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屬者的戰爭‧一九一四‧太魯閣
太魯閣之役作為日治一九一○年代「五年理蕃計畫」的一戰，不僅動員的武裝探險與軍警部隊屬最大規模，戰前從事蕃地偵察與地圖繪製工作，一九一四年五月由佐久間左馬太總督親率，自霧社、花蓮港分道夾擊內外太魯閣；同時，也標誌著日本領臺前期與原住民領域的衝突戰，如新城、威里、七腳川事件以至太魯閣的小結，原住民「化外之民」的存在，盡納入帝國版圖的治理內，曾被視為「在我國領土上橫行的野獸」（安井勝次語），進入了文明開化與同化的階段。
這場理蕃之役，隨戰爭報導、復命書與隨軍攝影出版的寫真帖，呈現出殖民官方欲宣傳「文明征服野蠻」的觀點；理蕃總督佐久間因戰而傷導致隔年病歿的消息，同樣成為政治宣傳、神格化的特殊符徵。除此之外，差異的、屬從屬者的敘事，唯隱微傳遞於原住民的口傳中。
後殖民理論學者史碧娃克曾提出的著名提問：「從屬階級能發言嗎？」引領我們關注再
現從屬階層主體的困難性。臺灣「後山」的太魯閣歷經不同時期的空間象徵與漫長戒嚴狀態，連帶其中的人文歷史陷於消音。一九八○年代，隨山岳古道踏查及書寫如楊南郡、原住民文學如瓦歷斯‧諾幹，以至約二○○○年的後殖民小說施叔青、朱和之等路徑復返而展開。其中，施叔青「台灣三部曲」的《風前塵埃》，擇以花蓮吉野移民村與灣生後裔為敘事焦點，重返蕃地界線上複雜的種族關係，辯證殖民戰爭標舉的「文明性」與「野蠻性」；又因其表現的臺日觀點充滿曖昧，而將這段太魯閣戰爭的歷史，帶至文學爭議與論述的視域中心。
相對統治者的文字，這些文學的書寫既呈現白睿文所謂「遲來的回應」，歷史的創傷，歷經政治的壓抑，爾後有如心理機制般復返；另一方面也明顯可見戰爭並未曾於一九一四年終止，所謂「從屬者的戰爭」，既是面對「文明」相對峙抵抗的「野蠻」、文字
相對口傳，亦總是敘事的戰爭。
一、最後的殖民地戰爭
一九一四年的「太魯閣戰爭」，是日本治臺期間所發動最大規模、也是最後的「殖民地
戰爭」。
擘畫者佐久間左馬太（一八四四─一九一五），長州藩人，日本著名軍事將領，年輕時
曾於一八七四年的牧丹社事件，以陸軍中佐身分參與出兵征臺，與原住民有過實際作戰經驗；一九○六年，接任第五任臺灣總督，是時平地漢人的武裝抗日已大致被鎮壓平定，他一改前期殖民政府對原住民採取的綏撫態度，轉而將治理重心，積極延伸至蕃地：擴增理蕃機關、推動「隘勇線前進」政策，在邊界，派駐警察和隘勇，設置地雷、火器及電網，限制物品交換，以圍堵山林。
太魯閣環山面海，東鄰西太平洋、以西綿延著中央山脈，界域內，多有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崇山峻嶺，立霧溪等流域橫亙其中，湍急處將地勢下切成峽谷和絕壁。太魯閣族（Truku）原居於今南投縣仁愛鄉一帶，過去是為賽德克亞族群一支，約莫十七、十八世紀，受限生存空間的日益縮減，陸續向東遷移，翻越能高山、合歡山，來到木瓜溪與立霧溪沿岸耕地。
後山，因藏有豐饒的礦產林木資源，一直以來，即為日商及殖民政府掏金覬覦的所在，
多次藉故征伐，卻礙於險峻的地形、並屢遭太魯閣族頑抗，而始終無功而返。重大的衝突始自一八九六年的「新城事件」，族人為報復駐紮日軍侵犯部族女性，起而攻擊新城分遣隊監視哨，殺害十三名軍人。一九○六年另一起「威里事件」，則起因於樟腦開採的糾紛。一九○八年底至一九○九年初，勞役問題引發「七腳川事件」，南勢阿美族人遭致日方強勢鎮壓，終被迫集團移住，喪失的居地，成為日後的吉野移民村。
七腳川事件後，佐久間的理蕃事業由恩威並施的「甘諾政策」（使之甘心承諾），轉向威壓的軍事討伐階段，一九一○年，並擬定「五年理蕃計畫」；而太魯閣戰爭作為「五年理蕃驗計畫」的軍事實踐，便是一連串長期衝突的總和。
一九一四年五月，佐久間左馬太親自擔任討伐軍司令官，率軍隊自霧社出發，經合歡
山、奇萊北峰，向東推進，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則任討伐警察隊總指揮，率領警察隊自花蓮港登陸，復沿塔次基里溪（即立霧〔Takkiri〕日文漢字音譯）、三棧溪、木瓜溪，分三路向西進攻。總共動員軍警人伕逾一萬一千多人，夾道包圍內、外太魯閣，相對於太魯閣族九十餘社，人口僅約八千九百多，且多數為婦孺等非作戰人力，日軍以絕對懸殊的兵員，三個月間，佔領蕃社、焚毀家屋、迫使部族歸順，歸順者包括多年領導抵抗的總頭目哈鹿閣‧納威（Harug Nawi），又其中族人傷亡者難以計算。戰事至八月間已近尾聲，各部隊陸續解隊，舉行凱旋儀式。
佐久間左馬太雖取得戰爭勝利，卻未完成原定橫斷至花蓮港的路程；六月二十六日，在西拉歐卡夫尼（セラオカフニ）一帶的崎嶇山徑上，遭致了突襲，失足墜落二三十公尺餘的坡底，昏迷多時。《臺灣日日新報》遲至六月三十日才發布〈佐久間總督負傷〉一訊：「佐久間總督。二十六日午前九時視察戰線。過『沙老科利』社東北斷崖。岩石崩壞墜跌。頭部顱頂及後腦均受傷裂。……」可見對其遇襲一事，報端幾無著墨。而據後續報導，他先留在西拉歐卡夫尼司令部療養，恢復良好，八月十九日「凱旋」返回臺北。五年理蕃計畫完成後，佐久間於次年四月三十日卸任在位十年的總督一職，回到故鄉仙臺。一九一五年八月，《臺灣日日新報》傳來仙臺消息〈佐久間伯薨〉：「前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伯。自掛冠歸去。靜養於仙臺故鄉。不圖四日午上。突起腦溢血病。頓陷危篤。是夜遂薨於私邸」。此時，距太魯閣戰爭結束不過一年。
但在太魯閣族人的口傳中卻另有說法，佐久間實則在墜崖當時身亡；只是作為負有「理
蕃總督」名號的司令官，於征伐原住民戰役最烈之際遇襲，其死訊被官方刻意地隱瞞了。
以理蕃聞名的「總督之死」，標誌了多層意涵。日本殖民地史學者近藤正己將殖民政府對漢人及原住民的討伐，俱視為「戰爭」的一種，而非僅治安問題；他指出，相較戰爭一貫所指，係發生於主權國家之間，「殖民地戰爭」的概念，使臺灣實質上仍處於「準戰時」的狀態，並影響著總督府的軍隊配置、軍事行動、內治與面對外部的關係。而太魯閣戰爭結束後，一九一九年，總督府官制修改，臺灣軍司令官回歸隸屬於天皇，「從制度上來看，臺灣總督不再有軍隊統率權，也可以視為殖民地戰爭的終結。」
佐久間所代表的理蕃戰爭階段，轉進接下來的文明同化時期，開鑿道路，深入山林，曾布設軍事的隘勇線，轉換為警備駐在所、蕃童教育所、蕃產交易所、現代醫療衛生所，制度延續，及至一九三○年爆發了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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