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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對話中國」智庫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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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2
第六章　黨天下

鄧小平和蔣經國是偽裝的改革派。比經濟改革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必然觸動一黨獨裁的體制。鄧小平和蔣經國對這一步的改革的回答，是同一個字：否！

共產陣營內部不是沒有真正的改革派，中國有胡耀邦和趙紫陽，匈牙利有納吉，捷克有杜布切克，但他們都成為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和反改革勢力的犧牲品。

曾任匈牙利總理的納吉，因堅持「民主化」、「法治化」是「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好形式」而被黨內左派同僚罷黜。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發生革命，納吉被民眾擁戴為領袖，推動自由化與退出以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蘇聯紅軍出動十二個師長驅直入布達佩斯「平亂」，納吉被捕後被押往羅馬尼亞軟禁。一九五八年，因納吉拒絕認罪，經祕密審判，以叛國罪之名處決。一九八九年，匈牙利民主化後，納吉獲重新安葬，在匈牙利人心目中是改革的探索者、先知先覺的殉難者。

鄧小平也曾「榮幸」地被文革激進派拿來與納吉相提並論：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發生民眾藉悼念周恩來而反對文革乃至反對毛澤東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視為幕後操作者，「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當面譴責鄧小平是「中國的納吉」。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說「四五」事件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國的重演，鄧小平是「鄧納吉」。毛一怒之下，再度免去鄧小平的一切職務。

不過，鄧小平拒不接受「鄧納吉」之名，他和張春橋、毛遠新一樣認為納吉是個社會主義的叛徒。在鄧心目中，黨性、黨權遠高於自由、民主、法治等價值。當年匈牙利事件發生時，鄧小平與劉少奇正奉毛澤東之命訪問莫斯科，他代表中方表示支持蘇聯入侵匈牙利，還勸說赫魯雪夫不要匆匆從匈牙利撤軍。代表團的翻譯師哲回憶說：「小平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權，不讓政權落到敵人手裡。蘇聯部隊應當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去，堅決維護人民政權。」中國的支持，讓赫魯雪夫迅速做出出兵匈牙利的決定。鄧小平也是參與殺害納吉的兇手之一。

共產黨陣營的另一位悲劇式改革者是杜布切克。一九六八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的杜布切克，主張「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推動「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蘇聯武力入
侵捷克，扶植傀儡政權。杜布切克先是被貶到土耳其當大使，然後在伐木所當機械師。當局將其當作「不存在的人」，祕密警察對其全天候監視，阻攔前去拜訪的客人。但杜布切克仍堅持其信念。

一九八九年，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杜布切克光榮歸來。十一月二十六日，杜布切克與哈維爾肩並肩出現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廣場麥蘭特里赫出版社樓房有名的陽台上，他們象徵著捷克和斯洛伐克反對派力量在反對史達林主義殘餘的鬥爭中的聯合。天鵝絨革命的目標實現了：修改現行憲法，刪去規定共產黨在社會中「領導作用」的第四條，結束馬列主義作為唯一准許的國家意識形態的統治。但不久之後，杜布切克意外地死於一場車禍。

納吉和杜布切克是真正的改革家，他們追求的是民主、法治、全民普選、多黨制等目標，與鄧小平和蔣經國一直堅持「黨天下」模式截然相反。鄧小平和蔣經國不是改革家，是反改革的
獨裁者。

鄧式偽改革：「經濟放鬆，政治加緊」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並不包括傷筋動骨的政治體制改革，他自始至終都要維護「黨天下」模式。文革結束後，鄧小平高舉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旗幟，也頻頻提及政治改革，但這些都是他用來向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文革既得利益集團奪權的策略，一旦權力鬥爭塵埃落定，他大權在握，立即恢復其本來的左派面目，開始新一輪「反右」。

鄧小平利用西單民主牆運動凝聚的民間輿論打壓文革既得利益集團，等到黨內高層的敵人被剪除，西單民主牆運動立即遭到強力鎮壓；鄧小平召集「理論務虛會」對「兩個凡是」派發起進攻，但眼見與會者發言大膽、突破理論禁區、全盤否定毛澤東，他立即踩下剎車，禁止討論的深入；鄧小平組織四千人大會討論若干歷史問題之決議，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文革（不否定文革，就無法為其第三次復出提供合法性），但其對毛的維護卻超過陳雲，因為「沒有毛，就沒有鄧」；鄧小平口口聲聲說「清除封建遺毒」、否定一言堂和家長制，啟動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其
實是對掌握最高權柄的華國鋒發起攻擊，換言之，華國鋒的一言堂和家長制一定要反對，但鄧小平的一言堂和家長制卻不能反對。

一開始，知識界被鄧小平的迷魂湯迷惑了，以為鄧小平真的要啟動政治改革，對政治民主化產生很大期許。他們認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可以借鑑資產階級民主的某些形式，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值得研究和借鑑。3然而，這些改革派知識分子很快就知道其所思所想跟鄧小平南轅北轍，他們在鄧小平掀起的政治運動中先後成為犧牲品，有些人在六四屠殺之後流亡異國他鄉。

鄧小平的目標不是知識界所渴求的政治民主化，而是把共產黨搞強大，即通過「改善黨的領導」來加強黨的領導。在一九八○年二月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鄧提出「改善黨的領導，提高黨的戰鬥力」的口號，因為在文革期間中共自身的組織受到重創，從中央政治局到各級黨委一度癱瘓。鄧在此前的三中全會上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賦予中紀委的「根本任務」是維護黨規黨法，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在五中全會上，鄧又主持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其中特別提出「健全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發揚黨內民主」。此後，鄧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核心是取消領導幹部的終身制—這是為逼華國鋒下台做準備。

一旦涉及到權力問題，鄧小平就磨刀霍霍、毫不手軟。在他逼退華國鋒時，黨內外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天津六十六軍砲團兩次召集團營幹部會議，表態支持華國鋒；大連、新疆等地出現「還我華國鋒」的標語。鄧小平十分惱怒，在北京軍區黨委的處理報告上批示說：「這是發生在軍隊裡的一件至為嚴重的、明目張膽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他更指出，這是「敵我界線的問題，不是思想認識問題⋯⋯是要另立黨、另立政府、另立軍隊這樣一個問題」。

當鄧小平取代華國鋒之後，他比華國鋒更專斷獨裁—他通過非法的「生活會」罷黜胡耀邦，通過在家中召集的八大元老會罷黜趙紫陽，跟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毫無二致。

史學大師余英時分析說，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等認識到，如果「黨」的路線不做大幅度調整，則「黨天下」即將面臨崩潰的危機。這是他們後來正式揭櫫「改革」旗號的主要原因，鄧小平也因此獲得「改革總設計師」的尊號。「改革」原指「路線」的「改變」或「革新」，但落在實踐層面則不可避免地牽動到原有「黨天下」體制（或結構）的內在調整。所以「改革」很快地便引出「體制改革」的觀念。「改革」是一個意義含混的概念，從當時開始流行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兩個名詞來看，「改革派」顯然主張同時在經濟與政治兩大領域中進行體制的調整。但以鄧小平對於權力世界有敏銳的直感，很快便領悟到：經濟體制可以改革，政治體制則因關係著「黨天下」的權力基礎，絕不能輕舉妄動：

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毅然宣布「堅持四項原則」，不但切斷了政治改革之路，而且也表明了在政治上即將收緊的意向。後來封閉「民主牆」、「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至「六四」屠殺等等都已在此時埋下了伏筆。所以一九八九年以來我一直斷定中共官方所謂「改革」必須理解為「經濟放鬆，政治加緊」八個大字。這才是「改革總工程師」的整體構想，體現了當時「黨」內當權派的集體意志：他們深信只有在這一新的最高綱領的指導之下，「黨天下」才能重新鞏固起來，二世、三世，傳之無窮。⋯⋯我們必須緊緊抓住這八個字的綱領，然後才能看清近三十年來大陸局勢的推移。⋯⋯一九七八年以鄧小平為首的當權派雖不得不藉「體制改革」以重建政權的合法性，卻自始便以維護「黨天下」為第一大事。

鄧小平的改革，有實質性的部分就是經濟上放鬆，這種放鬆只是相對於毛時代鐵桶一般的黨國經濟、計畫經濟而言的，也是文革之後中國的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狀態下不得已的修補之舉。它類似於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列寧為了緩解經濟困境而實施的新經濟政策。劉少奇和鄧小平在毛澤東的大躍進造成大饑荒的慘劇後，在一線拯救經濟災難，也曾實施類似的措施，比如允許農民保有少許「自留地」、在工廠以獎金激勵工人的工作熱情等。而另一方面，鄧小平在政治上維持鐵板一塊，對自由、民主這些理念恨之入骨，整個八十年代，反自由化運動一波高過一波，最終釀成六四屠殺的慘劇。

一九八六年，中國的政治氣氛相對寬鬆，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改：「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個標
誌。」、「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互相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話說得娓娓動聽，但實際上，除了「四項基本原則」之外，鄧小平還給政治改革加上兩個緊箍咒：政治體制上要加強共產黨的領導，經濟體制上要堅持公有制，改革最終的目的是「鞏
固社會主義制度」。所以，鄧的政治改革，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

當時，鄧小平讓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組織一個班子，設計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這本來應當是擔任總書記的胡耀邦的工作，但鄧小平偏偏繞開胡耀邦，說明鄧小平已經不再信任胡耀邦。而趙紫陽一向對意識形態問題不感興趣，是經濟方面的行家裡手，這也表明鄧小平只希望趙紫陽拿出對共產黨不傷筋動骨的改革方案來。趙紫陽奉命組建「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由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五人組成—左派元老薄一波明明是反對任何改革的頑固派，卻能躋身其間，顯然就是鄧小平安排在小組中的「監軍」。

據參與五人研討小組的辦事機構「政改辦」工作的學者嚴家祺回憶，在一次「政改辦」向五人小組匯報工作的會議上，薄一波以元老身份頤指氣使，總書記趙紫陽和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在其面前畢恭畢敬。在談到《深圳青年報》要鄧小平退休事件時，薄一波說：「我看這些人膽子不小。黨還沒有開代表大會，怎麼知道。國外還沒有要求小平同志下去，只講小平百年後的連續性。民主也是有界線的，那麼自由地提出問題是不行的。要服從共產黨的領導。」薄一波已經要求趙紫陽嚴肅處理《深圳青年報》後，又建議「常委過問一下《深圳青年報》的事情」。嚴家祺感歎說：「薄一波假借他維護鄧小平，蠻不講理，就使講理的人怕他。在政治上，當一個人怕另一個人時，最後的結果是，狹路相逢勇者勝。」可見，獨裁者是不願也不能退休的，討論獨裁者退休問題是大忌。

（摘自：《偽裝的改革者》，〈第六章：黨天下〉）

自序　破除神話，才能自由

在台灣，蔣經國神話揮之不去；在中國，鄧小平神話雲山霧罩；在海外華語圈及西方報導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媒體圈和學術圈，則是蔣經國神話與鄧小平神話彼此交織，剪不斷理還亂。

日前，中華民國台灣（這是蔡自我認定的國號）總統蔡英文出席「蔣經國七海文化園區」開幕式，致詞說：

蔣經國前總統主政期間所面對的兩岸外交挑戰，依然是我們當前面對各種變局的重要參考。當時，面對兩岸軍事對抗的緊張情勢，以及中共當局對台灣的政治圖謀，他曾經說：「……中華民國政府在世界上堅決反共、不與任何共黨妥協。」面對當前北京對台灣一波又一波的軍事及政治施壓，蔣經國前總統堅定「保台」的立場，毫無疑問也是當前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更是我們共同的課題。

蔡英文將蔣經國精神提煉成「反共」和「保台」，希望讓蔣經國成為所有台灣人的蔣經國，而不僅僅是「一部分人的蔣經國」，比如，「有些人記得他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感，而另外有些人，則記得他所代表的威權體制。」

蔡英文的這一說法錯得離譜。蔡英文當年從海外學成歸來，到政治大學當教授時，已是蔣經國時代的最後三年。她從未受過威權政治的傷害，一路順風順水，一點也不知道蔣經國特務政治之可怕。所以，她才會自以為是地去搶奪蔣經國的神主牌、搶奪藍營的選票，殊不知這樣做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是策略壓倒了目標。一個政治人物，得到的選票再多，但若喪失了歷史感、價值觀和未來的願景，絕不可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一邊紀念蔣經國，一邊紀念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兩者之間能順利實現對接與融合嗎？

難怪曾經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社會學者姚人多對此發聲批評。姚人多認為，政治上總有一些東西，不應被拿出來交換，「而這些不能交換的東西便構成了價值」。他反對蔡英文紀念蔣經國，就是因為蔡英文把轉型正義拿去政治市場上交換，拿來作為政黨角力與政治攻防的工具。姚人多最後的結論是：「總統，您錯了。妳讓妳的國民陷入道德及價值上的錯亂，妳讓轉型正義無以為繼，妳紀念蔣經國的邏輯恰好就是蔣家迫害台灣人民所使用的邏輯。」

蔣經國的核心價值並非「反共」和「保台」。就「反共」而言，蔣經國和國民黨的「反共」只是為了捍衛他們的家天下和黨天下，並非出於堅持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而「反共」。前一種「反共」與後一種「反共」用語雖相同，實則天壤之別。蔣經國將「反共」當作一個無所不包的垃圾桶，他在日記中寫道，凡是他認定的「政治上的陰謀分化偏激分子」，「應一律以共黨分子視之，必須從嚴處理」。另一方面，若是共產中國願意承認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或是在國共內戰中接受史達林「劃江而治」的建議），蔣氏父子不會拒絕與共產黨再度合作——就出身而論，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蘇共及共產國際炮製出來的孿生兄弟，或者說，國民黨是庶長子，共產黨是嫡次子，「哥倆好」不足為奇。今天的國民黨甘心情願地充當中共在台灣的「隨附組織」亦是淵源有自，這個裝睡的黨是叫不醒的。

就「保台」而言，在兩蔣眼中，台灣只有在作為「反共復國基地」時，才有被保衛的價值。反之，如果台灣人要追求獨立，就成了與共產黨並列的敵人。在美麗島事件中，軍事法庭的<起訴書>為了彰顯八名被告通敵叛國之滔天大罪，將「勾結共匪」與「台獨」都列入罪名，虛構了一個西跨台灣海峽、東越太平洋的既統又獨叛國大陰謀。歷史學者陳佳宏在《台灣獨立運動史》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統』與『獨』二者非但截然不同，甚且對立。因此，<起訴書>將統、獨事端同時入罪於同一人，難免造成矛盾。以黃信介為例，任憑其有通天本領，又豈能與水火難容的統獨雙方同時掛鉤，並且得到中共及『台獨聯盟』二者的支助。」可見，蔣經國不是「保台」，而是「保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這樣的蔣經國，值得紀念和推崇嗎？

台灣有蔣經國崇拜，中國有鄧小平崇拜。隨著兩岸交流的頻繁，台灣的蔣經國崇拜擴展到中國，而中國的鄧小平崇拜也蔓延到台灣。然後，此兩者在西方都有一定的市場。

中國的自由派公知對鄧小平及「改革開放」的迷戀，以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為代表。被譽為中國知識分子良心的許章潤，公開發表萬言書聲討習近平，他在半文半白的文章中指出：「照此趨勢以往，『改革開放』會否就此終止，極權回歸，亦未可知……此時此刻，全體國民之最大擔憂，莫此為甚。」許章潤希望中國回到鄧小平時代，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儲百亮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許章潤代表了中國社會一股強大的揚鄧貶習的思潮：「儘管習近平已經拋棄了鄧小平的一些務實政策，黨內領導者們仍崇敬鄧小平。更開明的前官員們還將鄧小平視為偶像，賦予他一個更溫和的領導人形象，以襯托他們認為是習近平帶來的狂妄自大。」

西方的中國研究界似乎也都如是觀。「儘管現實情況要複雜得多，但鄧小平的公眾形象通常可以歸結為一個詞：改革家」，哈佛大學魏德海國際事務中心學者朱利安‧格維茨（Julian Gewirtz）評論說，「習近平現在顯然在偏離鄧小平支持的一些基本東西，比如更開放的思想辯論，更大程度的黨國分離，以及在國際關係上『韜光養晦』等做法。」所以，「對於習近平的批評者來說，鄧小平可能是一個有用的象徵性武器，因為他有一個特殊的改革家形象。」而澳洲學者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也認為：「許章潤寫了一篇中國文化核心挑戰共產黨政治核心的檄文，其內容以及強有力的文風將在中國的整個黨國制度、乃至更廣泛的社會中產生深刻的共鳴。」讓我驚詫的是，白傑明在三十多年前是劉曉波的好朋友，寫過若干文章討論劉曉波的思想，難道他看不出劉曉波與許章潤的巨大分歧，難道他忘記了劉曉波對鄧小平尖銳而深刻的批判？

我寫了一篇題為〈回到鄧小平時代不是拯救中國的良方—我為什麼對許章潤的萬言書評價不高？〉的評論文章，指出許章潤之盲點。我認為，許文的致命缺陷是，雖然批判習近平的種種倒行逆施，卻對鄧小平時代（包括江胡時代）持基本肯定態度（作者又提出平反六四的呼籲，遂陷入自相矛盾：鄧小平不正是六四屠殺的罪魁禍首嗎？）。許氏盛讚鄧小平時代的「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運動」，該運動以「從重、從快」原則槍殺了數萬沒有犯死罪的受刑者，身為法學教授，難道對此一無所知？許氏認為，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是中共統治合法性的來源，「證明為最具正當性的政治路線，也是全體公民和平共處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共識」。他有什麼權利代表「全體公民」來肯定鄧小平呢？

毛、鄧、習（包括江、胡）在極權主義的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在統治策略上有所差異而已。習當然要批判，但重新將鄧推上神壇、美化鄧時代，絕非解決當下中國難題的妙方。反習不反鄧（包括被韭菜皇民們崇拜的朱鎔基、溫家寶）、反習不反共，必定是到老一場空。

耐人尋味的是，那些代表華爾街、矽谷利益的西方資本家和知識菁英，亦對許章潤的說法心有戚戚焉——他們的觀點跟他們的錢包保持一致。金融大鱷索羅斯多次公開發表文章批判習近平，他希望中共內部出現比較溫和改革的領導人來取代習近平，重建中國與華爾街的良好關係，回到大家一起悶聲發大財的年代。然而，那個時代再也回不去了。

習與鄧是一體兩面。習近平的「有所作為」不是對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的背叛，「有所作為」是「韜光養晦」的第二階段。進而言之，鄧小平和習近平都是中共體制的必然產物，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共和中國需要不同風格的獨裁者罷了。台灣經濟學者吳嘉隆評論說：「索羅斯發出的弦外之音是『倒習不倒共』，他不是探討如何讓中國變得更好，而是在救共產黨！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將來會發現，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共這個體制：中共內在的對外擴張衝動本質上是粗暴與掠奪，必然會破壞國際秩序的現狀，也必然會出現『另一個習近平』。」

作為「天安門之子」，六四的槍聲讓十六歲的我提前完成了成年禮，當時我在日記中將自己想像成黃藥師那樣的絕世大俠（那時中國正在熱播港劇《射鵰英雄傳》），可以飛簷走壁，到中南海去擊殺鄧小平，如李白〈俠客行〉所描述的那樣：「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後來，我在北京與劉曉波和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師友相濡以沫，看到帝都緹騎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自然對鄧小平毫無好感，不會幼稚到像許章潤那樣向鄧小平叩頭。

但是，在我二○○六年第一次訪問台灣之前，對台灣所知有限，讀美國學者陶涵之《蔣經國傳》，不知道這是一本拿錢寫的歌功頌德之作，受其影響，對蔣經國頗有好感，一直憧憬出現「中國的蔣經國」，卻不知道鄧小平和蔣經國都不是戈巴契夫。直到此後我多次訪問台灣，得見彭明敏、林義雄、黃文雄等若干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驅，撰寫五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才如剝洋蔥般一層層地剝掉蔣經國臉上的重重油彩。

在今天的中國與台灣，崇拜毛澤東或蔣介石的人已是少數，但鄧小平和蔣經國仍被很多人視為改革者乃至改革家。若不破除鄧小平和蔣經國之偶像崇拜，中國的民主化不可能啟動，台灣的民主亦難以鞏固。

鄧小平與蔣經國是同代人，後來分別成為極權中國與威權台灣的最高領導人，關於鄧小平和蔣經國的傳記和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棟，但至今沒有出現對兩人的較有深度的比較研究。於是，我有了寫一本《鄧小平與蔣經國：偽裝的改革者》的想法。數年間，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各名校圖書館、台灣國史館及中研院和各大學圖書館查閱史料，尤其是從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之「蔣經國總統資料庫」和學者宋永毅等編輯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中發掘出大量的珍貴史料。

本書以蔣經國和鄧小平的死亡及其影響為引子，以下分為九章：

第一章為〈弒父與尋父〉，鄧蔣兩人早年都有弒父情結，後來又尋求精神上的父親——鄧小平的精神之父是毛澤東，蔣經國的精神之父是其肉身之父蔣介石。

第二章為〈留蘇同學〉，鄧蔣兩人都有留學蘇聯的背景，且有一段時間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此段經歷影響兩人一生之行事為人，兩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史達林主義者。

第三章為〈不穿軍裝的軍人〉，鄧蔣兩人都是不穿軍裝的軍人，鄧是解放軍中未授銜的「第十一位元帥」，蔣是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他們的長項不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是沿用蘇聯的政工和政戰制度，將軍隊打造成黨軍。

第四章為〈「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鄧蔣兩人都是手上沾滿鮮血的獨裁者：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助手，參與土改、鎮反、反右等一系列血腥政治運動，後來獨掌大權，嚴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直至六四屠殺，是為「紅色恐怖」。蔣經國作為蔣介石的助手，掌控了國府遷台之後的特務系統，掀起了一系列鎮壓行動，接班之後繼續維持戒嚴狀態，反共與反台獨兩手抓，是為「白色恐怖」。

第五章為〈美麗島與天安門〉。鄧蔣兩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屠夫，美麗島事件與天安門屠殺是兩個經典的案例：蔣經國是美麗島事件的總導演，因美國壓力，在美麗島大審中未能如願殺人，美麗島之後，默許林宅血案、陳文成血案、江南案等一系列血雨腥風的殺人案發生；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最高決策者，讓百年來兵不血刃的北京（包括日軍佔領時期）在和平時代淪為人間地獄，甚至發生坦克將人壓成肉餅的慘劇。這兩個事件表明，鄧蔣為維持權力，可不惜一切手段。

第六章為〈黨天下〉。鄧蔣兩人都是列寧式（或半列寧式）政黨的黨魁，維護黨國體制、以黨代國，也都從蘇聯學到警察國家和特務治國模式。比起更具卡里斯瑪魅力、更喜歡自行其是、統治更有個人風格的毛澤東和蔣介石來，鄧小平與蔣經國更像是漢娜·鄂蘭所說的「惡之平庸」，更像是官僚體系之中的「黨棍」。

第七章為〈鳥籠經濟〉。鄧蔣「政治上收緊、經濟上放鬆」是一致的，但即便在經濟領域，他們亦非自由市場經濟論者。兩人都願意參與全球化及國際貿易，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廉勞工創造經濟奇蹟，卻仍然讓交通、能源、通訊等經濟命脈掌握在國有（公營）企業手中，並對計畫經濟模式念念不忘。

第八章為〈愛憎美國〉。對美國的態度，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的態度。鄧蔣表面上親美，骨子裡反美，他們同意學習西方的技術，「師夷長技以制夷」，但絕不學習西方的政治文明。

第九章為〈接班人和遺產〉。極權或威權政治下，接班人順利接班是大難題。鄧蔣都未能實現子女接班，其選擇接班人亦一波三折。鄧先後罷黜胡耀邦和趙紫陽，最終選擇了江澤民和胡錦濤（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使得中國繼續走在獨裁專制道路上，確保了「紅色江山不變色」。而蔣經國選中的李登輝則帶領台灣走向民主化和本土化，「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國民黨逐漸失去人心也失去政權，這或許是蔣經國生前始料未及的結果。中國與台灣從此分道揚鑣、漸行漸遠。對鄧與蔣而言，誰曰幸運，誰曰不幸？

（摘自：《偽裝的改革者》，〈自序：破除神話，才能自由〉）

推薦序　蔣經國的真心與假面／黃澎孝
推薦序　到了重新評價鄧小平的時候了／王丹

自序　破除神話，才能自由

第一章弒父與尋父
血液裡的袍哥性格／鄧小平始終是毛澤東的棋子／「天安門的毛像要永遠保留」／蔣介石的棄子與史達林的人質／蔣經國鹹魚翻身／兩蔣一體

第二章留蘇同學
史達林主義者是這樣煉成的／由留蘇派變成反蘇派／反蘇修：鄧手寫毛口／「蘇聯是我的祖國」／天堂，還是地獄？／貓抓老鼠的遊戲

第三章不穿軍裝的軍人
失敗後的逃兵／躺在劉伯承的功勛上／鄧小平的第一身份是軍人／發動中越戰爭／沒有上過戰場的中將／在台灣推行政工制度／國軍？黨軍？

第四章「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
用他人的血換來每一次升遷／「小平是過河拆橋的人，你要小心」／主事在毛，成事在鄧／「鄧小平的一生，就是反右的一生」／台灣特務頭子／炮製吳國楨案和孫立人案／警察之島／情治單位與「白色恐怖」

第五章美麗島與天安門
美麗島事件真相／蔣經國有殺人之心嗎？／後美麗島時代的斑斑血案／「不怕流血」的鄧小平定律／開槍的命令是誰下的？／老人幫的共識：「該殺的殺，該判的判」

第六章黨天下
鄧式偽改革：「經濟放鬆，政治加緊」／「四項基本原則」宣告改革已死／從「黨天下」到「黨台灣」／被動自保的改革／黨棍本性

第七章鳥籠經濟
農村經濟改革的「後知後覺」／姓社姓資？當然是姓社／鄧小平不是「總設計師」／蔣經國為何迷戀公營企業和計畫經濟？／如何解釋台灣的經濟奇蹟？

第八章愛憎美國
蔣經國五次訪美「趕考」／台獨、美帝和中共，蔣經國的「三合一」敵人／戴上牛仔帽的鄧小平，就是美國牛仔嗎？／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反美

第九章接班人和遺產
為什麼他們的兒子沒有成為接班人？／王昇出局不是共產黨的陰謀／李登輝何以戰勝林洋港？／選擇李登輝是蔣經國對台灣最大的貢獻／胡耀邦和趙紫陽：光緒悲歌／悶聲發財的江、胡時代／習近平：鄧派或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