位偉大學人。1868年生於浙江紹興，1940年3月5日逝世於香港。安葬在香港仔山巔的公墓，這是香港的青山有幸。1978年，我曾在蔡先生墓的修建竣工的春祭典禮中，參與北京大學同學會的公祭。事後，我還寫了一篇〈蔡元培先生象徵的學術世界〉的文章。蔡先生對現代中國的學術發展有傑出貢獻，今天我講的題目是「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

蔡元培先生是清末民初、二十世紀中國大轉變過程中一位極具歷史方向感的讀書人，他在中國學術文化與教育轉變中，提示了一個現代轉向。蔡先生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而他對中國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則貢獻最大，影響最深。他於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24年離開北大，他在七年中，繼首任校長嚴復之後為北大作了根本性的改革，使北大成為一所具有現代學術性格的中國大學。

北大原為京師大學堂，成立於1898年，1912年改名北京大學，但在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長時，這所高等學府固是維新運動的產物，雖然已與傳統的國子監不同，但仍是像個「衙門」。袁世凱還要把北大校長和教授稱為「中大夫，下大夫」，而當時北大學生也多有以北大讀書作為升官發財的敲門磚。袁世凱死，蔡先生才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襟懷出掌北大。蔡先生去當北大校長是有理想，有理念，有抱負的。他留學德國時，對西方的大學有深刻的認識，他意識到大學對於一個國家的教育、學術與文化的重要，他意識到從教育入手，才可以使中國轉危為安，救弱為強。(他認為救普魯士之亡，德意志統一的盛業，皆發端於教育之革故鼎新) 他並有把北大辦成世界一流大學的願景與信念。

在他就職那一年，也是北大二十年校慶那一年，他就說，北大通過學科的改組，「所望內容以漸充實，能與德國的柏林大學相頡頑耳。」 我們知道，1917年，德國的柏林大學是西方大學的重镇，也可說是西方現代型大學的範式。那時美國的著名大學如哈佛，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都是到柏林大學取經的。從今天來看，蔡先生當年出任北大校長，提出新理念；改組學科，主要是借鏡柏林大學的，北京大學之建立與改新可以說是大學現代化全球化的一個組成。

第一章
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今天承中國文化書院，北大哲學與文化研究所與國風集團的邀請，作為「第八屆蔡元培學術講座」的
主講，感到十分榮幸。蔡元培先生是現代中國的一位偉大學人。1868年生於浙江紹興，1940年3月5日逝世於香港。安葬在香港仔山巔的公墓，這是香港的青山有幸。1978年，我曾在蔡先生墓的修建竣工的春祭典禮中，參與北京大學同學會的公祭。事後，我還寫了一篇〈蔡元培先生象徵的學術世界〉的文章。蔡先生對現代中國的學術發展有傑出貢獻，今天我講的題目是「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

蔡元培先...

前　言
一
《再思大學之道》一書，可視為拙著《大學之理念》的姊妹篇。《大學之理念》最早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版本(此後有香港牛津2001年增訂版，大陸三聯書店2001年簡體字版)於1983年問世，距今2017年《再思大學之道》之發佈已近三十年。作為書作者的我，《大學之理念》在兩岸三地一再重印，迄今仍多有讀者對這本書寫「大學之為大學」的論文集興趣不減，是十分欣慰的。而今在我八十歲後能看到《再思大學之道》與讀者見面，則更有一份自得之樂。

二
《再思大學之道》的論文集是我2004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之作。在過去十年中，我真正享有一生難得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其間，除了出版《敦煌語絲》的散文集、《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學術論文外，最念茲在茲，書寫時停時續的便是《再思大學之道：大學與中國的現代文明》這本論文集。十年來，我先後有幸受邀在大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大學、江西師範大學、台灣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深圳讀書論壇作專題講演。這七次講演，經我修改、補充便成了這本《再思大學之道》的論文集。這本論文集的七篇論述，各有所重，彼此獨立，而卻又相互有關，因為都是循着我心中一個主題而展開的。這個主題就是本書書名所示意的。也正因為此書各篇講稿是循一主題展開的，所以有些內容，甚至有些文字，頗多重複之處。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者認為為了盡可能保有演講的原趣，建議不作刪改，盼讀者有以諒之，幸甚。

三
《再思大學之道》是我拙著《大學之理念》的姊妹篇，但它更是我四十年來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論述的一個環節。2016年初出版的拙著《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是四十年中我在不同時期對中國文明現代轉型的宏觀論述。在該書中，我提出一百五十年來中國現代化有三大主旋律，即(一)從農業社會經濟轉向工業社會經濟，(二)從專制君主制轉向共和民主，(三) 從經學轉向科學。通過這三大主旋律，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轉變( great transformation )。因此，中國的古典文明轉型為中國的現代文明。對於中國現代化的三大主旋律，我用了數十萬言加以詮釋。第一個主旋律(從農業社會經濟轉向工業社會經濟) 的詮釋，可閱看拙著《中國社會與文化》1。第二個主旋律 (從專制君主制轉向共和民主)，可閱看拙著《中國政治與文化》2。但對第三個主旋律(從經學轉向科學)則並無專文的論述。這次《再思大學之道》的出版正是論述中國一百五十年來中國的大學從經學到科學的轉化及其因此產生中國學術文化之巨變。至此，我四十年來的中國現代化、現代性的書寫也可算有了一個全面的理論性的表述。

四
講「從經學轉向科學」必不能不提1905年清廷下詔「廢科舉、設學校」這件頭等大事。這是中國二千年「經學時代」( 馮友蘭語) 結束的徵號。民國初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頒佈〈大學令〉，取消了「經學科」，又是中國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1917年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大量的科學課程進入大學，而「經學」作為中國古代的經典則如西方的「神學」(西方古代的經典)一樣，從大學中排除了。蔡元培建立的北京大學實是參考德國所創的「現代型大學」。中國現代的大學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橫向地從歐洲移植過來的，它不是縱向地從中國傳統的「太學」傳接下來的。中國的現代大學與古代的太學( 及國子監) 不同，太學是以經學( 四書五經)為核心，而大學則以科學為核心。大學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同時，大學又是中國現代化之「動力」的基本源泉。中國一百多年的經濟現代化，講到底，實是中國「工業化」，而工業化之最後知識的奧援是科學(科技) 。今天兩岸三地都已經歷了不同形態的工業化，傳統而古典的農業文明已轉型為一個新起的工業文明，這絕對是中國三千年最大之變局，而這個最大變局之所以產生，歸根究底，主要( 當然非唯一的)是由於中國百年來有大學培育的科學知識與人才。今日之世，一個國家的國力，不論是硬實力或軟實力，主要地都來自大學。在這裏，我願強調中國的現代大學是建立、推動「科學新文化」的主要基地，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舉「民主」與「科學」二大目標性價值觀之後，科學在大學中已佔據雖非壟斷，但肯定是主導地位。從大學的知識結構來看，科學或其相關的院系已是大學的三分之二或五分之四甚或七分之六的比例。科學的意索( ethos )已滲透到所有學科。大學如社會學家柏森斯(Talcott Parsons ) 所言已成為一「認知性的知識叢」( cognitive complex )，大學更出現貝拉(RobertBellah ) 所說的「知識的科學範典」(scientific paradigm ofknowledge)，即科學已成為一切知識之尺度。甚焉者，甚至有把科學與知識劃上等號的「科學主義」。當然，科學主義早已受到嚴厲的批判，事實上也已為識者所揚棄，不過科學知識在知識王國當陽稱尊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也正因在科學當陽稱尊的氛圍下，中國讀書人二千年信奉不疑的「大學之道」，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實際上已在今日大學中漸行漸遠，甚至在消失中，而被今日新的「大學之道」，即：大學之道，在明明理4( 明科學之理) ，在新知4(創科學之新知)，在止於至真4所取代了。

這個「古」「今」「大學之道」的變化與易位是我深深感到不安的。坦白說，我對以求「真」為鵠的的今之「大學之道」是歡迎的，絕不排拒的。美國二十世紀哲學家懷海德(A. N. Whitehead )說：「有了科學，才有近代世界」，真是巨眼卓識。事實上，有了科學，中國才有真正的工業化。而今之世，衣、食、住、行莫不因科學而變得更好，生、老、病、死的人生歷程中也無不與科學有關。誠然，有了科學，中國才有今日的現代文明。百年來，人的生活質素改善了，社會上的貧窮大大減少了，人之壽命大大提升了，更深地說，科學已使人更能像人了。所以，我要指出，我們習慣地把「科學」與「人文」視為對立是不正確的，科學不止不是「反人文」、「非人文」，科學恰恰是十分人文的人文。只不過，科學是求「真」的人文，而不是求「善」或求「美」的人文，(我這個論點，請參本書〈大學教育的人文價值〉一文)，故我對於求「真」的今之「大學之道」是歡迎的，不排拒的。但是，我強調，如今之求「真」的「大學之道」取代了古之求「善」的「大學之道」，或把古之求「善」的「大學之道」揚棄了，邊緣化了，則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正因為此，當我讀到魯易士(Harry Lewis )2006出版的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Education ( 《失去靈魂的卓越：一間偉大學府怎麼會忘了教育》) 一書時，覺得是空谷足音並引為同調。魯易士是哈佛大學哈佛學院(Harvard ollege，即人文學與科學本科生院)的院長，也是電子計算機三十年的資深教授。魯易士教授毫不含糊地指出，哈佛大學在科研和創新知識上是「卓越」的，但是哈佛大學本科教育上是失敗的，已失去了「靈魂」。他認為哈佛已忘了甚麼是「好的教育」。大學的「好的教育」是大學有責任使學生的「腦」與「心」一起成長 ——使學生成為一個「學識與德行兼有的青年」。他批評哈佛說：「大學已失去，誠然，已自願放棄，它鑄造學生靈魂的道德權威。」我必須說，魯易士對哈佛的批評，同樣適用於世界所有的「研究型大學」。實際上，現今的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無不偏重「知性之知」，而講「德性之知」的道德教育都失位了，用我的話來說，現今的「大學之道」都只重求「真」的科學上的創新知識，而忘了古之「大學之道」是以求「善」為鵠的的「價值教育」或「道德教育」了。此所以近十餘年來，我不斷指出「今」之大學之道必須與「古」之大學之道兼重並舉；大學對於真與善之追求是不可偏重偏輕的。

五
我之認為大學應該將古、今之「大學之道」兼重並舉，亦即應以追求「真」與「善」同為終極目標，實緣於我對大學之角色與功能之定位與定性。我多年來深信大學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動力，而中國現代化之終極願景是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以是，在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的歷史大業中，大學是最責無旁貸的。( 試問還有比大學更應該或適宜擔此責任者乎？)我們知道，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在最深與最全觀的意義上而言，必須包括真、善、美三個範疇。故而從大學創新知識上說，它所創新的應該涵蓋真、善、美三個範疇的知識，從大學教育的目標說，它所提供的應該涵蓋求真、求善、求美的教育。在此，我特別應指出，在中國文化的語境裏，善與美這二個範疇是相通相濟的。中國人對一美好事物常會有「盡善盡美」的讚嘆，正透露善與美是相連不分的。蔡元培主持北大時，倡導「美育代宗教」，實質上是欲以美育來提振德育。( 善與美的關係之詮釋，請閱本書第一篇〈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一文) 。因此，我上面所說兼重並舉古、今的「大學之道」，實是說大學之道應不止止於「至善」與「至真」，還應包含有止於「至美」之意。果如是，則大學傳授與創新的知識，有「知性之知」(科學)，有「德性之知」(道德)，有「審美之知」( 美學)，從而大學將不止可「卓越」也可有「靈魂」矣。

六
在本書出版之際，我要特別一提的是，本書除了我七篇講演文稿外，還在附錄中收入李懷宇先生與馬國川先生的三篇訪問稿及劉夢溪教授〈百年以來教育的重大遺失〉一文。

李懷宇與馬國川兩位是文化知識界當行出色的記者，他們在訪問時對我提出的敏銳、深刻的問題讓我有機會對「大學之為大學」這個大題目作了更多的思考與詮釋，這是我十分感念的。劉夢溪教授此文則是針對本書中〈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一文所作的評論。我的那篇文字原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成立六十週年的研討會上的講演稿，後由中大哲學系出版。2015年，劉夢溪教授認為該文意義重要，將它發表於他主編的《中國文化》的春季號，並且作了編者評
論。坦白說，這篇編者評論是我所見對拙文(亦可說是對拙著)最有深意精思的回響共鳴。欣佩之餘，經徵得夢溪兄之同意，特刊於本書。

七
《再思大學之道》一書，承相識相知二十年的林道群兄之安排，也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與拙著《大學之理念》合而為我論述「大學」之作的姊妹篇。我感謝道群兄的雅意並再一次對他這位編輯人的識見、巧思與情志，表示欣賞與欽佩。

二○一七年春

前　言
一
《再思大學之道》一書，可視為拙著《大學之理念》的姊妹篇。《大學之理念》最早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版本(此後有香港牛津2001年增訂版，大陸三聯書店2001年簡體字版)於1983年問世，距今2017年《再思大學之道》之發佈已近三十年。作為書作者的我，《大學之理念》在兩岸三地一再重印，迄今仍多有讀者對這本書寫「大學之為大學」的論文集興趣不減，是十分欣慰的。而今在我八十歲後能看到《再思大學之道》與讀者見面，則更有一份自得之樂。

二
《再思大學之道》的論文集是我2004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之作。在過去十年中，我真...

vii 前　言
1 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
17 大學之道：省思現代大學之理念
37 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
61 從大學之道談通識教育
75 大學教育的人文價值
89 大學在現代社會的功能
111 大學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
附　錄
131 中國的現代轉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學(答李懷宇問)
149 大學是「知識創建基地」(答李懷宇問)
163 大學共和國(答馬國川問)
187 百年以來教育的重大遺失(劉夢溪)

vii 前　言
1 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
17 大學之道：省思現代大學之理念
37 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
61 從大學之道談通識教育
75 大學教育的人文價值
89 大學在現代社會的功能
111 大學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
附　錄
131 中國的現代轉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學(答李懷宇問)
149 大學是「知識創建基地」(答李懷宇問)
163 大學共和國(答馬國川問)
187 百年以來教育的重大遺失(劉夢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