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博物館裡，放眼望去盡是美物。古希臘的陶瓶就算破碎也一樣美麗。小人偶可能只剩下一張臉或一隻手，卻能讓人內心澎湃。我們會想像自己跟當初製作、擁有這些物品的人十分親近，這個物品現在在博物館的展示櫃裡，但想到當時這個瓶子被打破或那個亮晶晶的東西消失不見了，我們會覺得跟古人一樣難過。古羅馬的仕女眼睜睜看著那個戒指從手上滑走、掉進公共澡堂的排水孔，心中一定懊悔不已，就像現今一個心愛的首飾掉到機場的水槽或人行道的排水孔裡，我們也會感到難過。那邊的黃銅匕首是怎麼弄丟的？是原本的主人在戰場上英勇戰死後才被別人奪走的嗎？還是當時被敵軍殺得一敗塗地，慌亂撤退時遺失了？也許這是某位老人死後，追悼者放在墓中陪葬以表敬意？或者……原本主人的孩子拿到森林裡去玩，結果遺失在滿地的樹枝和落葉之中。
我們逛博物館的時候看到被保護在玻璃櫃中的展品，可以替每一件物品想像出一個故事。故事的數量遠比眼前所見更多，因為在每一個陳列背後，儲藏室還有幾千個收藏品。有些收藏品和陳列品一樣美麗，但有很多不是：有上百萬的文物不是難以陳列、醜陋，就是不適合放在全家大小都能參觀的博物館（假如你好奇某些古希臘陶瓶的「背面」是什麼，你能想像有多誇張就有多誇張：在陳列的時候，色情畫面都會面向牆壁）。儲藏室有些收藏雖然完整無缺，有時卻不會被展示出來，只因我們期望看到比我們更高級的古代美學，但這些物品會讓我們的期望落空。我們不想看到不好看的古物，因此博物館策展人默默將不起眼的東西隱藏起來。但我們只強調美麗的文物（而且一次只強調一個），又會隱藏古代生活（特別是古代的城市生活）的一個重要事實：人類會製造、使用和丟棄大量的日常用品。
我以考古學家的經驗向大家保證，難看的文物到處都是。其中，有一種出了名難看的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斜邊碗（bevel-rim bowl），我們暱稱這種碗為BRB。斜邊碗約略和吃早餐穀片的大碗一樣大，又像一般的花盆一樣有厚邊和平底。由於碗邊稍厚，即使碗身油膩或溼滑亦能輕易用單手拿起，放下來的時候也不會傾倒。它有如古代的免洗杯，量產後可能只用一、兩次，然後就全部被丟棄，有時候是手工製作的，有時則用模具製作，但一定都粗糙不平，使用的黏土顯然沒經過太多處理，只求碗身不會散開就好，然後再經過低溫燒烤製成。它不只是看起來像個廉價的東西而已，它「就是」個廉價的東西。我在密西根大學讀研究所，每年的博物館員舞會上，學校收藏的斜邊碗幾乎年年得到「最醜陋文物獎」。
然而，美索不達米亞BRB的醜態，本身就透露出都市環境裡關於製造、消費和丟棄垃圾的點點滴滴。斜邊碗和免洗杯一樣用來盛裝飲食：大約公元前三千多年前起，最早的城市在美索不達米亞興起時，斜邊碗便是給城市裡的工人盛裝食物的容器。此時的經濟體系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大量進行交易，因為這個時候還沒有錢幣。事實上，都市性的出現比金錢早了超過三千年，所以許多蓬勃發展的都市經濟全都憑靠以物易物、信用、日後互惠回報，以及生產者、經銷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社交關係。用拋棄式的碗來獲取食物，便解決了技術專精化之後的一個問題：一個人假如一整天都在織布或蓋樓，就不可能還有時間去耕地種糧食。我們現今面臨相同的挑戰：我們在辦公室或工廠工作是在謀生，但不是在直接耕種食物。假如我們想要把我們的勞動換成食物，我們就需要中介機構，像是市場或其他可以提供我們糧食的單位，這樣我們回家後才有食物給自己和家人吃。
對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來說，中介機構是都市裡的神廟。神廟的塔廟位於市中心，外觀有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周圍一大片的建築群經常是各種商店和祭司住宅；在布拉克、巴比倫等古城，神廟是全城的核心機構之一。神廟是複合功能的機構，除了奉祀某個神明之外，由於君主會奉獻給神廟，因此還有金庫的功用。神廟會再將奉獻的農牧作物分配給神廟裡的工人，包括受僱織布的大量女工。由於在這些機構工作的人數很多，古代遺址裡被丟棄的斜邊碗多得驚人，可以和現今人口最密集處的垃圾堆相比。在伊朗的米許丘（Chogha Mish）遺址，考古學家進行兩季的發掘工作，就挖出二十五萬枚斜邊碗。即使是規模最大的考古發掘，挖出來的土都填不滿半個正式比賽用的游泳池；知道這一點後，我們可以想像研究人員只不過開挖整個遺址的一小部分，就得處理這麼多文物，一定覺得絕望無助。
都市廢棄物的另一個好例子是馬雅古都提卡爾。提卡爾位於現今瓜地馬拉境內，全城龐大又複雜，有非常多的金字塔和宮殿，我們自然會以為考古學家在發掘時一定只專注於遺址中最著名的巨大、標的性建築。然而，若想知道古代都市生活的作息，反而是最規律、看似最無趣的地方才會透露出最活生生的資訊。正因為有考古學家薇薇安・布洛曼（Vivian Broman）的研究，我們對古代垃圾堆的認知才會和宏偉儀式性建築的相關認知一樣豐富。她深入發掘一個垃圾堆，裡面盡是古代從廣場上掃下來的廢棄物，其中有市集裡各種被人丟棄的商品和儀式器具，像是大型陶器的碎片和人偶的頭。這種丟棄廢物的行為，與我們現今將不要的東西棄置在廢棄的建築、街道巷弄或其他公共空間的周遭一樣，最後會形成沉重、無情的垃圾山，隨時提醒我們都會區生產、商業和消費行為的規模有多大。
米許丘和提卡爾絕非特例。我發掘過、造訪過或閱讀過相關資料的都會區，全部都有數量多到令人咋舌的文物。我在突尼西亞的古羅馬城市萊比提米紐斯處理過成堆的廢棄雙耳瓶，也在印度的西蘇帕勒戈遺址處理過堆積如山的廢棄碗。我會同情我的同事，因為他們發掘結束後原本預計要出版研究成果，但出版時程必須延後，有時甚至一延就是好幾年，只因他們需要統計和分類所有出土的文物。我曾經站在探溝旁和當地的勞工與學生解釋：沒錯，只要找到陶器碎片，我們每一片都必須揀起來，這樣才能分析出古代生產與使用的完整規模。有時候，都市遺址一個發掘單位的碎片比泥土還多，有時候甚至多到我們花費太久的時間將陶片從泥土中揀出來，只好放棄這個探溝，改去發掘遺址的其他地方。不論我們到哪一座古城進行發掘，我們都會發現古人製造生產的速度比不上他們丟掉東西的速度。
「拋棄式文化」的概念乍看之下有違常理。跟凡事自己來的鄉下相比，在都市過日子昂貴了許多；另外，都市裡的人必須設法把食物運送到都市，又需要從事新型態的職業，跟以前相比已經更加忙碌了，此時每一項物品不論是原料或成品本身都需要付出運輸成本，把東西做成用完即丟不是完全不合理嗎？前面我們已經看過老祖先製作手斧遠超過他們實際所需的數量，以及製造、穿戴珠子時，將越來越多的珠子串在一起，藉此在社交溝通上讓他們顯得「更大聲」；由此可知，早在都市性興起之前，物質的數量已有某些心理上的效應。人類不是到了城市才有取得與展現物品的欲望，但都市裡的生產規模更大、速度更快，欲望因而加快。
垃圾也有社會意義，因為它會指出家庭的地位狀態。想像一下你會怎麼判讀你鄰居今天的垃圾：如果回收箱裡有一堆酒瓶，就表示他們開了一個大派對。垃圾是富裕的明證，明確表示丟掉這些東西的人有能力用掉這個容器所裝的內容物，或者將舊物汰換成新物。美索不達米亞的居民就算已經擁有很多碗，仍然想要更多的碗，這點並不讓人意外；另外，既然有了「更多」碗，他們一定會想要碗裡有更多的食物。若要加入這種快速時尚的風潮，唯一的方式就是將一些東西清走，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丟棄，可能是直接扔進垃圾堆，或者送給想接收遺棄物的人或機構。整體來說，垃圾「太多」並不是「現代」的問題，而是「都市」的狀態。
許多垃圾是生產過程本身製造出來的，不過精明的生產者會盡可能回收他們所投資的原物料。生產過程中的金屬、玻璃或塑膠切屑可以回收，用來製作下一批物品。蔬果切屑可以製成別的產品（現在的「迷你胡蘿蔔」就是一個好例子）。其他的廢棄物可以轉變或再製成有用處的其他產品：廚餘可以變成堆肥或用過的食用油可以變成生質燃料，但這種利用方式又需要另一套機制來收集廢棄物。有些生產過程的廢棄物就比較難處理了，舉例來說，木材或皮革切屑無法像金屬一樣重熔再利用，而且體積太大，難以堆肥或餵給動物。生產過程的垃圾還包括失敗的樣品、無法販售的「次級品」和出錯的實驗品。古代創業家不斷嘗試新發明，但不論古今，不是所有的新發明都能用，所以一定會有廢棄的測試品。
工業廢棄物還包括在運送展售過程中損壞的產品。陶器是生產者夢寐以求的商品，因為它容易破損，經常需要汰換，但假如陶器在送達消費者之前，就在運送的途中破損或在商店被打碎，它就變成惡夢了。只要驢子稍微碰撞一下或學徒笨手笨腳，一個精心製作的陶甕就變得完全無法使用，更別提顧客在付款之前就能先觸碰商品又有多危險（我們不難想像古城的市集有類似現代「商品損壞照價賠償」的標示）。有一點毫無疑問：不論古今，無法販賣的商品數量一定十分可觀。
我們在印度的西蘇帕勒戈遺址稍稍感受到物質消費有多麼變幻無常。遺址裡處處有大量垃圾，其中十分耐人尋味的包括各種赤陶製的飾品，像是手鐲、珠子、墜飾、戒指和釘狀耳環。這些飾品以黏土翻模製成，是製造成本極低的產品：只要雕塑師傅製好模具，沒有接受多少訓練（而且領低薪）的學徒就能一再灌模製作產品。翻模的製法又促成設計樣式快速更迭，有些飾品出土時完好如新，代表還沒損壞就早已因為過時被拋棄了。我們可以想像，某個製造商量產了花朵狀的耳環，得意地帶到城中的市集去賣，結果發現時尚潮流已經變成偏好幾何圖案。此時他沒得選擇，不是想辦法低價賠本賣，就是直接丟掉、不帶回工坊。就像車用垂直尾翼、復古印花裙或錄影帶播放機實在沒辦法找到其他用途一樣，古代的製造商也會碰到消費者需求突然轉變，導致某些產品變得過時，就算全新也只好當成垃圾丟掉。
垃圾不只是物質消費的副作用而已，有些物品製造出來就是為了用後即丟。在古馬雅文明裡，人偶大多是殘破出現在垃圾堆。這不是因為當時的人手腳笨拙或對這些儀式用的人偶不敬。事實正好相反，因為這些人偶製造出來就是要給人打破的；考古學家發現這些人偶時，大多不是在神廟、祭壇等使用環境裡發現的，而是在家庭垃圾堆，不論住戶貧富皆有發現。即使是今日，刻意打破東西和意外損壞截然不同。新船下水時，我們會在船首擲破一瓶香檳酒。闔家過節時，我們會「為了好運」折斷火雞或雞的許願骨。猶太人在婚禮上踩破玻璃杯或其他物品，來象徵兩千年前羅馬人摧毀耶路撒冷第二聖殿，並且為大喜之日帶入幾分莊重。華人在喪葬和中元節時焚燒紙錢，而且假錢與真錢都有可能拿來燒。
眼尖的考古學家在緩緩步行時找到各種古代文物，再細小的碎片也能成為線索，讓我們推敲古代的經濟與社交互動，以及個人與家庭活動累積下來的影響。有一片碎石一定是從遠處山上的礦場來的，因此表示有遠方來的供應者和當地的商販，讓此地得以接觸遙遠外地。一個金屬工具碎片的背後是一個完整的供應鏈，結合原料、製造技術和配送路網，將這個物品從專業工匠送到使用者的手上，而且中間往往還經由行賈、定期的市集或中介的城鎮。陶器碎片是考古學家最好的朋友：它們堅固耐摧，只需要一小片就能知道原本的陶器是廉價容器或精心製造的餐具。如果這個碎片來自杯緣或甕底，我們便能分析碎片的形式、紋路和製作方法，進而推知當時的運輸型態、儲藏食物的方法和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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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古今，不論世界何處，我們碰到的問題不是「為什麼要有城市？」，而是「為什麼要有『那麼多』城市？」。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沿岸的城市密度之高，即使用慢船航行，也能每晚在不同的城市過夜。不過，我們不只能在美索不達米亞問這個問題：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馬雅地區，城市緊密相連，甚至可以在一座城市的金字塔頂看到另一座城市的神廟。在古羅馬時期，數十座城市沿著海岸串在一起，一路從突尼西亞境內的萊比提米紐斯延伸到土耳其境內的君士坦丁堡，其中地中海東岸的城市更是密集，而且全都有人類居住數百年。以社會和經濟層面而言，這些城市的功能相同，可以相互替換，而且彼此相距不過一天的航程，有著共同的語言和習俗，任何新來的訪客都會覺得自在。地中海形成整條單一的海岸線，讓古人輕易穿梭其中，但即使在比較艱困的環境也能看到這種高度的連通性，像是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周遭的中世紀古城，座落在現今瑞典、挪威和丹麥境內，紛紛靠著北海相連。這些古代連接模式有如現今跨越許多行政區域的複合都市（conurbation），像是橫跨美國六州的華盛頓―費城―紐約市―波士頓走廊、德國西北部的萊茵―魯爾地區，以及東亞各地快速竄起的相連都會區，像是廣州―香港和北京―天津。
城市之間相互連結，古人又有能力在不同文化的城市之間穿梭自如，因此即使人類花了一百萬年才讓城市成真，城市仍然是人類最終的參照點。城市是實體的存在，我們居住和工作其中，更受其庇護。在都市環境裡，每人每天獲得的體驗會更多，因為城市裡有網狀交相連結的日常經驗和集體動態之中自主生成的心流感受，更會讓人覺得自己在創造屬於自己的真實。由於城市的日常生活處處相連如網，對陌生人更加包容，因此城市通常比城市所屬的國家更開放、自由。大家「相信」城市勝過相信國家，正因為城市是特定、定點的場域，當中有諸多與陌生人互動的機會，而且在共同的都市氣氛之下，互動時的陌生感會消失。城市除了讓人有更多自由新創的空間，來製造出各種不同的新物體和時尚，對「他者」的包容也更大，不論這些他者是少數族群、異民族難民或LGBTQ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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