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凱因斯所斷言，思想最終是最重要的，知識歷史捕捉了社會變革的驅動力。從雅各．索爾引人入勝的自由市場史中，讀者可學到許多與當前政策辯論相關的知識。無論你是喜愛或討厭自由市場，你都可從這本重要的書中獲益匪淺。 ——洛倫斯．H．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前美國財政部長、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
但是，且讓我在此提醒讀者，傅利曼可不是個簡單的人物。他的正統自由市場論述在多數領導企業的董事會中仍是主流，就連那些從美國政府手中賺進大量利潤的公司也不例外─此外還有商學院，甚至是公立的商學院。至今美國商會（USChamber of Commerce）仍奉傅利曼的正統學說為圭臬。因此，美國與其他自由經濟的民主國家往往不會承認，我們和自由市場思想在本質上是恐怖情人般的關係，我們以為自由市場能創造財富與帶來革新，但現實中卻不斷上演各種無止盡的循環：法規鬆綁、債務危機、破產、詐欺與市場崩潰，隨之而來的是政府紓困、日益嚴重的壟斷、財富不均與政治不穩定。於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因為矛盾且自扯後腿的政策而回到原點。我們正步入關鍵新世紀，即將要面對各種經濟挑戰，為此我們必須去理解「自由市場」這個詞彙的意義、它的歷史，它何時能順利運作，以及何時無法。
如果傅利曼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最喜愛的兒子，那麼十八世紀的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就是這個傳統的父親。然而，將亞當斯密視作傅利曼式放鬆管制、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之擁護者，這樣的現代概念並不完全準確。斯密的論述早已被錯誤理解、錯誤引用，脫離了他著述的十八世紀背景脈絡並淪為陳腔濫調，但他的著作仍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讓我們理解如何看待經濟學。在斯密於一七七六年撰寫《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從沒有人把規模這麼大又這麼複雜的經濟體與社會體，視為一個巨大的、自我調節的財富創造系統。不過，斯密也認為政府與其機構在市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看來，讓市場以絕佳狀態運作的狀況，就是品德高尚的斯多噶領袖─他們通曉希臘與羅馬哲學中透過自知與紀律追求幸福的理念─和富有的地主並肩合作，共同主導政治與市場，制定適當的指導、誘因與調查制度，維持經濟體運行。
矛盾的是，解開自由市場之謎的關鍵人物早在亞當斯密出生前四十年就已經過世了，他長久以來被經濟學家視為站在斯密的對立面：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著名內政大臣尚︱巴提斯特．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柯爾貝打從一六五○年代中期開始監督法國經濟，直至一六八三年離世為止。法國皇家與公共財政的組織方式與管理良好、標準化的度量衡系統，以及法國道路、港口與運河的商業流通系統建造，全都要歸功於柯爾貝。他一手創建了巴黎警察與工業檢驗單位，以至法國工業、法國海軍與凡爾賽宮。他同時也是國家研究的主任，設立了皇家圖書館與檔案館，以及法國皇家科學院（French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柯爾貝認為這些努力對於一個能夠順利運作的流動市場來說是必要的，他是那個時代最成功的大規模市場建造者，使用關稅、補貼、國家壟斷與政治壓迫來達成各種目標。
柯爾貝用國家的強硬手段介入市場建設，其最主要的目標是推動法國商業發展到足以和英格蘭商業自由競爭。他相信他所謂的「商業自由」（liberty of commerce）源自於相互對稱的市場與平衡的貿易條約。柯爾貝將國際貿易視為零和遊戲，認為黃金和財富是有限的，同時他也確信把焦點放在商業與工業的社會能在經濟上獲得最大的成功。在他初掌權時，法國主要還是農業國家。他以推動經濟發展為使命，比起農業更偏愛工業、創新與貿易；他相信這些事物能鋪設一條道路，通往更自由、更順暢的經濟循環，使法國變成富裕且輝煌的國度。
正如凱因斯所斷言，思想最終是最重要的，知識歷史捕捉了社會變革的驅動力。從雅各．索爾引人入勝的自由市場史中，讀者可學到許多與當前政策辯論相關的知識。無論你是喜愛或討厭自由市場，你都可從這本重要的書中獲益匪淺。 ——洛倫斯．H．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前美國財政部長、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
但是，且讓我在此提醒讀者，傅利曼可不是個簡單的人物。他的正統自由市場論述在多數領導企業的董事會中仍是主流，就連那些從美國政府手中賺進大量利潤的公司也不例外─此外還有商學院，甚至是公立的商學院。至今美國商會（USChamber of Commerce）仍奉傅利曼的正統學說為圭臬。因此，美國與其他自由經濟的民主國家往往不會承認，我們和自由市場思想在本質上是恐怖情人般的關係，我們以為自由市場能創造財富與帶來革新，但現實中卻不斷上演各種無止盡的循環：法規鬆綁、債務危機、破產、詐欺與市場崩潰，隨之而來的是政府紓困、日益嚴重的壟斷、財富不均與政治不穩定。於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因為矛盾且自扯後腿的政策而回到原點。我們正步入關鍵新世紀，即將要面對各種經濟挑戰，為此我們必須去理解「自由市場」這個詞彙的意義、它的歷史，它何時能順利運作，以及何時無法。
如果傅利曼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最喜愛的兒子，那麼十八世紀的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就是這個傳統的父親。然而，將亞當斯密視作傅利曼式放鬆管制、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之擁護者，這樣的現代概念並不完全準確。斯密的論述早已被錯誤理解、錯誤引用，脫離了他著述的十八世紀背景脈絡並淪為陳腔濫調，但他的著作仍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讓我們理解如何看待經濟學。在斯密於一七七六年撰寫《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從沒有人把規模這麼大又這麼複雜的經濟體與社會體，視為一個巨大的、自我調節的財富創造系統。不過，斯密也認為政府與其機構在市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看來，讓市場以絕佳狀態運作的狀況，就是品德高尚的斯多噶領袖─他們通曉希臘與羅馬哲學中透過自知與紀律追求幸福的理念─和富有的地主並肩合作，共同主導政治與市場，制定適當的指導、誘因與調查制度，維持經濟體運行。
矛盾的是，解開自由市場之謎的關鍵人物早在亞當斯密出生前四十年就已經過世了，他長久以來被經濟學家視為站在斯密的對立面：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著名內政大臣尚︱巴提斯特．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柯爾貝打從一六五○年代中期開始監督法國經濟，直至一六八三年離世為止。法國皇家與公共財政的組織方式與管理良好、標準化的度量衡系統，以及法國道路、港口與運河的商業流通系統建造，全都要歸功於柯爾貝。他一手創建了巴黎警察與工業檢驗單位，以至法國工業、法國海軍與凡爾賽宮。他同時也是國家研究的主任，設立了皇家圖書館與檔案館，以及法國皇家科學院（French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柯爾貝認為這些努力對於一個能夠順利運作的流動市場來說是必要的，他是那個時代最成功的大規模市場建造者，使用關稅、補貼、國家壟斷與政治壓迫來達成各種目標。
柯爾貝用國家的強硬手段介入市場建設，其最主要的目標是推動法國商業發展到足以和英格蘭商業自由競爭。他相信他所謂的「商業自由」（liberty of commerce）源自於相互對稱的市場與平衡的貿易條約。柯爾貝將國際貿易視為零和遊戲，認為黃金和財富是有限的，同時他也確信把焦點放在商業與工業的社會能在經濟上獲得最大的成功。在他初掌權時，法國主要還是農業國家。他以推動經濟發展為使命，比起農業更偏愛工業、創新與貿易；他相信這些事物能鋪設一條道路，通往更自由、更順暢的經濟循環，使法國變成富裕且輝煌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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