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瞭解自己的情緒（節錄）
為什麼有的老男人脾氣暴躁？
許多年長男性會大喊：「滾開我的草地！」其中最有名的是由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在電影《經典老爺車》（Gran Torino）飾演的華特．科瓦斯基（Walt Kowalski），他會拿著來福槍這樣大叫。他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嗎？為什麼他們總是這樣焦躁緊張、怒氣衝天，總是怒吼著這個世界變得有多可怕？
我現在已到中年，愈來愈能夠同情這種刻板印象中的暴躁年老男性。這些老人家通常已經退休，老朋友正逐漸凋亡，孩子也都各自離家了，讓他們覺得世界已經不再需要自己。科技在進步，但是他們主掌心智的大腦正在衰退。更重要的是，他們完全瞭解自己已經是風中殘燭，或是可能是最後一次放〈搖籃中的貓〉（Cat’s in the Cradle）的四十五轉單曲唱片，他們會任性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為何不是每個老人家都變成《芝麻街》中愛發牢騷的奧斯卡（Oscar the Grouch）？
該是科學上場的時候了。研究人員稱這種現象為「躁男症候群」（irritable male syndrome），平均來說，約從七十歲後開始出現。在這個年紀，睪固酮的濃度大幅下降。之前提過，睪固酮減少和易怒、注意力不易集中、負面情緒有關，這讓眾所皆知的年長男性的暴躁脾氣有了生物化學上的解釋。有些男性的睪固酮減少速度沒有那麼快，所以可以讓他們保持愉快的心情一二十年。而腎臟疾病或是糖尿病等健康問題會使得睪固酮減少的速度加快。
愛爾蘭科克大學微生物學家馬考思．克雷森（Marcus Claesson）一直在研究另一種隨年長而出現的變化：微生物相。克雷森比較了年長者和狂妄少年之間的腸道細菌，發現組成種類不同。引人注意之處是，那些被認為有助於減緩壓力的細菌種類，在年長者的腸道中比較少。年長者的微生物相有的因為年長者的飲食變化而發生改變，這也可能使得發炎的免疫訊號增加，並且讓老年人身體更為虛弱。
隨著年紀增長，我們的藥櫃愈來愈滿，幾乎變成了藥局，每種藥物都有可能改變情緒。其中某些藥物（主要是抗生素）也會改變腸道為生物。所以我們要有多一點同理心，陪老人家散散步，或是給脾氣暴躁的老頭子一點優格。
吃碳水化合物也會醉？
最近幾年來，出現了一些完全沒有喝一滴酒卻醉倒的報告。一位年長者在早餐吃了貝果麵包之後酩酊大醉。紐約州北部一位女性受控酒後駕車，但她發誓自己無罪，因為她根本沒有喝酒。一個三歲小女孩在喝了潘趣果汁（fruit punch）之後像是喝醉了。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些人在作戲嗎？他們有強迫性欺騙行為嗎？
那位被控酒後駕車的女性在法庭中受到眾人的懷疑。在法庭中的十二個小時，她每隔幾個小時便接受酒精呼吸測試，她在這段期間一滴酒都沒有喝，但是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卻持續增加，到了第十二小時，濃度便增加到法律認定為酒駕濃度的四倍。法官決定駁回控訴，因為這位女性沒有喝酒，只是身體製造出了酒精。
這位女性身上發生的事情，是微生物影響情緒和行為的例子中最特異的。當某些腸道中的酵母菌過度生長時，會消化碳水化合物，製造出酒精，這種狀況稱為自動釀酒症候群（auto-brewery syndrome）或腸道發酵症候群（gut fermentation syndrome）。有這種症狀的人吃了一大盤義大利麵之後，便會覺得有如酒醉。酵母菌屬於真菌，會引發自動釀酒症候群的種類包括念珠菌屬（Candida）的真菌，以及在這個狀況下名字別具嘲諷意味的釀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沒錯，你的文青朋友便是用這種酵母菌製造精釀啤酒，所以小腸裡面有釀酒酵母的人真的有「啤酒肚」。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酵母菌會在那些人的腸道中立足生根。一個案例指出可能是長期使用抗生素的結果，這類藥物會影響細菌，卻不會影響真菌，久而久之就讓腸道中的環境變得適合真菌生長。沒有了細菌之後，真菌缺少了與之競爭營養的對手，可以大吃大喝。有些研究人員認為真菌過度生長並不是病因，而是那些人具有遺傳缺陷，使得肝臟連腸道中發酵產生的些微正常濃度的酒精都無法代謝掉。
雖然這些極端的案例引起最多人注意，讓你可以想像腸道中的酵母菌可能藉由製造出少量酒精，輕微的提高你的情緒，或是削弱你的判斷力。不過別計畫使用這個說法當作不當行為的藉口，自動釀酒症候群非常罕見，而且只要靠著改變飲食、服用抗真菌藥物（主要用來治療真菌感染）以及益生菌（讓腸道中再度充滿有助健康的細菌）就可以治癒。
你祖父的鬼魂可能會嚇到你嗎？
你曾經感受到不明所以的恐懼嗎？在美國有十分之一的人具有恐懼症（phobia），讓人在沒有危險的狀況下感受到足以使人動彈不得的恐懼。舉例來說，有懼高症的人即使身在保護措施良好的建築高處，依然會感到恐懼。在電視影集《發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中，托拜亞斯．芬克（Tobias Funke）「從來都不裸體」，就算洗澡也會穿著短褲，他罹患的是「恐裸體症」（nudophobia），真的有這種疾病。其他的恐懼症包括「花生醬沾黏上顎恐
懼症」（arachibutyrophobia），也就是害怕花生醬沾到口腔上側的疾病；還有「恐筷子症」（consecotaleophobiaaulophobia）、「長笛恐懼症」（aulophobi），以及對付我妻子的氪星石「恐蜈蚣症」（chilopodophobia）。
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資料，超過一千九百萬個美國人因為非理性的恐懼和焦慮而使得生活品質受損。這些奇怪的恐懼症從何而來？可能是由自身的經驗所造成。我年紀還很小的時候，因為一口氣塞了太多花生醬巧克力到嘴巴裡面，幾乎噎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算得上有花生醬沾黏上顎恐懼症，不過之後吃含有花生醬的食品時都會小心翼翼。其他無法由個人經驗解釋的害怕與恐懼症，可能來自於家庭。尼爾．蓋曼（Neil Gaiman）在《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中寫道：「恐懼會傳染，你會如染病那樣染上恐懼。」事實上，恐懼不但會傳染，還會代代相傳，由下面的研究可以證明。
許多食物含有胺苯乙酮（acetophenone），例如杏子、蘋果和香蕉。純的胺苯乙酮聞起來像是櫻桃，小鼠喜歡胺苯乙酮的味道，但是我們可以教小鼠害怕它。
二○一三年，艾茉利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凱利．雷斯勒（Kerry Ressler）與布萊恩．迪亞斯（Brian Dias）使用電擊的方式制約小鼠，讓他們害怕櫻桃的香味。他們把胺苯乙酮蒸氣釋放到關著小鼠的籠子中，同時經由地板給與小鼠的腳底輕微電擊。三天後，即使沒有電擊，只要一點胺苯乙酮的氣味就能夠讓小鼠害怕得縮起身子。換句話說，雷斯勒和迪亞斯讓小鼠對於櫻桃有不自然的恐懼。
這些科學家讓害怕櫻桃味道的雄小鼠和正常的雌小鼠交配，後者並沒有受到害怕櫻桃味道的制約。出乎意料，生下的後代天生就對櫻桃味道更為敏感，只要稍微聞到飄來的櫻桃香味，就會變得焦慮與恐懼。這非常奇怪，因為那些幼鼠從來沒有學到要把櫻桃味道和電擊聯繫在一起，牠們是生來如此，好像是幼鼠在母鼠的子宮中時，就聽到雄鼠喃喃的警告聲：「小傢伙，如果聞到櫻桃的味道就要逃開，不然那些穿著實驗袍的笨人類會電擊你。」
把學習而來的恐懼傳給下一代已經夠瘋狂了，但是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畏懼櫻桃小鼠的孫子輩依然對櫻桃的味道特別恐懼，而牠們的父母都未曾遭受過電擊。這種沒有改變基因序列，但是依然傳遞數代的特徵，稱為「隔代表觀遺傳繼承」（transgenerational epigenetic inheritance）。
為什麼這個現象如此讓人驚訝？因為孩子通常不會遺傳到他們父母所學之事。舉例來說，我學到吃完東西要把食物渣清理乾淨，但是我向你保證我的孩子沒有繼承到這種行為。因為某些原因，我在大學時修了微分，但是我的孩子依然要學基礎的算術。有哪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天生就已經完成了大小便的訓練呢？所以說，小鼠習得的櫻桃恐懼行為是怎樣傳給後代的？
那些害怕櫻桃味道的幼鼠像是從環境中得到消息，如同朋友發簡訊給你，洩漏等下隨堂測驗的內容。這樣的資訊要能夠傳遞下去，必須有某種訊息即時傳給生殖細胞。換句話說，也就是精細胞和卵細胞必須有偵測環境的方式。這些生殖細胞也必須有預先編程自己DNA的方法，這樣後代一出生才能具備在親代所處的環境中生存的能力。照這樣來說，精細胞真的具有感知激素、神經傳導物質、生長因子的受體，當然也有感覺味道的受體。精細胞實際上是有「鼻子」的。這些精細胞上的受體會像是廣效性掃描器那樣察覺到環境中各種可能的危害，好讓基因在程序啟動之前做好準備嗎？如果是，又是怎麼辦到的？
雷斯勒和迪亞斯檢驗了恐懼制約是否改變了小鼠的腦部，結果令人驚訝：比起沒有受到制約的小鼠與這些小鼠的後代，害怕櫻桃的小鼠腦部製造出了更多的胺苯乙酮氣味受體（這種受體的名稱是OLFR151）。OLFR151數量增加，使得小鼠對於櫻桃的味道更為敏感。
雷斯勒和迪亞斯的假設是恐懼制約一定影響到了生殖細胞。實際上他們發現到害怕櫻桃小鼠的精細胞中，OLFR151基因的甲基化程度下降了。由於DNA上少了甲基標記，這種受體的產量會增加，使得幼鼠對於櫻桃的味道反應更為激烈。這些幼鼠長大後，他們精子中OLFR151基因所在的DNA上依然缺少甲基，這可以解釋就算是沒有一開始的制約作用，小鼠對於櫻桃的恐懼依然可以傳兩代。
後來科學家在其他的物種中也發現了隔代繼承的例子，包括人類。在之前的篇章中討論到了胎兒編程的例子：胎兒的DNA會因應雙親所處的環境、飲食與濫用藥物而產生表觀遺傳改變。同樣的概念也可以應用在隔代表觀遺傳繼承上：DNA上由編程造成的改變至少可以維持一代以上。其中最著名的例子發生在人類身上。一九四四年，德國封鎖了運送到尼德蘭境內的食物，造成嚴重的飢荒，這便是「尼德蘭飢餓冬天」（Dutch Hunger Winter）事件。在事件倖存者的後代身上依然可以見到這個事件所造成的影響。當年飢餓的母親所生下來的小孩以及她們的孫子體重比較輕，而且更容易發胖並且罹患糖尿病。科學家相信這是因為那些母親懷孕時經歷了饑荒，使得孩子的DNA發生了胎兒編程，讓有些基因能夠表現出來，好從最少量的食物中取得最多熱量。如果在飢荒的時候出生，這的確是非常合理的策略。不過在食物豐裕的時候，這樣勤儉的代謝方式卻是有害的，因此她們的後代現在苦於體重增加所造成的種種健康問題。最近的例子來自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當年在事件中受到傷害的孕婦所生下的孩子出現了表觀遺傳標記。因為九一一事件而有創傷後壓力症（PTSD）的母親，生下的孩子比較容易焦慮。
胎兒編程和隔代表觀遺傳繼承都令人震驚，也令人謙卑。這些演化必然的結果意味著你的某些行為，不論好壞，可能肇因於你父母或是祖父母所經歷過的事情。我們可以好好利用這份知識，在知道了壓力和創傷對於DNA的影響可以傳到數代之後，我們更應該馬上讓兒童處於更好的環境中。
為什麼政治爭論讓人焦慮？
大部分人會由政治信念來定義自己，是保守的右派或是激進的左派。我們喜歡認為自己是因為本著客觀與嚴格的思考後，才有現在的政治觀。對於當前熱門的議題，我們打從心底覺得自己的立場是正確的，完全無法瞭解反對者為什麼無法瞭解我們的想法（我們的想法當然是正確無誤的）。科學能夠說明這種困境怎麼發生的嗎？人類的生物本性有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別嗎？
我們之前提過許多狀況中，某些遺傳變異會讓人容易具備某類人格特徵，政治傾向也不例外。研究指出，同卵雙胞胎之間的政治信念吻合程度，大於異卵雙胞胎，所以遺傳因子的確會影響我們的選票、汽車保險桿上的標語，以及偏好的網路新聞媒體。還有，從小就分開的同卵雙胞胎長大之後重新會面，在政治議題的看法也會相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政治學家詹姆斯．佛勒（James Fowler）甚至稱找尋政治傾向相關基因的研究領域為「基因政治學」（genopolitics）。
在多個實驗中，有一個基因和人們投票的關聯特別明顯。你可能已經猜到了，那就是本書之前出現過幾次的DRD4基因。你或許還記得DRD4基因所製造的蛋白質是一種多巴胺受體，這個基因的變異能夠讓人做出鋌而走險的行為，例如冒險、實驗，並且追求新奇的事物。就如同你推測的那樣，激進的自由派人士往往更容易帶有讓人冒險的DRD4 遺傳變異，保守派就少得多。基因會影響腦的結構，而接下來的內容將會提到，神經學家注意到，保守派人士和自由派人士的腦之間存在著有趣的差別。看來我們在頭一次見到競選海報之前，就已經在政治傾向上偏斜某一邊了。但是最近的一些選舉結果顯示基因不是唯一的影響因子。有些共和黨員跳過了國民基本教育，有些民主黨員不想要離開議院。
想要知道政治傾向是否為天生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測驗年幼孩童的人格，然後數十年之後看看他們支持共和黨員還是民主黨員。我們運氣很好，這項實驗已經完成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傑克與堅妮．布洛克（Jack and Jeanne Block）對幼稚園的兒童進行人格測驗，並在二十年後找到這些人，提出政治意味濃厚的問卷。他們發現幼兒時期的某些特徵和將來的政治傾向有密切的連結：「現在比較傾向自由派的男性，在二十年前讀幼稚園的時候，老師的印象是機智靈巧、自動自發，以自己的成就為傲，充滿自信而且注重自我。比較傾向保守派的年輕男性在小的時候，幼教老師的印象是：明顯的越軌行為，覺得自己可恥而有罪惡感，很容易就覺得受到冒犯，面對不確定的狀況時會焦慮，不信賴其他人、深思熟慮、在壓力下思考僵化。
至於女性，研究發現：「比較傾向自由派的女性二十年前……由幼稚園評估時具備了一些特質：自信、健談、好奇，能夠放開表達自己的負面感覺，也能夠坦然接受奚落，聰明靈活、好競爭、自我要求高。比較傾向保守派的年輕女性二十年前還是幼稚園的小女孩時，評估者覺得她們：優柔寡斷、猶豫不定，容易受到迫害、羞怯愛哭、不擅表達自己、害羞、整齊清潔、常抱怨、遭遇模擬兩可的狀況時會焦慮與恐懼。
兩個政黨成員有些行為也有顯著的差異。你認為哪一黨的人比較喜歡穿硬領襯衫？哪一黨喜歡穿樂團襯衫？研究指出保守派的學生比較容易有燙衣板、旗幟和運動海報，房間整齊清潔。自由派的學生有許多書、世界地圖，聽的音樂五花八門，宿舍沒有那麼整齊。人格特質側寫指出，通常自由派的人心胸開放，富有創造力與好奇心，會追求新鮮的事物。保守派的人比較注重秩序、循規蹈矩、有條有理。總的來說，在有新證據時自由派偏好改變，而保守派偏向維持穩定、依循傳統。因此毫不意外，自由派的人往往保持懷疑，保守派的人容易有宗教信仰。
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的政治科學家約翰．希賓（John Hibbing）認為，保守派和自由派對於令人不悅的影像，或是造成干擾的聲音，產生的反應不同。保守派的人對於不悅的刺激，生理反應比較強烈。面對有威脅感的聲音和圖片反應比較激烈的受試者，偏好支持增加國防預算、死刑、愛國主義和戰爭。比較不容易受到干擾的受試者偏向支持對外援助、自由移民政策、和平主義和槍枝管制。
那些在電視上的保守派名嘴談話內容也和這些研究結果相符，幾乎都在大放恐嚇性的末世言論，他們的聽眾也因為對恐懼的反應過度而變得偏執。自由派的談話節目往往比較無聊，因為自由主義者通常更冷靜，內心平靜無波，但這個特徵的缺點是會低估真實的威脅。對於不確定的狀況，自由派通常能夠忍受，並且瞭解到各種議題的複雜性。保守派通常很快就有「輕易做出」的決定，因為他們的世界觀比較簡單而且黑白分明。這兩種方向並沒有哪一種比較好，有些狀況需要快速地決定，其他的則需要深思熟慮。在理想的狀況下，我們應該本著謙虛、誠實與正直，在兩種方式之間保持平衡。但是誰來監管這個充滿敵意的比賽呢？
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之間世界觀的差異，確確實實影響了公共衛生與政策。二○一七年有一項研究審視了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對於全美肥胖流行起因的看法。共和黨人往往認為是因為肥胖者生活型態不良以及缺乏意志力；民主黨人則認為這個議題更為複雜，並且知道基因是造成肥胖的原因之一。到頭來，共和黨人比較不喜歡政府去幫助肥胖的人，民主黨人比較偏好對甜食與含糖飲料徵稅，好遏止垃圾食物的銷售。其他的研究也確認了，在面對問題時，保守人士比較喜歡用更為廣泛的禁止措施以避免負面結果，自由人士則比較偏好針對目標加以解決，希望能夠有正面結果。
二○一○年，演員柯林佛斯（Colin Firth）才剛因在電影《王者之聲：宣戰時刻》（The King’s Speech）中飾演英國國王喬治五世而獲得奧斯卡獎提名，就對科學家拋出難題，要科學家搞清楚那些在熱門政治議題上和自己唱反調的人，「在生物本質上出了什麼差錯」。倫敦大學學院的神經科學家格萊特．里斯（Geraint Rees）接受了這項挑戰，他檢查了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人士的腦部結構，並且在發表研究論文時把柯林佛斯列為共同作者。
里斯發現這兩類人的腦部結構模式各有不同，研究人員由腦部掃描結果來判斷受試者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正確機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二。保守派人士的杏仁核往往比較大（這個部位在恐懼和焦慮時會活躍起來），自由派人士的前扣帶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比較大，該區域負責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批判分析思考。研究中立派或是騎牆派人士的腦部結構與活動應該會很有趣。有些人可能會認為他們的杏仁核和前扣帶皮質比例相當、同樣活躍，這或許能使他們的恐懼和理性保持平衡。值得注意的是，習慣拖拖拉拉的人，杏仁核也比較大，這可以解釋他們為什麼老是拖延：害怕行動造成了不良結果。在政治中，可以說明為什麼保守派人士和自由派人士對於會打破平衡或是顛覆傳統的新點子，態度截然不同。
現在你知道那些梗圖為什麼無法打動政治立場不同的臉友了。因為你不是只想要他們能夠改變心意，而是要求他們改變大腦。上面種種研究結果指出，我們面對潛在威脅、壓力以及衝突時，人類腦部的結構深深影響了我們的反應，也影響了我們的政治傾向。
從演化的角度來看，人類這個物種中有各式各樣政治傾向的人是很合理的。保守派善於察覺潛在威脅，自由派長於評估威脅，在彼此合作的社會中，這些互補的能力有助於謹慎地促進文明進展。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無法反抗挑起兩方爭鬥的極端者，也就不再尊重對方的長處。比起打破身分、傾聽另一方的憂慮並且好好思索，把對方斥為「陰謀論渾蛋」或是「自由派人渣」容易多了。我們必須要戒除由部落時代團體迷思引發的短暫多巴胺報償成癮，運用邏輯和理性達成折衷方案，好得到長期回報。一九九一年搖滾樂團「生活」（Live）警告生活在黑白分明世界裡的危險，現在我們應該要學習看到「灰色地帶的美麗」。
改變他們的想法雖然困難，但並非不可能
說到改變想法，改變年輕人的想法比較容易些，人類的腦部到了二十五歲左右才會完全成熟，過了這個年紀就像是熔岩已經凝固，會堅決抗拒改變對於某些議題的看法。為什麼到這年紀後，人類的認知要塞會如此難以攻破？有的時候就連堆積如山的證據和瓦肯人般扎實的邏輯，都無法動搖顯然錯誤的信念。
人們是如何看待那些自己堅守的信念？腦部影像研究提供了新的見解，只不過這個見解令人沮喪。在對自由派人士的實驗中，研究人員讓受試者看幾條有政治意義的陳述（例如「墮胎必須合法化」），以及幾條沒有政治意義的陳述（例如「每天服用多種維生素有益健康」），受試者要回答是否同意，然後說明反對這些陳述的理由。
結果很有趣。面對沒有政治意義的陳述時，受試者可以毫無困難的重新評估自己的觀點，但是對於政治陳述卻寸土不讓。受試者的政治信念受到挑戰時，杏仁核的活動增強，彷彿是受到了威脅。在遭遇到其他的威脅，或政治信念受到挑戰時，情緒反應會如同騎兵來襲，侵入決策系統。除此之外，這時腦中和自我表徵（self-representation）相關的區域也會活躍，意謂腦部難以把這些信念和自我印象分離。換句話說，挑戰人們的政治立場或是政黨領袖，相當於挑戰人們的自我認同。人類的女明星腦沒有自我認同就活不下去。我們不願意面對自我認同的危機，於是選擇否定證據或是白眼以報，就像是稱職的公關祕書所擅長幹的事。
當我們聽到其他人同意自己的想法時，會得到由多巴胺引發的報償感覺，所以不意外，我們會去尋找支持自己信念的論點，就像是ET跟著花生醬巧克力糖。幸運的是（或是不幸），在網路上很容易就能夠發現和自己有相同信念的人，不論那些人有多古怪。人類的女明星腦看到支持自己信念的證據時，會舉杯致意，遇到反對自己信念的證據時會把杯中的飲料潑上去。這種不恰當的行為稱為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
二○一六年，倫敦大學學院的神經科學家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指出確認偏差很容易出現。沙羅特把受試者分成兩群，區分的標準是相不相信人類活動會使得氣候變遷的速度加快。接著她告訴兩群中的某些人說，科學家重新評估了資料，發現氣候變遷的速度比之前認為的還要快；而對兩群中其他的人說分析的結果顯示氣候變遷的速度沒有以前所想得那麼糟，看看哪些人會相信哪些說法。相信氣候變遷的人，嘲弄氣候變遷沒有那麼嚴重的新分析結果，但是會接受狀況更嚴重的新分析結果。否定氣候變遷的那一方也是一樣，否定者拒絕接受氣候狀況惡化的新結果，但是接受了情況沒有那麼糟的結果。換句話說，人類的腦只接受能夠強化已有信念的證據，這實在令人不安。絕大部分的人和這個實驗中的受試者一樣，過日子的方式並沒有遵循湯瑪士．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箴言：「我要做的事情是讓自己的想法符合現實，而不是要現實符合我的想法。」
偏差確實是糟糕的習慣，而且乍看之下和人類具有大腦的目的並不相符。但是確認偏差一直存在，因為腦中負責情緒的部位是最早演化出來的，存在的時間要比後來的理性思考部位來得久，這可能是情緒往往戰勝邏輯的原因。艾茉莉大學的心理學家德魯．威斯頓（Drew Westen）把確認偏差放到顯微鏡下仔細觀察（更精確的說是放到腦部掃描儀器中觀察），發現到受試者在面對自己所支持的政黨領導人自相矛盾時，腦部負責分析的部位完全死寂，而這時候腦中活躍的是負責情緒反應的部位。威斯頓也觀察到，受試者聽到自己偏好的政治人物的好話時，腦中的報償中心就好像是開滿花田。他的結論是：「基本上，死忠黨員會持續轉動認知萬花筒，直到想要的結果出現為止。」能讓女明星腦變臉的資料會被當成假新聞，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人士皆是如此，至少他們現在有共通之處了。確認偏差讓你的傑出論點被當成耳邊風，也讓你對於對方的論點充耳不聞。
這種僵局看來無法打破，不過中學老師在辯論社使用的方式可能會是解決方案：學生除了要為己方的立場辯護，也要為對方的立場辯護。只要我們能夠體認到兩方的說法的確有其道理，便可能展開有意義的對話，慢慢找出折衷方案。基於用證據往往無法說服心中已經有定見的人，沙羅特建議可以訴諸於情緒、好奇，以及對方解決問題的能力。舉個惡名昭彰的例子：反對接種疫苗的人依然相信疫苗會造成自閉症這項錯誤研究，並且強力排拒數百篇指出兩者無關的研究。但是如果提醒這些反對者染上麻疹、腮腺炎和德國麻疹可能發生的結果，他們改變想法的機率會提高三倍。要改變對方心意，比較有效的方式可能是集中討論兩方共同的目標，而不是意見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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