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捩點之發生—論民主進步黨創黨成功的因素、創黨精神及其他
陳儀深
一、前言
2013年9月，來自中國的學者范泓，在台北誠品信義店舉辦《民主的銅像——雷震傳》的新書發表會，現場與台灣學者對談的標題是「中國會出現下一個雷震嗎？」。筆者心裡立刻浮現的回應是：1.雷震是中國的嗎？雖然他來自中國，但發光發熱在台灣；2.雷震的言論自由多少是來自胡適的庇蔭，但著手組織反對黨且與高玉樹、李萬居等本省菁英合作，觸犯老蔣的禁忌才導致十年的牢獄之災，這件事有十足的「台灣性」；3.范泓先生期待中國民主，期待中國早日出現有意義的反對黨，卻以1960年雷震等人這一次失敗的行動為典範，不免奇怪。不過，若不以成敗論英雄，而是以艱難環境下仍能堅持理想、知其不可而為之，這種浪漫精神可以為未來開啟諸般可能性，那麼這場新書發表會的題目還是貼切的。
就像經濟學者談論經濟發展會認定一個起飛（take off）點ㄧ樣，政治學者會把「反對黨的成立」當作政治發展的起飛點，標誌著壟斷性體制進入競爭性體制。那麼，1986年在台北圓山飯店宣布成立的民主進步黨，突破長期戒嚴下的黨禁，導致1987年解嚴，當然是台灣政治史上「天大地大」的事件；尤其，十四年後民進黨竟能使中國國民黨交出政權，取得總統大位，這個政黨輪替驗證了台灣民主化的真實性。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作為一個歷史學、政治學的研究者，心中自有一些答案，但欲具體回答這個具有現實意義與學術意義的重大問題，因時間太近不可能有公開的官方檔案可用，於是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累積成為迫切之事。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乃起因於「黨外政團」或「美麗島政團」採取群眾路線，在法律邊緣衝撞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所引起的，這個政團已經在實踐「沒有黨名的黨」，恰是國民黨當局所忌憚之事，這也是新政黨成立前的基礎或背景，所以1986年組黨的時候除了陳菊提早出獄、有趕上時機列名十人小組，其他人（包括林義雄雖已假釋出獄但出國進修）雖然沒能參與其事，並不表示這一群受刑人與組黨事件無關。
此外，口述歷史的理論著作也提醒我們，處在事情核心的當事人固然能夠回憶重要的情節，但「位居邊緣的人則比較能夠看出主要當事者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最現成有用的受訪者反而是無名的次級人物，他精明地觀察整個過程，保持著清楚的記憶。」所以在九二八宣布組黨當天，在現場負責拍照的邱萬興是適當的受訪對象。
二、犧牲換來民主
筆者出生於50年代的雲林鄉下，政治意識的啟蒙是到了台北讀大學時期，聽康寧祥的群眾演講才開始的。本書受訪者許榮淑所描述1972年選前之夜老康的雨中演講場景，恰是我大學時代的記憶，只是我親耳聽到的應該是1975年的演講場，當時廁身於成千上萬的群眾中，讓我首度感受到，我的母語竟然可以做這樣深入且動人的表達。筆者的成長過程無緣看到或聽到故鄉雲林蘇東啟、李萬居的選舉活動，但是從田朝明醫師夫婦為主角的紀錄片《牽阮的手》可知，經常去幫李萬居注射糖尿病藥物的田醫師，曾看到省議員李萬居家裡備有牙刷毛巾等私人用品的包袱，準備隨時被抓去坐牢；在那恐怖的氛圍中，田醫師常怨怪自己努力不夠才沒有被抓去坐牢，他曾經在一場群眾集會中高聲說：「為台灣獨立而死，是詩中之詩、美中之美。」本次訪問對象包括田家後代田秋堇立委以及郭雨新的助理出身的陳菊市長，可以部分呈現這種承先啟後，以及戒嚴時期台灣反對運動的悲情。
美麗島事件雖然沒有人被判死刑，但是隨後留美博士陳文成返鄉慘死於台大校園，死因離不開他在美國為美麗島雜誌募款、從而寄美金支票回台給施明德卻被警總攔截有關；1980年2月28日美麗島受刑人林義雄家裡發生的祖孫命案，也簡直是為美麗島事件而死。學者吳乃德指出：在美麗島事件的鎮壓之後，「政治犯成為台灣社會的英雄，其家屬受到高度的同情和熱烈的支持。民眾對反對者同時給予的社會支持和政治的支持，應該是讓統治者/ 統治團體認識到其所謂的『時代在變』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書受訪者之中，除了姚嘉文、陳菊本身是美麗島事件被軍法審判的八位受刑人之一，田秋堇是林宅血案的第一目擊者，受訪時有詳細而怵目驚心的描述；許榮淑是張俊宏之妻，說到1979年12月13日清晨當局展開逮捕，二十幾位軍方及情治人員衝進她家裡高聲吆喝，四歲么女睡在夫妻兩人中間的驚嚇情狀。事後，政治受難者的家屬周清玉、方素敏、許榮淑都高票當選國大代表或立法委員，實現了世間所謂的平反。
三、歷史的必然與偶然
社會科學對於後進國家民主化的研究，有所謂結構論、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社會多元→政治民主，它顯然忽略「人」的因素；也有所謂過程論，探討統治者與反對菁英之間的互動，其中統治集團內部通常有開明 / 保守、反對菁英之間也有激進 / 溫和的分野，透過這四派的互動可以解釋民主化的成敗。筆者認為過程論比較適合說明台灣的故事。
國民黨政權在70年代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次之後，透過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以及經濟發展來補充統治的正當性，而開放選舉乃帶來「民主假期」，若林正丈教授說：「要求政治參與的台灣人中產階級『政治企業家』，與都市勞工在選舉時產生的『街頭同盟』（街頭演說的多數聽眾及投票者），是70年代以後黨外勢力的主要構成者。」；若林教授同時指出，70年代中華民國的外部危機紛至沓來，1972年出任行政院長也就是公然接班的蔣經國，「面對危機並以政策將這些危機吸收」，所謂政策包括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名額的增加以及行政革新、啟用台籍青年等等，這大致是延續到80年代民進黨成立以前，黨外政團vs.國民黨政權的基本態勢。
關於國民黨政權為何在1979年對美麗島政團採取鎮壓、在1986年卻對圓山組黨事件容忍，學界曾經從美國的壓力以及蔣經國的抉擇做解釋6，不過這個問題可能源於「蔣經國是開明派或是保守派？」而來的問法，若就組黨行動的成敗而言，不如將1960年雷震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失敗與1986年民主進步黨的成功做比較。如前所述，除了喪失聯合國席位、與美國斷交等外部的挫敗使國民黨政府必須從內部改革獲取正當性以外，來自黨外政團的策略、行動在過去似乎沒有受到重視與討論。事實上，雷震當時籌組「中國民主黨」的主要憑藉來自理念（《自由中國》半月刊），雖然也有李萬居高玉樹等等民選菁英的支持，但尚未集結、力量不夠，而1986年黨外政團背後已有百萬以上的選票基礎，根據本書的訪談紀錄可知，參與圓山會議的黨外人士包括被黨外後援會推薦的二十位立委及二十二位國代候選人，通通是新黨的發起人；而擔任「1986黨外選舉全國後援會」召集人的游錫堃說，「嚴守秘密」是圓山組黨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其次，黨外已逐漸凝聚「選前組黨」才是最好時機的共識，包括他自己在9月20日出刊的《噶瑪蘭周刊》專訪中說：「黨外很多人說要組黨已經說很久了，再等三年，對民眾實在無法交待。……今年是組黨最好時機。」
關於「嚴守秘密」，本書受訪者邱萬興說：「秘密組黨十人小組周清玉、謝長廷要選國代與立委，要我幫忙設計文宣，他們都叫我跟在身邊幫忙攝影紀錄，所以像我們這麼接近他們的人也不知道秘密組黨的事，我是一直到九二八當天，民主進步黨宣布組黨時才知道的。」連跟在身邊的人都不知道，真是夠秘密了。之所以要秘密進行，當然是為了避免國民黨當局的阻撓、取締。
不過，秘密與否屬於技術層面，基本上組黨所需要的準備是否充分，應更重要。尤清受訪時斬釘截鐵地說，「組黨的準備很充分」，他舉出從德國留學回台以後發表的三篇文章，一是〈論抵抗權〉（1979發表）、二是〈立憲、違憲、護憲─德國憲政回顧〉（1983年10月博觀叢書）、三是〈談制定新黨綱領〉（1986年7月發表於美國加州「台灣人公共政策研討會」），尤其第三篇是根據德國政黨的經驗，「實際組黨時，有公政會的基本綱領，行動綱領採納編聯會，這個政黨綱領的製作，都是符合歐洲民主政黨黨綱的製作模式。」甚至，1982年9月22日他就曾經找三個黨外雜誌的代表人來家裡專門討論組黨，包括深耕雜誌（林世煜、吳乃德、邱義仁）、八十年代（吳煜輝）、博觀雜誌（尤宏、林濁水），該次會議結論整理成八大項，刊登於1982年10月1日的博觀雜誌第二期7。
內政部長林洋港（1927 - 2013）於1982年9月24日在立法院與國民黨籍立委唱雙簧，針對尤清住宅那一場「新黨的組織綱領和運作」座談會，說政府會依法制止組黨，理由是：1.目前我國與中共隔海對峙，「國家處境特殊」；2.容許新黨成立勢必造成政黨林立、造成擾攘不安。尤清立即在博觀雜誌以社論加以反駁，包括「戰爭不是組黨的障礙」、「我國目前政治安定適宜組織新政黨」、「政黨林立不足為憂」以外，尤清強調「組織新黨，沒有法律障礙」。
尤清的結論是「組不組黨，只應看人民態度」。留學德國回來的法學博士，這樣論理清晰、滔滔雄辯，且呈現在台灣的公共領域，對人民而言是很好的政治教育，也給台灣社會一種組黨之前的「心理準備」。
若只是理論、論理的心理準備也是不夠，反對國民黨的力量必須集結。謝長廷認為，黨外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建黨，事實上扮演政黨功能的若干組織已漸漸浮現，包括負責提名的「黨外後援會」、負責研究政策的是「公政會」、宣傳理念的就是「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編聯會）」，謝長廷把這樣的組織稱作「黨外黨」，還寫了一本《黨外黨》的書來闡述這種柔性政黨的觀念。不過前述尤清家裡三個雜誌社的代表們的座談會，大部分人認為不能停留在柔性政黨的階段，必須成立具有政黨綱領以及黨紀約束力的剛性政黨。
根據傅正日記，他的「組黨行事曆」從1985年9月6日起至1986年9月28日止，共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秘密組黨積極串聯、第二階段秘密組黨十人小組、第三階段秘密組黨擴大會議、第四階段秘密組黨突破黨禁。他說1985年夏天，費希平去美國洛杉磯、華盛頓、紐約，參加台灣人團體所主辦的組黨促進會，回台之後就和幾位黨外朋友積極磋商組黨的事，9月6日在謝坤銓家、9月19日在周清玉家、12月5日在傅正家、12月19日在費希平家、12月31日在尤清家，1986年1月4日在康寧祥家、接下來有三次在謝長廷服務處——1月14日、1月21日、2月4日——由於只剩下費希平、尤清、黃爾璇、謝長廷、傅正等五個人比較積極，其他人似乎意願不高，就暫停進行。
第二階段從1986年7月3日至9月12日，在周清玉家共開了八次會議，7月3日傍晚先在御龍園餐廳用餐，然後去周清玉家談組黨事，當晚確定十人小組名單（因康寧祥於21時30分左右先走未被列入）：費希平、傅正、尤清、江鵬堅、張俊雄、周清玉、謝長廷、游錫堃、陳菊、黃爾璇，這個小組直到9月28日宣布建黨未再增減，即所謂秘密組黨十人小組的由來；比較特別的是，當晚討論各種黨名，多數已傾向接受謝長廷提議的「民主進步黨」。第三階段的擴大會議，分別於9月19日、23日、27日召開，廣泛徵求組黨發起人，過程中已經在整合黨外公政會和黨外編聯會的不同版本黨綱、黨章，不過27日也就是組黨前夕的最後一次會議，雖然說好在第二天的黨外後援會推薦大會上由尤清提案並說明，要求變更議程討論組黨事宜，但是否即為發起人大會，仍有爭議。
最後，第四階段即9月28日，上午9時30分尤清先說明提案，主席游錫堃徵詢大會意見，一致鼓掌通過發起組織新黨，並決議於下午2時45分召開發起人大會、由費希平主持，上午的議程主要還是後援會推薦候選人。下午的會議即發起人大會由費希平主持、游錫堃擔任司儀，討論黨名時還是有台灣民主黨、中國民主黨等爭議，費希平曾建議是否先組籌備委員會，但多人主張今天就正式成立新政黨。下午5時有所謂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民主進步黨」的黨名，並推舉組黨工作委員會成員，下午6時6分會議主席費希平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
從費希平、林正杰、朱高正的思想言論，以及他們從黨外到民進黨過程中的重要角色，就可以發現1986年民進黨建黨之際，大致只有愛好自由民主的共同基礎，其他方面而言不免是「反國民黨的大雜燴」，不但雞兔同籠而且統獨一爐。1991年10月13日民進黨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修訂黨綱中的一個條文，謂民進黨主張「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附帶的程序是「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它一方面把台獨主張明白寫入黨綱，一方面附加住民自決的民主程序，其實就是黨外時期從強調民主制衡，進一步到「民主、自決、救台灣」，也就是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個人認為這樣的描述比較符合民進黨的創黨精神。換句話說，追索創黨精神似不必要侷限在1986年9月那個時點發生的事，有研究者認為1991年終於把台獨寫入黨綱，顯示1986至1991年乃是民進黨「台獨論述正式制度化為集體目標的強化期」；只不過1991年年底民進黨遭逢二屆國代選舉失利，其台獨論述乃退回「現狀描述」的務實（或模糊）期。
要之，政黨形象和路線的形成必然受到環境的制約，在1986年以前固然反對勢力把主要訴求放在自由、民主、人權等執政當局難以拒絕的議題，卻不見得不關心統獨議題；90年代的環境，則是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本土化、中華民國台灣化，一再在重要的選舉中以強勢的選票成績顯示其對政局的主導性，從而也影響了施明德與許信良兩位黨主席任內促使民進黨「轉型」為體制內的選舉黨26。他們雖然沒有改廢台獨黨綱，卻以其他的表述方式使台獨黨綱成為「歷史文件」。90年代民進黨在歷屆地方首長以及中央民代的選舉中成績不惡，過程中為了回應社會的需求，黨中央標榜清廉勤政，結合相關學者專家規劃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國防安全等等政策，都是必要的學習，也有重要的成果。公元2000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國民黨分裂的情況下能以39.30%的選票當選總統，就此而言不能說全是僥倖和意外。
問題是，一個負責任的台灣政黨，對於暫時擱置的「國家建立」課題不應該坐等時間的消逝期盼上天自然解決，尤其台灣與中國的經貿文化交流密切至此，中國對台政策從昔日的以商圍政、以民逼官，進展到現在的服貿協定，種種方法正是結合台灣的民主制度而發揮效用；與中共片面和解之後的中國國民黨，也很懂得運用民主法治的價值或口號來規避轉型正義，來走私中華民族主義。此時，秉承黨外時期以來「民主、自決、救台灣」之民族民主主義精神的民主進步黨，應如何負起責任呢？
作為一本口述歷史作品，原只是史料的收集，只要根據問題意識找到適當的訪問對象，在彼此信任的情況下傾聽細談，然後準確而通順地整好稿件，即可出版以供各方研究，原不必做太多解釋或抑揚。惟筆者長期關注台灣民主化的議題，忍不住多說了些話，必須在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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