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太后本紀〉——改朝換代，跟性別有關嗎？
關於《史記》的這一篇〈呂太后本紀〉，首先要說的是，在許多的《史記》版本裡，它的題目，都寫作〈呂后本紀〉，這恐怕是不對的。〈呂后本紀〉儘管和〈呂太后本紀〉只差一個「太」字，意思卻完全不一樣。寫〈呂太后本紀〉，是因為高祖去世後，漢惠帝比較軟弱，實際掌握大權的是呂太后，所以有資格讓她入本紀；如果寫〈呂后本紀〉，那就是劉邦還活著的時候，他大太太的傳記了。劉邦既然有〈高祖本紀〉，憑什麼在一個前後相繼的縱向系列裡面，呂后還要再寫一篇本紀呢？所以這一篇的題目，只能是〈呂太后本紀〉——我們看《史記》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其中本篇提要的末尾，司馬遷寫的也是「作〈呂太后本紀〉」，就可以推知，傳世的《史記》各本正文標題作〈呂后本紀〉，大概是《史記》早期傳抄過程中文字被減省的結果。清人張文虎整理《史記》，恢復其〈呂太后本紀〉原題，是對的。《漢書》在〈惠帝紀〉後列了〈高后紀〉，稱「高后」，是用了劉邦死後的諡號。但我想，這篇名還是不如《史記》用「呂太后」更恰當。
其次要說的是，《史記》裡沒有出現劉邦的大名，也沒有出現呂后的真實名字。〈呂太后本紀〉的第一句話是：「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意思是呂太后，是高祖還沒有發達時娶的太太。南朝劉宋的時候，注釋《史記》的裴駰，在注釋這句話時，引用了前人的一種說法，兩個字：「諱雉」。諱是名諱的意思，雉就是野雞。這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比較早的有關呂后名字的紀錄。
為什麼呂后他爸會給她取個意思是野雞的怪名字呢？我猜想，呂后可能要麼是屬雞的（但是不是酉年生的，無法確定），要麼是生在地支屬酉的那一天的。這個猜想，有什麼證據可以支持嗎？有的。大家可能知道，現在通行的十二生肖順次，雞對應十二地支中的酉年，是東漢以後才流行起來的。考古發現的東漢以前表示年份的十二生肖裡，比如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秦簡《日書》（這是一種類似後代看相算命用的書），雞對應的十二地支，不是第十位的酉，而是第六位的巳。不過，在另一種秦簡《日書》，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日書》裡，也有十二地支，那不是用來紀年，而是用來紀日的，那裡面跟酉日對應的動物，寫的雖然是個「水」字，實際的意思，就是跟呂后那個名字一樣的「雉」。
那麼，《史記》的〈呂太后本紀〉裡，都寫了些什麼呢？
和前面我們講過的〈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不同，這一篇本紀，雖然題目標的是呂太后，那裡面寫的，卻並不都是呂后生前的事情。它的紀事，很明確地分為太后生前和太后死後兩大部分。
太后的生前部分，〈呂太后本紀〉主要記的，是她做太后以後的事情。這中間有三件事特別突出：一件是對付往日的情敵，一件是控制當今的皇帝，再一件是給娘家人封王。
這三件事，說白了，都是宮鬥劇。不過《史記》寫法不同：第一件是恐怖片，第二件是倫理片，第三件是紀錄片。三個片子還是互相關聯的。
恐怖片的主角，是戚夫人，劉邦當年做漢王以後娶的二房。因為當年的戚夫人年輕貌美，呂后被高祖冷落了好一陣；也因為這位戚夫人，執著地想讓自己的親生兒子如意，代替呂后所生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孝惠帝——做太子，雖然沒成功，卻讓大房的呂后感受到了強烈的生存危機。結果待劉邦一死，孝惠帝登基，呂太后就把她囚禁到了深宮永巷，最後還殘忍地砍去她的手腳，挖掉她的雙眼，火燒了她的耳朵，讓她喝了永遠不能再發出聲音的湯藥，把她扔在廁所裡，還送給她一個極度侮辱的綽號——「人彘」，就是人豬。
倫理片的序幕，是已經做皇帝的孝惠帝被呂太后召去看現場版的恐怖片，得知眼前的人彘就是戚夫人，被嚇得大哭，當場把君權拱手相讓給母后大人，並從此得病，年輕輕的就死了。
於是以眼淚為主題的正片上演了。這回的視角，換成了第三方——年僅十五歲的張公子張辟彊。張公子是留侯張良的兒子，年紀不大，看問題很深刻。在孝惠帝的葬禮上，他發現了一件怪事，就跑去和丞相交流。他問丞相：「太后只有孝惠帝這麼個兒子，現在駕崩了，卻乾哭，不掉眼淚，您知道這事的謎底嗎？」丞相不知道這孩兒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反問他：「此話怎講？」張公子的回答，竟然是：「高皇帝沒有成年的兒子，太后是怕你們這些老臣啊。您如今不妨奏請，讓太后的三個侄兒呂台、呂產、呂祿當將軍，帶兵控制京城的南北軍，讓其他呂家人都進宮，在中央機關工作，這樣太后才會安心，您幾位才可能擺脫禍害。」
如此現實的計謀，出自十五歲的天才，丞相還能說什麼呢？只能照辦。倫理片就此轉場紀錄片。只是下面這紀錄片免不了都是給這位封侯，替那位封王，或者搞掉這個王，再讓那個上，具體的，我們到講「表」和「列傳」時還會涉及，這裡就不多說了。
這裡我們關心的問題，是司馬遷是依據什麼史料，來寫這宮鬥劇的？
當然，基本的框架，應該會參照漢朝的官方檔案。但前兩部分中，倫理片的細節，應該有別的史料作補充；而恐怖片，則肯定不會出自官方檔案和一般文獻，而應該有特別的來源。
那麼，這些其他的史料、特別的來源，會是上一節我們提到的陸賈的《楚漢春秋》嗎？
我們再去讀一下清人輯佚的《楚漢春秋》吧，發現裡面倒真還有一則呂太后的故事，還跟《史記．呂太后本紀》所寫的眼淚故事有關。說是惠帝駕崩後，呂太后想給英年早逝的皇帝兒子起個高高的墳頭，那樣她從未央宮坐著就能看到。就此各位大將都勸她別這樣，太后就是不肯改主意。這時東陽侯出場了，他流著淚對太后說：「陛下您如果日夜都能看到惠帝陵墓，那會極度悲痛，流淚不止，這是傷害生命啊。臣下我只能為之悲哀了。」據說太后聽了這話，才作罷。
但是我們對照一下〈呂太后本紀〉，就知道《史記》並沒有選用陸賈《楚漢春秋》裡的這則故事。不過在《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裡，附錄了一位叫朱建的傳記，涉及一位曾經和呂太后有特殊關係的人，辟陽侯審食其，使我們對於〈呂太后本紀〉前半部分的史料來源，有了新的猜測。
朱建的名號，和戰國四公子之一相同，也叫平原君。他之所以能在《史記》中留名，是因為曾經透過上層關係，幫辟陽侯審食其擺脫欽定罪名，免於一死。審食其怎麼成為欽定罪犯的呢？因為有人向孝惠帝告發，說他跟呂太后關係曖昧，而呂太后又心虛，沒法幫他說話。
那朱建幫審食其脫罪，司馬遷是如何知道的？根據〈酈生陸賈列傳〉篇末的太史公曰，「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這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平原君的兒子跟我關係好，因此我可以比較具體地寫這些故事。因為這句話，後代有不少人指責司馬遷，說他這樣寫史，有徇私的嫌疑。但晚清時期整理《史記》頗有功績的張文虎，卻不那麼看，而認為其中的紀事，「非徒蕪累筆墨也」，就是說也不單單是多餘的文字。我個人的看法，是《史記》給朱建列傳，尤其是重點寫他和審食其的交往，也許是一種暗示，提示像〈呂太后本紀〉那些不可能為官修檔案紀錄的殘酷內情，很可能是由跟呂太后關係非同一般的審食其獨家講述的祕聞，朱建把它們轉述給了自己的兒子，朱建之子又講給了司馬遷聽。
講到呂太后的生前事，還有一件跟第二件的控制皇帝有關，就是呂后實際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時的公開紀年問題。
根據《史記．呂太后本紀》，孝惠帝死後，在呂太后的操縱下，先後有兩位劉氏小皇帝登基即位，第一位即位時雖然標明是新的「元年」了，還是「號令一出太后」，就是所有的官方命令其實全都出自呂太后；第二位上位時，索性「不稱元年」了，因為「太后制天下事也」，就是太后管著天下的事呢。這兩段傀儡小皇帝的時間，加起來有八年，後來像《資治通鑑》等史書，就直接把這八年用「高后某某年」來標示了。
「高后某某年」的紀年是真實存在過的嗎？對此學界有不同的看法。相關學者認為，那個時段呂太后實際掌權，是毫無疑義的，但紀年是很正式公開的大事，呂太后未必會這麼做。一九八○年代前期，湖北江陵的張家山漢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漢初年的竹簡，其中有一篇曆譜，據考古發現簡報，是起於高祖五年，終於高后二年的。但事實上，我們看後來正式出版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一書，這份曆譜裡從頭至尾都沒有出現「高后」二字，甚至被判定為高后的那兩個年份，文字都正好是缺失的。所謂「高后元年」、「高后二年」的說法，是透過文獻考證獲得的。因此，高后紀年是否確實實施過，至今依然是個謎。
呂太后在執掌朝政十五年後死了。她一死，〈呂太后本紀〉的主題和主人公就都變了。這部分也寫了三件事：一件是奪南北軍，一件是殺姓呂的人，一件是迎代王做新皇帝。掌控局面的主人公，則都是高祖時代的老臣。
這個部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那些重新掌握漢王朝實權的大臣，在選擇新的漢朝皇帝時，特別注意他們的生母的家庭情況。比如當有人提出齊悼惠王作為候選人時，就馬上有反對意見說，這位齊王的母家姓駟，其中叫駟鈞的，是個惡棍；有人提議淮南王，反對的聲音裡就說他「母家又惡」，只有最後被提名的代王，不僅是漢高祖活著的兒子中年紀最大的，為人仁義，尊奉孝道，個性寬厚，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他的老娘薄氏，做人小心翼翼，個性善良，所以最後取得各位大臣的一致同意，把這位代王推舉上去，做新一代的漢朝皇帝——就是後來的漢文帝。
這樣的結果，當然是呂太后生前不願意看到的。她的意識裡，是劉家和呂家既已結親，就共享漢朝了。所以從宋代的王觀國，到清代的趙翼，都竭力幫呂太后說話，說她根本沒有「盜漢之意」，也就是沒有竊取漢朝江山的意圖。我也同意這樣的看法。不過，在當時，那些劉邦的老臣們，想法和呂后並不相同，在他們的意識裡，漢家天下，一定是嚴格的狹義的，具有絕對的排他性，說白了，就是男性的劉家必須獨主漢朝。這兩者從根本上說，是有衝突的。而結果是大臣們勝利了，所以母系的呂姓一系的人，就統統得死。
記錄了那麼多的血雨腥風之後，在〈呂太后本紀〉的末尾，司馬遷寫了這樣一段「太史公曰」：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這段「太史公曰」，翻譯成現代漢語，是說，孝惠皇帝、呂太后當政的時候，黎民百姓得以遠離國家戰爭之苦，國君和大臣都希望休養生息，無為而治，所以孝惠帝放手不管，呂太后以女天子的身分代行皇帝之職，政令不出房門，天下安寧，很少用到刑罰，犯罪的人因此也很少，百姓們一心一意務農，衣食一天比一天豐盛。
從這段太史公曰，結合〈呂太后本紀〉的敘事，可以明顯地看出司馬遷的歷史書寫原則和歷史評價標準，是並不相同的：在書寫歷史時，他的最高原則是求真；而評論歷史時，他更傾向於求善。但他不以基於全域因而相對抽象的好評，去掩蓋具體的真實的惡；也不以具體真實的惡，而改變從長時段歷史看做出的總體性的好評。
因此，司馬遷的歷史觀，在他生活的時代，是具有明顯的超越性的。他對於呂太后時期的評價，既超越了姓氏，也超越了性別，而具有更廣泛意義上的評判國家領導者的指向。在他看來，宮鬥也罷，私心也罷，上升到國家治理的層面，一切應該以是否讓老百姓安居樂業，是否合乎普遍的人性，為唯一的價值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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