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改變之時
女兒一生的發展階段
我父親在一九七三年買了那件浣熊皮草大衣給我母親。大衣的長度到大腿中間，有一條堅固耐用的咖啡色拉鍊。整個童年時期，我都看她穿那件大衣度過紐約郊區的冬天。當然，她也不是真的需要一件浣熊皮草大衣，羊毛料就夠保暖的了。但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紐約州湧泉谷（Spring Valley），浣熊皮草大衣就像是介於美膳雅（Cuisinart）和凱迪拉克（Cadillac）之間的一種象徵。我母親開始穿浣熊皮草大衣幾年後，我們家後院添了一座游泳池。一切按部就班。
浣熊皮草大衣的地位不能和貂皮長大衣相提並論，但它總是一件皮草大衣，我母親白天穿它，晚上去非正式的社交場合也穿它。她的身材高䠷，肩膀又方又寬，完全撐得起那件大衣。大衣的顏色是灰褐色，色調幾乎就跟她那染上幾縷灰白的短髮一樣。襯著這片單一的色調，她的紅色唇膏看起來總像一個驚喜。她開車時，我喜歡坐在副駕駛座，一手靠在她軟呼呼的大衣毛料上。深夜時分，我父母從外面看電影、打保齡球或和鄰居吃完晚餐回來，我父親接著開車送保母回家，母親則來臥房跟我道晚安。我站在床鋪上，把臉埋進她的頸窩。她的大衣上仍帶有外頭的涼氣，我聞得到她皮膚上最後一縷香奈兒五號的味道。她晚上擦香奈兒，白天擦露華濃查理。
我有幾位同學穿兔毛大衣上學，但除了兔毛以外，其他皮草都是成人限定。在我們社區，有些阿姨會穿長及腳踝的狐毛大衣和貂皮大衣，那是她們老公送的週年紀念禮，而這些阿姨通常開四門賓士轎車。我母親開的是奧斯摩比休旅車。車子夠大，一口氣可以載我六個朋友。這一切我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直到上了九年級，人人都開始穿起設計師品牌服飾。我一件也沒有，這種事開始變得很重要。一天下午，我母親帶我去逛街，買了兩條Gloria Vanderbilt燈芯絨長褲和一條Jordache牛仔褲給我。她說她知道我有多想跟同儕打成一片。
那時我十四歲，還不覺得被大家看到我和媽媽在一起很丟臉。但到了那年年底，我就幾乎完全告別她的陪伴，只跟朋友混在一起了。我成天待在停車場和別人家的娛樂室，只在需要父母載我回家時才願意承認他們的存在。然而，我還是很放心，我有十足的安全感，我知道儘管我把媽媽拒於千里之外，她並沒有以牙還牙棄我於不顧。十年級的某個冬日裡，我上西語課時身體不舒服，難受到必須打電話請她來學校接我回家。我躺在保健室的沙發上，只見她穿著那件浣熊皮草大衣趕到學校。外頭很冷，她的臉頰凍得紅通通，手肘上掛著一個設計師品牌手提包。她衝過來把手按在我的額頭上，很快簽好請假單帶我回家，我心想她看起來一副亮麗又能幹的模樣。我們雙雙穿過寬敞的走道朝停車場走去，我很想把所有的教室門打開大喊：大家看啊！看我那年輕漂亮的媽媽，她來解救我了！
那是在她生病之前的事了。那年後來，她動了手術、掉了頭髮，每天早上吞白色藥丸，吃藥吃得胖了十八公斤，每次照鏡子都會掉眼淚。漸漸的，她一個人關在家的時間越來越多。傍晚做完化療，在我載她回家的路上，她會緊緊抓住我的手臂，克制想吐的衝動。在那之後，她又活過一個冬季，而我不記得她穿過那件浣熊皮草大衣。事實上，在那十六個月當中，除了睡衣和浴袍，我不記得她穿過別的東西，儘管我知道她的衣櫃裡有滿滿的衣服。就如同幫紙娃娃穿上紙板洋裝一般，我讓她在我的想像中穿上一身時髦的裝束。當記憶變得越來越模糊，幻想往往就應運而生。現在都事隔二十多年了，每一年我記得的又更少一點。
然而，也有一些事情我還寧可忘記。我猜我大概不是一個特別好養的青少女吧。滿十五歲時，我滿腦子只想宣告獨立，對家裡的事沒什麼興趣。還有其他事情占據我的心思——當我媽在和她的朋友吃午餐、做指甲時，我在和我的朋友學抽大麻。當她的麻將團在樓下的牌桌上交換八卦和象牙麻將牌時，我和男友在隔壁房間的地板上，他的手摸進我的上衣裡。或許是一九八〇年代典型的青少年會做的事。但有一天，一切都停了。
在我滿十六歲前，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媽說：「我的腫瘤是惡性腫瘤。」她剛從診所回來，我衝到樓梯頂端去找她。
「什麼意思？」我說著不禁後退一步。
「喔，天啊。」她扶著樓梯的柱子說：「意思就是醫生要切除我的乳房。」
我想她還說了些別的，但我只聽到這些。「不！」我大喊著推開她，衝進我的房間。她跟在我身後，敲著緊閉的房門，我吼道：「走開！不要管我！」即使在當下，躺在房間地板上，我都知道這件事代表我的童年結束了，比起初經，比起初吻，這件事絕對更具代表性。我用我房間的電話打給一個朋友。「我媽得了癌症，我可以去找妳嗎？」說完我就跑了一英里，在我們兩家的中間點跟她碰頭，她和另外兩個朋友已經等在那裡了。途中要穿過一塊墓地，我卯足全力朝她們跑去，跳過墓地上兩座低矮的墓碑，像是要把自己發射到另一個時空般衝過去。
切除乳房之後，醫生給了我媽兩顆橡膠球，讓她做捏球運動鍛鍊胸部肌肉。當她坐在廚房裡捏橡膠球時，我學會以沉默取代憤怒。「不要惹妳媽不高興」是一句不成文的規定，沒人說出口，但我聽得清清楚楚。於是，我把音樂開得很小聲。在餐桌上，除非有人跟我講話，否則我不開口。天黑之後，男友從我位在地下二樓的臥房窗戶溜進來又溜出去。我在怨恨和恐懼之間擺盪，成長的腳步躊躇不前。我既怕和我媽分開（因為我如果不在她身邊，誰曉得她會出什麼事？），又很氣她的癌細胞拖住我的腳步（因為我如果不邁開腳步，誰曉得我會怎麼樣？）。每一次，我覺得有充分的自信可以朝獨立再邁進一步時，家裡的情景就會用力把我拽回去。喔，天啊，這一切真是亂七八糟。
七月四日，我十七歲生日過後兩週，我聽完一場演奏會回家，把頭探進我父母的臥房，跟他們報告說我回來了。
「我到家了。」
我母親癱在一張沙發椅上，無所事事地轉著電視頻道，但當她看到我時，她一骨碌坐起來，笑著問道：「演奏會怎麼樣？」
「很好啊。」
「是誰的演奏會？」
「詹姆士・泰勒（James Taylor）和另一個人。」
「真好。彈了多久？」
「兩小時。」
「兩小時？好久喔。沒有中場休息嗎？」
「沒。」
「跟我說說看，觀眾的反應怎麼樣？」
「很熱烈。」
她繼續問個沒完，我越來越煩躁。又被問了五、六個問題過後，我爆發了：「現在是怎樣？審犯人嗎？」說完我就氣呼呼地下樓回房間。我母親是彈古典鋼琴的，她對民謠壓根不感興趣，幹嘛突然對這場演奏會那麼關心？幾分鐘過後，我父親沒敲門就走進我房間，說：「妳有必要這樣嗎？妳媽被妳弄哭了。她自己沒辦法出門。她要的只是聽妳說說今天過得怎麼樣。妳連這點事都做不到嗎？」
我逼自己看著他。我的臉頰羞得發燙。我爸氣到發抖，但他沒對我大吼。這是我第一次懷疑我媽可能快死了。
辦完喪事後，我把她的衣物裝箱，準備送去公益組織。七月下旬的一個上午，我父親從辦公室打電話來說：「我做不到，能請妳幫忙嗎？」那天下午，我就著手整理起來，我最好的朋友坐在主臥室的床上，默默給我精神支持。我很仔細也很機械化，小心翼翼地把每一件毛衣打開再折好，盼著我母親不曾寫過的遺書掉到地上。折衣服時，我盡量不去想這當中的每一件單品。我怎麼能去想呢？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故事——綠白相間的那件居家連身裙，是她用慢燉鍋煮東西時穿的；動過乳房切除手術後穿的那件紅色浴袍，是我們一起去挑的；我十年級時在學校拍的半身照，身上穿的是她的紫色絲絨毛衣。我一格一格整理她的抽屜，有條不紊地從左邊整理到右邊，把占據整間主臥地板的大紙箱一一裝滿。
忙完之後，我拖著箱子穿過走道，來到掛大衣的衣櫃。這時我被打斷了——電話響了還是我跑去喝杯水之類的，總之我再也沒回去清那最後一個衣櫃。於是，那件浣熊皮草大衣就一直留在衣櫃深處，藏在我父親的舊羊皮大衣和我妹妹的滑雪裝後面，直到翌年我離家上大學為止。
我為什麼帶它一起走？當然不是因為我覺得沒人會發現，但我確實不打算告訴任何人。我暗自把它裝上運到芝加哥的大皮箱裡，家中不曾有人提到那件大衣不見了，或許真的沒人發現，也或許他們沒放在心上。我不得而知。到了中西部，我把它掛在我自己的衣櫥深處，先是學校宿舍的衣櫥，接著是我住了三年的校外公寓的衣櫥。我沒有明確的計畫要穿它，但我猜自己總有一天會把它穿上身吧。
看到我有我媽的皮草大衣，室友們的反應很微妙。她過世那天一早，我在天亮前去她的珠寶盒，拿了她的結婚戒指。後來好多年，我的右手都戴著那枚戒指。每當我告訴旁人那枚戒指的來歷，大家都會讚歎說：「好美喔！」那件浣熊皮草大衣得到的反應就不同了，旁人通常覺得很訝異或不舒服。一回，有個朋友設法跟我解釋她的感受：「結婚戒指代表妳的未來，但死掉的浣熊？就好像妳用過去把自己裹住似的。」
我從沒試著解釋過，那件蒙塵的舊大衣散發著一股永恆的溫暖——誰會懂得呢？我也不曾告訴任何人，我母親過世後的前幾年，我有時會湊進衣櫃裡，把臉埋進皮草中嗅來嗅去，想找到留有淡淡的露華濃查理香水味的地方。
在校四年留著那件浣熊大衣期間，我總共只穿過它一次。我在大學有一群朋友是校園自由派中堅份子，不久我就加入他們吃素、簽署請願書、捍衛動物權的行列。我對憤慨和反抗的情緒再熟悉不過。這些情緒讓我覺得靠我母親很近，或至少讓我靠近我們共度的最後一段日子。而我的叛逆期拖得很長，遠遠超過必要的時間，一直延續到她過世以後。整個大學期間，姊妹會裡的姊妹一顆顆算著項鍊上的串珠 ，我則一件件算著自己的委屈和不平。我以非黑即白的極端對比建構我的世界，事實真相如何不重要，只要每次都有一個明顯的受害者讓我支持認同就好——這個受害者最好還是我自己。
大三的時候，我聽說芝加哥市中心有像我這樣的人在對皮草大衣潑紅漆，或許那只是個謠傳。無論如何，到了這時，我對皮草曾有的物質迷戀早就退燒了。一天，我在整理衣櫥裡的冬季衣物時，看到衣櫥深處的一坨皮草不禁嚇得倒彈，過了兩秒才想起那是什麼。
說來慚愧，我必須承認自己當下沒有處理掉那件大衣。我又保存了一年。接著，有一天，我在上課前沒來由地把它從衣櫥裡拖出來穿上身。那是密西根湖畔一個嚴寒的冬日早晨，這麼冷的天似乎是穿皮草的好理由。但出門朝校園走了兩條街之後，我就覺得自己蠢斃了。站在街角，周遭路人穿的盡是L. L. Bean休閒外套和長及腳踝的長大衣，我明白到自己再也不可能穿上那件浣熊皮草了。跟毛皮養殖業或怕被潑紅漆無關，穿上這樣一件皮草是正經事，是太太、媽媽、婆婆們的正經事，是在紐約參加二月晚宴和聽歌劇的正經事。我發覺，這種正經事每一分每一毫都和我媽有關，和我扯不上什麼關係。趁著還有充裕的時間趕去上課，我衝回我的公寓，把大衣掛回衣櫥裡。兩星期後，我低調地把它塞進一袋準備送給公益組織的衣物裡，就這樣把它送走了。
有時我納悶，如果我和我媽多相處幾年，或如果我和她少相處幾年，情況會怎樣？我們會不會省掉幾年的嫌隙和爭吵？我們會不會變成朋友？幼年喪母的女性往往羨慕地看著我比她們多出的歲月，二十幾歲喪母的女性則告訴我，她們若是在十七歲喪母肯定熬不過來。有過一個媽媽再失去她比較好，還是從來沒有媽媽比較好？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只知道無論在任何年紀，喪母都是一件令人心碎的事情。無論我們活到多老，我們終其一生都渴望母愛。在生病時、壓力大時、人生面臨轉變時，我們總是渴望得到她的安慰，我們相信那份安全與慰藉唯有她能給。
有許多文字作品都以母女關係為題，相形之下，探討喪母課題的文章少之又少，以至於我們自然會去看媽媽在世時存在的東西，並預期一旦她不在了，這些東西也會隨之消失。但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說媽媽幫孩子建立自尊，並不是在說沒有媽媽的孩子就沒有自尊，而是在說她要透過其他辦法建立自尊。這就是為什麼喪母的年紀很重要。喪母的年紀顯示出她可能需要解決的成長課題，以及有什麼情緒資源和認知工具能幫助她因應眼前的危機，並指引她進入人生的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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