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舊時代的人物們
利文祺
水晶的散文和小說有舊式風格，以年輕的觀點來看或許不合時宜，
但他的文筆照鑑了舊時代的人們，屬於民國初期，
國民政府來台，五、六○年代，以及後現代五彩繽紛的物質台灣。
我對水晶的第一印象，來自於陳芳明在《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提到張愛玲時，認為水晶的《張愛玲的小說藝術》以及其研究功不可沒，不同於以往夏志清等人將張愛玲至於反共文學作家，水晶是第一位超越政治偏見，「純粹就（張愛玲的）文學作品本身進行藝術的考察」。同時，水晶也指出朱西甯和王禎和如何受到張的影響，也預言了張如何被重視，水晶言：「張女士注定要在自由中國，成為最重要的作家，受到許多後來者的推崇與讚美。」此時，水晶對我來說，只是個推動文學的評論家。
然而閱讀他的作品，我發現他許多有趣的一面。水晶本名楊沂，1935年生於江蘇，之後舉家遷到上海。兒時的上海記憶可以在自傳小說〈安娣簡妮佛的黃絨虎〉窺見端倪。這是一篇有趣的小說，從水晶的孩童之眼，觀看家族在國共內戰時的興衰，人情的嚴峻冷酷。主要角色乾娘是在亂世仍「照樣燙髮、化妝，粉白脂紅，有幾件鮮豔的織錦旗袍」，乾爺則敗掉了家產，賭博、逛窯子、吸鴉片，樣樣都來。而大姊夫曾在國民黨軍之下做事，如今共產黨要來抓他，水晶的母親想護著他，其他近親卻冷酷地要把他交出來。
自傳小說，回憶逃難記
有一天，年幼的敘述者和家人在看梅蘭芳復出的第一場戲，也等著要來觀戲的乾媽，等不到乾媽卻等到了惹人厭的乾爺。乾爺大哭，說乾娘暴斃了（其實是自殺）。而後上演了最精彩的戲碼，乾爺問水晶的母親關於葬禮：「――到時候你們還沒有離開上海吧？」恰好說中了母親急欲帶著一家，離開中國躲避內戰的心事。母親只好回應：「彥伯，你放心，星期二我們一定來。」此時，讀者開始思考這樣的難題該怎麼解決，不去的話表示被說中了，去的話可能離不開中國。最後，明智的母親想到一招，而凸顯了母親保護全家的用心。她待在家中，只讓大姊去葬禮，讓她向可鄙的大舅說：
買船票的事是有的，不過，只買了兩張，是她和大姊夫想走。母親並不想離開上海，因為──她年紀大了，又有高血壓的毛病。一時瞞著大家，因為實在不好說。母親吩咐過，萬一今天遇見大舅，大舅問起來，要據實以告，還要大舅舅代為保密，別告訴別人……
這棋下得太好，以祕密換祕密，犧牲換成全。大姊向大舅說了祕密，也求祕密不要外洩，成為另一種她和大舅之間的祕密，而母親也決定作為「人質」，換大姊夫、大姊和水晶的自由。故事最後，水晶提到，乾爺在共產黨底下竟吃得開，成為一塊極好的樣板：在舊社會無可救藥的人，竟在新社會的援助，重獲新生。
這篇故事還有後話。在〈船過水無痕〉一篇，水晶描述和二姊過了半世紀在美國重逢。此時才回憶如何逃出中國，當時解放開始，大姊夫和大姊登上了輪船逃亡，臨走時把幼小的水晶順便帶走。母親完全蒙在鼓裡，意識到時他們已經投奔自由。母親之後的心思朝朝暮暮，想著那離開的一兒一女。而二姊的身世也相當特別。她在16歲就蹺家投奔共產黨，後來升遷，「後面跟著帶槍的小解放軍」。民國34年，母親輾轉住在南京，後來和這女兒重逢，但總是對她很客氣，話也不多。水晶知道「母親是不喜歡共產黨的。先父在抗戰時期、重慶國民政府當過不大不小的官，她對共產黨的厭惡感可想而知。怎麼到頭來女兒也幹起這一行來？」從此母親生病時就喜歡躺在床上，生病後更少下床。水晶想著：
外面是個殘酷的世界。從民國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短短的五年不到，這個殘苦不仁的世界，奪走了她的丈夫，逼走了她的愛子、愛女、愛婿……她已經無處可以遁走，只有賴在床上，用悔罪式的思念，消耗生命中的餘念（年）餘瀝（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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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虛構小說〈午夜夢囈〉也是我讀來深感趣味的。水晶將故事中的外省人的「我」比做許仙，林素真為白蛇、以及符艷女為青蛇（兩人皆為本省人），徐姓上司為法海。在這次到谷關的公司郊遊，「我」迷戀上了同事林素真。在颱風欲來的晚上，旅館彷彿鬧著鬼魅，「我」卻突然意識到林素真在溫泉池中自殺了，趕忙急救之下才保了性命。而後回到公司，「我」在情慾的作祟下，決定一再地向林素真表白，卻收到林素真委託符艷女提出的鄭重婉拒。後來，林素真自殺了，「我」找到了符艷女詢問原委，確定當時謠傳林素真和徐上司的戀情是真的，而林素真覺得自己被玷污而配不上「我」，婉拒了「我」的追求，也因為和徐上司不堪的地下情而結束生命。這段故事，根據水晶所言，乃想重新闡述法海的心理，他認為法海嫉妒年輕、春風得意的許仙，法海是「老醜而又道貌岸然一本正經的男人，企圖納妾，又恐怕玉人芳心另有所屬而產生的嫉妒交加心理」。然而，如同〈安娣簡妮佛的黃絨虎〉，水晶善於將故事營造得有趣味，吊讀者的胃，讓人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而恰巧兩篇小說都有自殺情節，原委又寫的那麼撲朔迷離，如水晶提到乾娘的死如《紅樓夢》的秦可卿，「閤家都有些疑心」，林素真的死也如此這般，恐怕是「淫喪天香樓」。
作家性格，散文見一二
水晶的散文，或許最能夠體現作家性格。主題涵蓋生活大小事、民初流行樂、張愛玲研究、電影、中國文學、英美文學批評。他寫美國生活，也寫歸回台灣的瑣事。美國生活大抵不脫華人如水晶的散文作品《拋磚記》、《蘇打水集》、《流行歌曲滄桑記》、《桂冠與荷葉》、《水晶之歌》、《說涼》。何看待美國，有些描寫處相當新鮮，如〈地鼠與玫瑰〉描寫地鼠如何咬嚙玫瑰的根，或者作家體認到自身客居於此，終究不是美國人，於是以一種憤世的心情觀察社會，如〈美國精神何在〉，水晶認為美國強調的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在這20年逐漸消逝，僅剩欺騙和不盡責。
〈對不起，借過一下〉描寫中國人在美國寄人籬下，渴望融入，卻又格格不入，產生特有的卑奴又自大的心態。水晶提到美國甚囂塵上的種族主義，並開始打轉美語中「對不起」到底有多少含義，最後他發現，「對不起」在讓路時竟表示「滾開點」！水晶自我安慰：「你喊這個詞兒，只代表你的種族優越感，其它我們一律平等。」某天，他們討沒趣的找了超市試驗，一位黑裔或西班牙裔的女子高喊：「對不起，借過一下！」敘述者道：
這時我有一個不可理喻的衝動：想笑出聲來，但是我不能！在優孟衣冠禮儀之邦的美國，這樣的「失笑」是要貽笑大方的。我強自把笑的衝動壓抑下去，代之而起的是一陣不可遏止的憤怒；這太豈有此理了，這樣小不點人兒，竟也是美國主義的一個執法者。
這篇自嘲的散文，讓我們看到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以及人在異地遭受不平時的懦弱和無力。
他對美國有「獨到的偏見」，水晶從美國回到了台灣，他的散文開始描寫台北生活，如花市、切西瓜、養鳥等，有時也寫下另一種「獨到的偏見」，讓現今的讀者感到好笑，想著水晶到底是認真還是反串？如〈誘惑的紫色〉梳理該顏色在中國史的意義，是孔子所言的「惡紫之亂朱」，或《紅樓夢》中鳳姐穿的紫貂，「使人想起魅麗的異鄉趣味，亦非正色」，或如舊金山同性戀區的「粉光脂艷」的房子。當今的台北，讓他誤以為回到了「同性戀族人聚居的卡斯楚區」，只因台北街頭巷尾都漆成了紫色，「歌林冰箱，扶手把柄、品牌，也有一半綴以淺紫色」，這是儒家所賤斥的「擋不住的誘惑」，水晶道：
跟著紫色浪潮洶湧而來的，是黑星手、安非他命、校園暴力、警匪槍戰、立院的火爆場面，還有，就是即將來臨的大地震嗎？啊！紫色，可怕的紫色……聰明的台北人，拜託，不要一味說「只要我喜歡」，請趕快放棄這代表災星到臨的亂色吧！
喜愛老歌，書寫滄桑記
他對老歌的喜愛，觸使他寫了《流行歌曲滄桑記》，這本書剖析了早期重要歌星的作品，以及留下了一些訪問。坦白說，這本書我讀來是無味的，原因為對於這些歌星的不熟悉，以及毫無年代劃分的章節，但這也不能怪水晶，這本書是要給有一定知識的老讀者。在這本書的序，水晶提到流行歌的研究來自於1979年，他在經營博士論文，當時他抗拒博士論文的寫作，因為那不是靈性之作，只是為了功名而已。他在花園中修剪殘枝敗葉，此時，「下意識裡冰封著的流行歌曲，便春雪般地溶解開來，而且浪濤洶湧，只管奔湊了來」。在研究老歌的過程，水晶意識到並沒有所謂的時代淘選，所謂好的老歌禁得起考驗並非事實，「殘存的不一定是『天演論』的勝利者，沒的也未必盡是劣贗品，中國人的淘汰原則完全是不天然的，人為的因素倒佔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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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也主持電台節目「水晶談老歌」，介紹民國38年前的流行歌。收錄在《說涼》的兩篇散文〈我到上海挖老歌〉、〈莫忘今宵〉，描寫輾轉尋歌過程。前者提到他託人在上海圖書館找尋四百首老歌，卻讓事情越來越複雜、離題，讓他不得不親自到中國一趟。在第二篇散文，提到水晶的上海驚魂記，他坐上計程車後，兩位司機向他要美金或台幣相換，水晶立即警覺到他們將拿假鈔交換，隨即鎮定地請他們先找尋旅館。在遍尋不到旅館的情況下，眼看時間越來越晚，水晶立即想到他在上海的接應，於是要求找電話亭。司機將車開到黑弄堂口的小屋內，通話時朋友要水晶留下電話號碼和地址。回到車中，果然從黑影裡竄出兩三位強盜，手裡攜著械，吆喝著：「車上的台胞老先生，勿要怕，阿拉載儂去儂要去格地方。」車上司機則說：「儂勿要亂來，車子裡坐勒是台胞，晏歇府（等一會）公安同志來了，儂勿要跑！」在驚慌之中，想來就要完蛋，然而衝出了一名中年人，「看起來像是舊社會的龍頭老大。他揮揮手，兩名鼓譟得正兇的年輕人，機器人似的停止了一切火爆的語言、粗魯的動作。」
這是事先預演好的嗎？他們為何打算搶起來之後又放了他？車上的兩位司機是同夥的嗎？後來他見到了朋友，朋友說，當初要水晶留下訊息或許讓他們打了退堂鼓。因為朋友知道水晶的下落，也可以聯繫公安。又或者司機對是上海人的水晶留情，這一切已不得而知。
朱宥勳：
一九五○年代的燠熱與陰影
其實我並不喜歡一九五○年代的台灣文學作品，但我對一九五○年代的台灣文壇很有興趣。
在那個時空裡，人的才華幾乎都被貧瘠、混亂的時局給餓死了，註定是出不了幾個好作家的年代。但同時，也正是因為貧瘠、混亂，所以人人在那殘山剩水之境，勉力去留住一些自己的痕跡，這樣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種浪漫主義式的小說了。
於是，在這次的計畫中，我接下了尉天驄與張道藩兩位一九五○年代的文壇人士。幾經輾轉，發現他們兩人之間，其實可以用一名傳奇人物串連起來。於是，就有了〈帕米爾的某一午後〉和〈圖書館的某一午後〉兩篇小說。這是兩篇沒有辦法單獨閱讀的小說，因為裡面充滿了密語和變造的文學史，甚至兼及了當時還未在文壇亮相者的諸種典故。
不知為何，我腦中的一九五○年代總是午後。襖熱的，陽光敞亮到必然衍伸出大量陰影的那種光景。人走在毫無遮蔭的街道上，走在亞熱帶台灣的氣候裡，是拿那樣的光與熱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圖書館的某一午後——在「道藩樓」醒轉的夢
朱宥勳
一進去道公就感覺不對──有個矮胖男子，
竟就坐在道公平素最喜歡的一座沙發上，熱心地讀著一本薄而陳舊的書，
身前的桌上還散了幾本，看起來就是從旁邊架上挖下來的。
這一陣子，道公每天將近中午時，就會從「道藩樓」的某間空教室悠悠醒轉過來，像是睡了過於漫長的一覺那般。這樣的甦醒頗為詭異，睜眼頭一個念頭都是：「我不是死了嗎？」起身走幾步，他才會從走廊上的穿衣鏡裡，看到自己早該失去的中年的臉。這樣的時光錯亂，反而讓他重新確定自己真的是死了，只是不知為何魂魄未散，還滯留在這裡。
他不太記得死的感覺了，真要說的話，當年在貴州被周西成上老虎凳的那一刻，還比較像是死過一次的樣子。
這裡是道公死後五十年的政治大學，他甦醒之處，正是一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樓。一走出去，背後就是「季陶樓」。道公習慣往山下踱步，穿過準備到學生餐廳午餐的一簇一簇學生，先是經過「志希樓」、「果夫樓」，最後才抵達建築氣派的「中正圖書館」。季陶、志希、果夫，再算上道公自己，這四幢樓代表了政治大學前後的四任教育長――不，那時候還不叫政治大學，而叫「中央政治學校」；校址也不在現在這座山上，道公上任的時候，學校已從南京遷到重慶了。
那時的校長是蔣公，教育長實際上就是統領校務的第一人。
當年如果沒有他，抗戰那時節，學生甚至吃不上一頓白米飯呢。
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掛在紅磚大樓的眉頭位置，起先頗令道公感到得意。頭幾次醒來，他反正閒得發慌，就隨意拉路上的學生，問他們知不知道這些樓名的典故。
「季陶樓的意思……應該就是希望我們陶冶人格，之類的吧。」一位被攔下的男生皺眉，同時露出困惑與無聊的表情，彷彿道公問了什麼不得體的問題一樣：「志希樓就是要我們有志氣、有希望？你問這幹嘛？」
道公於是稍微安心了一點，看來並不是只有他的名字被遺忘而已。
魂魄之身，卻又與凡人行走交談無異，只是每天都要近午才醒，日落之後便消散無蹤，毫無夜間的記憶，這樣的存在型態是道公從未想過的。跟幼時聽過的鬼故事不一樣，他沒什麼冤情待雪。要說自己成為本校的土地神一類嗎？倒也沒覺得自己有什麼神力，既看不到其他鬼神，也毫無碎葉飛花之能。偌大校園，歷代教育長，只有他重生於此世，一個相識的人也沒有，長久下來不免有些寂寞。
於是，道公養成了在圖書館盤桓的習慣。他不再被透明且會自行移動的落地玻璃嚇到了，也慢慢知道如何閃避低頭把玩扁盒子、走路不看路的學生。他甚至開始喜歡上這個時代的冷氣了，溫度與濕度之適宜，都不是當年那些轟隆作響的笨傢伙可以比的。
更重要的是，一走進圖書館，他就會看到蔣公的塑像坐在那裡，氣度雍容。至少這個學校的人還是記得老校長的，沒忘記黨的培植與使命。如果說黃埔是黨的武學校，那本校就是黨的文學校了。
道公上了二樓，踱進右邊的「經典書房」。
這是一塊形狀不大工整，但布置得有如客廳般舒適的空間。兩面書牆中間，散落著四、五組雅緻的小桌與沙發，靠窗的地方也有蒲團可以坐臥。這裡之所以稱為「經典書房」，倒不是因為收了什麼《論語》、《紅樓夢》一類的名著，而全是政大歷代教授的著作。自稱經典是厚臉皮了點，不過收羅陳列自家教授的著作，也確實是館方有心。但讓道公略感淒涼的是，無論這裡的書輪換了幾批，始終就沒見過一本自己的著作，《酸甜苦辣的回味》沒有，《自救》、《殺敵報國》沒有，更舊的《近代歐洲繪畫》更不必說。略可安慰的是，進到這間書房的人，其實也沒有在看架上的書，人人都在玩那怪異的扁盒子，這樣一來，自己的書在不在架上，好像也就沒有差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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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不同。一進去道公就感覺不對――有個矮胖男子，竟就坐在道公平素最喜歡的一座沙發上，熱心地讀著一本薄而陳舊的書，身前的桌上還散了幾本，看起來就是從旁邊架上挖下來的。此外，矮胖男子的椅背上還掛著一副塑料袋，裡面似乎塞滿了字紙。道公好奇心大起，矮胖男子看上去不過三、四十歲年紀，顯然比手上的書要年輕得多。他偷眼一看，書背上印著是《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論》，作者是葉青。
竟然是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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