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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鴉片的政治經濟學
當年乾隆朝限制傳教士自由活動，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相對較早的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保護觀念，景德鎮瓷器製造技術領先全球，然而，在耶穌會會士竊取了製造技術之後，歐洲各國開始得以與中國競爭，不再倚賴中國。一直以來，限制教士之政策與行動被視為中國是孤立的、故步自封的、對外國人不友善之證據，然而，若從產業競爭、智慧財產保護的角度來觀察的話，乾隆皇帝或許是世界的先驅，即使在清朝末年以前，上自皇帝，下自升斗小民，尚無「權利」之概念。
頤和園的興建，說是挪用了北洋水師的軍費，讓清朝的海軍無法「現代化」，以致於在戰爭中大敗。整件事，慈禧似乎應該為晚清失敗負起全責，如果當時的年度預算依法不得任意變更，必須按計畫執行的話。可是，換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慈禧太后也許和乾隆皇帝一樣，在某方面是走在時代的前沿？有沒有可能，她提早看到了日後北京觀光產業還得吸引外籍遊客，而執意修建頤和園呢？還是她已經知道了西方列強的軍火工業是維持其優勢的重要關鍵，無論清廷花再多的錢也不可能買到可以與西方匹敵的船艦呢？錢若是花了，船上的大砲射程卻不夠，準確度也讓人不敢領教，那麼，花大把銀子去買西方列強淘汱的軍艦，軍火真能升級？還不如為後人留下座美麗的花園，大賺觀光財。吾人提出這個可能性，慈禧太后或許早已知道產業競爭的邏輯，不如將錢用在更適合的地方。
鴉片煙與世界觀的形成
本文目的在於討論趙穗生教授在二○一五年在當代中國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裡所寫的〈重思中國的世界秩序：朝代更迭與中國的崛起〉一文當中的些許問題，並且提出不同的觀點。經由證明誠如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認為，中國向來採取敦親睦鄰的外交政策。趙穗生一開頭便提出個問題：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否是因為愛好和平的傳統使然？無論中國歷來的皇帝是否採取敦親睦鄰的和平政策，可從知識分子，或稍微延伸到平民老百姓的實際行動中看出。因此，趙穗生調查中國的世界秩序，以瞭解中國的世界觀，這是他研究的第一部分。
〈重思中國的世界秩序〉的第二部分主要由圍繞鴉片戰爭的相關議題組成。副標題「朝代更迭與中國的崛起」顯示在中國推動經改（一九七九）年之後，相較於之前的沉淪，或說，是清朝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沉痾，而顯出的進步。對中國而言，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這個巨大的恥辱帶給知識分子難以承受的衝擊。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甲子（六十年中），清朝與西方（和東方的日本）強權訂立一連串不平等條約。趙穗生的敘述中可看為弦外之音，清朝政府應當受責備。他認為中國以主權國的身分與國外簽這些不平等條約，然而這就說明了外國與清朝擁有對等的外交地位，但在大清帝國文化優越性的遺風之下，這被當作不是真實的。換句話說，清朝被認為應該要更為強大，也應該比想像的更凶猛的想法，瀰漫於普勞大眾和知識分子心中。
然而，筆者以為，執著於所謂的「平等（之外交關係）」阻礙我們明窺直視真實的情況，因為實際上這點更像表淺的說法，而難以看到英國對清朝發動戰爭的真正理由。此外，將重點置於清朝這個「傳統的」帝國與英國「先進的」工業都心的文化衝突，難以解釋政治—經濟的條件，最終導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清朝乾隆皇帝（一七一一～一七九九）。在位一七三六～一七九五，之後當了四年的太上皇）與英國大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對於晉見皇帝禮節的「誤解」，似乎無法告訴我們英國政府真正所關心的。
就當前的研究，我們改變先前所提的兩個主要部分的順序，當然，鴉片戰爭顯然改變中國（華人）的世界秩序。因此，我們首先來看鴉片戰爭，與檢視之後的世界秩序。首先，部分學者相信，鴉片戰爭之所以爆發，乃是因為清朝閉關自守，完全無視自由貿易。所以，我們來看看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實際上是怎麼回事。本文認為，自由貿易不過是那些先進國家的「綱領」而已，實際上，英美與其他先進國家採取保護主義，來極大化自身的利益。其次，趙穗生的部分論點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主要是關於鴉片戰爭。其中一個理由是，戰爭帶來對世界觀不可逆轉的影響。第三，本文認為有必要重新勾勒鴉片戰爭的圖像。我們運用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補充趙穗生的敘述。第四，在他的文章裡，中國的世界秩序是裡頭兩個重點中的一個。我們提供例證，來說明一個非左即右、非一即二的問題：中國過去到底採取懷柔或強勢的外交政策，看來是過分簡化了。吾人認為，實際情況應該更為錯綜複雜。
包著自由貿易外衣的保護主義
在這裡，我們首先指出富有的國家並非真正信持自由貿易，而是自由貿易「信仰」之異教徒。其次，本文指出先進國家並非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的先驅，而是保護主義。第三，開放市場能當作一國是否秉持自由貿易意識形態的判定標準嗎？我們用非法的商品鴉片來討論之。
自由貿易的異教徒：富有國家
就直覺，自由貿易政策意謂市場會進行自我規範。對國家來說，由於市場交易雙方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而完成交易，因此國家無須參與或干涉。過去幾十年來，富有國家（先進國家）常常呼喊「自由貿易」的口號，但實際上才不是那麼一回事。實際上，這些先進國家才是扭曲所謂能自我調控之市場的始作俑者。在二十一世紀初，實際情況沒有太多變動，美國與歐盟持續補貼農業，另一面卻要求開發中國家開放市場，進行自由貿易。例如，在二○○二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簽署支出高達二千四百九十億美元的農場法案，之後，每年以總支出的百分之十遞增。歐洲的情形也差不多，由於歐盟實施農業共同政策，給予農業相當優渥的補貼，這使得歐盟能將生產過剩的農產品傾銷到新開發的市場。這點，對於國外市場產生致命的影響。
歐盟的農業共同政策可說是過度保護。例如，歐洲最大的乳酪供應商Arla食品公司，便出口四百三十萬磅的乳酪到多明尼加共和國。其中，歐盟補貼一百一十萬磅，使他們能用比當地便宜百分之二五的價格外銷。在過去二十年歐盟的高度補貼，超過一萬名多明尼加的酪農失業。更早以前的例證也說明相同的事，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強迫海地共和國開放稻米市場。這樣一來，美國所生產的廉價稻米便大量出口到海地。這使海地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稻米能自足，後來卻得花一半的盈餘去購買進口的稻米。當時，英國糧食與農業部大臣Larry Whitty說道：「促銷〔此開放〕政策並非達到自給自足，而是競爭、競爭、再競爭。」因此。能夠這麼說，對於富有國家來說，這些開發中國家應該毫不猶豫的全盤接受「自由貿易」這口號。但這些已開發國家並不是真心地信奉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特別在他們開始工業化的時期。
從上面我們看出這些富有國家，一方面持續運用某些手段干預（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卻要這些窮國擁抱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這兩手策略並非要到一九八○年代以後才出現，而是早在二百年以前就已存在。
保護主義的先驅
當我們談論國際關係時，洪鎌德教授說道：「後來擔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一七五七～一八○四）可以視為接近重商主義者，儘管他不以國家聚集金銀財寶作為國力之象徵，卻主張保護本國手工業，俾為新興的合眾國能夠與歐陸強權爭霸的工具，至少要使北美合眾國的貿易趨向平衡。」
與漢彌爾頓相似，德國「國家經濟學」學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一七八九～一八四六）可說是個國家主義者，他信持應當採取保護政策，特別當國家處於工業化的早期階段，產業仍無法營利的狀態之時。
本文認為漢彌爾頓與李斯特的部分觀點有其價值，特別用以理解鴉片戰爭對清朝與整個中國的意義。首先，對國家經濟，和部分地方產業而言，競爭是在市場上生存的不二法門。在這情形下，分食市場可說是你贏我輸、你輸我贏的零和賽局（zero-sum game）；其次，保護主義讓幼稚產業（infant sectors）爭取足夠時間茁壯，能獲得競爭力。第三，支持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的人，也會鼓吹只有在本國產業已能與外國競爭，才能開放市場。要人先學跑，而不是先學走，這顯然不是個好點子。
或許，沒人能比英國人更知道「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並熟稔它的操作方式。當代的例子，也就是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W. Reagan）與英國前首相鐵娘子之稱的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 Thatcher）在一九八○年代所鼓吹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在我們心中所呈現的映像。他們嘗試鼓勵所有開發中的經濟體鬆綁政府管制（控制），特別在金融上頭，並開放市場，將國有企業民營化，諸如此類。自由貿易的屬性基本上可以回溯到十八世紀時，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所提出的絕對利益法則，根據他的說法，只要該國生產的特定商品比其他國家更適合貿易（有價格優勢），那麼，進行貿易對雙方都是有益的。在市場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導引交易雙方，並且有條不紊的運作。建構在亞當‧斯密可謂傑作的理論上，保護主義對於經濟發展毫無助益。但很奇怪的是，美國與英國這兩個徹底實行保護主義的國家，卻有著最令人無法置信的成功發展。
針對這個矛盾，張夏凖（Ha-Joon Chang）提出一些想法。在這裡，我們首先檢視美國，其次是英國。他認為：「在林肯（Abraham Lincoln）競選總統寶座時，他在關稅這件事情上保持沉默。……然而當他勝選，不旋踵便將關稅提高到美國歷來的最高水準。林肯所提供的理由和美國為何要首次制訂高關稅率是一模一樣：例如籌措戰費（一八一二～一八一六與英國的戰役）。然而戰爭結束後，關稅依然維持不變，甚至提得更高。所製造的商品居然要課徵百分之四十～五十的關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並且這關稅可說是全世界最高的。……雖然，美國是全世界最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國家，但整個十九世紀，乃至一九二○年代末，它也是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因此，能幫助經濟成長的並非自由貿易，剛好相反，是保護主義。
美國如此，那麼英國又如何呢？張夏凖指出：「在當今被視為貿易保護主義發源地的法國、德國與日本，並未像英國或美國如此徹底地保護貿易，從中取得貿易優勢，然後搖身一變成為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實行保護主義的法國常被拿來與實行自由貿易的英國作比較。但在一八二一～一八七五年，特別在一八六○年代早期，法國的關稅總是比英國來得低。即使法國在一九二○～一九五○年間變成保護主義國家，平均的產業關稅率也總是低於百分之三十，但同時期的美國與英國的最高點則到達百分之五十～五五。在德國，關稅相當的低，製造業為百分之五～十五，遠低於在一八六○年以前美國和英國百分之三五～五五的稅率。在對日本來說，在工業化的初期實行自由貿易，但不是出於自願。這乃是由於西方列強在一八五三年後強迫日本締定不平等條約，迫使日本開市通商的緣故。直到一九一一年，這些條約要求日本的關稅保持在百分之五以下。即使後來日本重新取得關稅自主權，並提高稅率，製造業的稅率也才百分之三十上下而已。因此，假如歷史告訴我們些什麼，那麼可以說，保護主義才能累積國家財富，自由貿易並不能。
開放進口市場，也包含毒品？
從以上分析，不難發現並非信持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而是保護主義，才使富有國家達到現今的地位。一般來說，自由貿易政策只有在兩個條件下才有功效：其一，商品具有競爭性；其二，編列預算高度補貼，並給予優惠融資以扶持商品生產。另外，「自由貿易」之所以能夠遂行，乃是十九世紀用洋槍大砲抵著腦袋，鴉片戰爭就是一個例子。
通常支持自由貿易的方式就是開放本國市場，免稅、或者採取低關稅，並且開放市場意謂著政府應該儘少的介入、干預市場的運作，這也是個國際趨勢。夠滑稽的是，許多人相信所謂的「國際趨勢」，特別是這些低度開發國家的人民。雖然我們無法斷言為何會這樣，但根據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說詞，關於「南京條約」之後，說明一件重要的事情：「現代」的中國從「傳統」的房間抽離而出。當中國打開門戶，原來應該能夠撥雲見日，但當中國擁抱自由貿易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此簡短解釋。
有種說法是，自一八二○年代開始，英國從保護主義開始轉向自由貿易。例如和外國人貿易，那時擔任英國貿易局總裁的William Huskisson（一七七○～一八三○）就任之後，便開始修改增加國庫收入的租稅法案與保護貿易的政策。這乃是由於Huskisson（與先前所提的Hamilton和List）相信，在工業化剛起步的階段，保護政策是有必要的。因為在那時，幼稚產業仍無法與其他國家競爭。換言之，早在一八二○年，英國的企業家因「他們找不到需要國家保護的競爭對手，因此，他們只消壓低成本大量生產，廣銷產品即可」。
不僅如此，英國企業家對於他們最新的工廠生產系統過於自信。所言「他們打遍天下無敵手」，或許是指歐洲鄰近國家。但當他們想把貨物拿來長江三角洲賣的時候，這個區域繁榮的景象不下當時十九世紀的歐洲，英國的企業家，或者該說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n Company, EIC）卻發現想賺錢不是那麼簡單。如果我們瞭解重商主義是怎麼回事，那麼我們就不意外支持自由貿易的人他們所假定的一切，包含動用槍砲、累積財富、自由貿易（甚或「被迫」貿易）。在一八四○年代初，清廷被迫增設更多通商口岸，來與外國商賈無限制地貿易。在一八二○年代，英國政府開始擁抱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那時英國商人能在廣州自由買賣。二十年後，他們能在更多地方進行買賣、賺取利潤，如福州、廈門、上海、寧波等地。這些沿海城市擁有較高的購買力，也就是相對富有。為何他們不買英國其他的商品，而唯獨去買鴉片煙（福壽膏）呢？答案很簡單，假使重商主義教我們什麼，那就是鴉片買賣可說是一筆橫財。
關於自由貿易的概念，許介鱗的觀點應該能為大家所接受，也就是：英國全心全意的鼓吹這個信念。他認為，從十八世紀以後，歐洲人對中國茶葉的需求日益殷切，使英國陷於貿易赤字的局面。由於英國進口茶葉，導致白銀外流到中國，進而推升英國本土的物價。根據許介鱗的說法，廣州「公行」，也就是官方指定的貿易機關，是英國想從中國賺錢最大的絆腳石。英國為要去除這個障礙，馬戛爾尼與其他使節團在一七九三和一八一六年兩次派遣到中國。馬戛爾尼請求乾隆皇帝擴大貿易，但沒有成功。
我們可以發現許介鱗似乎弄錯了什麼。他所錯認的，正好是一般為大家所接受的論述。事實上，中國對英國生產的商品並無太多需求，恰好相反的是，英國大量需求中國所生產的茶葉。對英國來說，貿易赤字必須解決，而解法就是鴉片。因此無須擴展什麼市場。簡單地說，許介麟所言，馬戛爾尼請求乾隆皇帝開放中國市場似乎無甚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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