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西方許多人似乎認為，大國間的「永久和平」就要降臨。這一觀點認為，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大國關係的極大改變，我們已進入了這樣一個世界：大國為安全而競爭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更不用說戰爭了，因為戰爭已經成為「被淘汰的行業」。用一位著名學者的話說，冷戰的結束把我們帶入了「歷史的終結」。
該觀點還指出，大國不再把彼此看成潛在的軍事對手，而是國際大家庭或有時被稱為「國際共同體」的成員。在這個能把與日俱隆的繁榮與和平帶給所有大國的美麗新世界裡，四處洋溢著合作的可能。即便一直以來對大國之間保持和平的希望持悲觀態度的某些現實主義者，也似乎萌生了強烈的樂觀主義情緒。二十世紀九○年代中期一篇題為《作為樂觀者的現實主義者》（Realists as Optimists）的文章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實際上，那種認為國際體系中的大國安全競爭與戰爭已經消亡的觀點是荒謬的。許多證據表明，對大國間永久和平的許諾如同胎死腹中的嬰兒。我們不妨看看以下事例：儘管蘇聯的威脅不復存在，但美國在歐洲的駐軍仍達十萬之眾，在東北亞也駐紮著相當數目的兵力。美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意識到一旦自己撤出軍隊，危險的對手很可能從該地區的大國中突然出現。還有，幾乎所有歐洲國家，包括英國和法國，它們雖然默默無聲，但心中仍藏著根深蒂固的憂慮：一個未受美國權力約束的德國可能重染侵略惡習；東北亞地區對日本的恐懼也許更加深刻，這一話題無疑會被經常提起。最後，美中在台灣問題上可能的衝突也並非遙不可及。這並不是說此類戰爭一定會爆發，但其存在的可能性提醒我們，大國戰爭的威脅尚未消失。
悲哀的是，國際政治從來就是一項殘酷而危險的交易，而且可能永遠如此。雖然大國競爭的激烈程度時有消長，但它們總是提防對方，彼此爭奪權力。每個國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這意味著一國獲取權力是以犧牲他國為代價的。然而，大國不止是為了爭當大國中的強中之強，儘管這是受歡迎的結果；它們的最終目標是成為霸主（hegemon），即體系中唯一的大國。
國際體系中沒有維持現狀的國家，除了那種想對潛在的對手保持主宰地位的一時霸主。大國很少對眼前的權力分配感到心滿意足，相反，它們時刻懷著以自己利益為中心的求變動機。它們幾乎總是擁有修正主義（revisionist）意圖，倘若能用合算的代價達到目的，它們會以武力改變權力平衡。有時，當大國認為改變權力平衡的成本過於高昂時，它們不得不坐等更有利的形勢，但獵取更多權力的欲望不會消隱，除非一國達到了最高的霸權（hegemony）目的。然而，由於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權，因此整個世界充斥著永久的大國競爭。
這種對權力的無情追逐意味著大國可能傾向於伺機使世界權力的分配朝有利於大國的方向改變。一旦具備必要的實力，它們就會抓住這些機會。簡言之，大國存有進犯的預謀。然而，一個大國為了獲取權力不但要犧牲他國利益，而且會不惜代價阻止對手獲得權力。因此，當權力隱約出現有利於另一國的變化時，大國會極力捍衛權力平衡；而當有可能出現有利於本國的變化時，它就會抓住機會，想方設法打破平衡。
為什麼大國會如此表現呢？我的答案是，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一心尋求安全的國家彼此採取侵略行為。國際體系的三個特徵一併導致了國家間的相互提防：⑴缺乏一個凌駕於國家之上並能保護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權威；⑵國家總是具有用來進攻的軍事能力；⑶國家永遠無法得知其他國家的意圖。有了這一擔心──不可能完全一勞永逸地消除──國家認為實力愈是強過對手，自己生存的機率就愈高。毫無疑問，生存的最高保證是成為霸主，因為再沒有其他國家能嚴重威脅此類巨無霸。
這種局面並非有人有意預設或構想，而且它將會是一場悲劇。雖然大國沒有理由彼此攻擊──它們只關心自己的生存──但在該體系中，它們除了追求權力和征服其他國家之外別無選擇。這一困境早在十九世紀六○年代就被普魯士政治家奧圖．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k）以殘酷而直率的言辭作了表述。當時，並非獨立國家的波蘭正想奪回自己的主權。對此，俾斯麥說：「無論以何種形式恢復波蘭王國都無異於給任何想要攻擊我們的國家塑造了一個盟友。」因此他主張，普魯士應該「痛擊那些波蘭人，直到他們喪失希望、一個個倒斃在地；雖然我對他們的處境非常同情，但是我們要想生存，除了剷除他們別無他法。」
儘管認識到大國的這種思維和行為會令我們樂觀不起來，但是我們也理應看到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而不只是看到我們想要看到的面目。譬如，美國面對的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果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下去，變成一個巨大的香港（第十章將討論究竟會不會這樣），那麼它可能採取什麼樣的行為。許多美國人相信，倘若中國實行民主制並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它就不會好鬥，而會對東北亞的現狀感到滿足。按照這一邏輯，美國應該接觸（engage）中國，加快後者進入世界經濟整合的進程，這是一項鼓勵中國向民主過渡的政策。倘若接觸政策獲得成功，那麼美國就能與一個富裕民主的中國協同努力，推進世界和平。
不幸的是，接觸政策註定要失敗。如果中國成為一個經濟火車頭，它必然會把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實力並主宰東北亞。無論中國實行民主並深深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還是成為專制和自給自足的國家，這都無礙於它的行為表現，因為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一樣在乎安全，況且霸權是任何國家確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當然，當中國不斷增加權力時，中國的鄰國和美國誰也不會袖手旁觀，而會採取行動遏制它，很可能通過組建一個權力平衡聯盟的方式達到此目的。結果是中國與其對手進行激烈的安全競爭，大國戰爭的危險常常環繞在它們頭上。簡單地說，如果中國權力增長，美國與中國勢必成為對手。
攻勢現實主義
本書闡述一種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理論，它對在大國關係問題上頗為流行的樂觀主義觀點提出了挑戰。這項工程包含著三個具體任務。
首先，我闡述了該理論的核心要件，我稱之為「攻勢現實主義」。關於大國關係的互動，我提出了一系列觀點，特別強調它們尋求機會來攫取權力，欲損人以利己。另外，我區分了較易和較難引發衝突的情況。譬如，我認為多極體系比兩極體系更容易導致戰爭，而含有特別強大的國家，或曰含有潛在霸主的多極體系是眾體系中最危險的體系。但我不只是提出諸如此類的論點，我也試圖為居於這一理論核心的行為和結果提供確鑿的解釋。換言之，我將提供因果邏輯或推理，以支持我的每一個論點。
這一理論關注的是大國，因為大國對國際政治所發生的變故影響最大。所有國家──不管是大國還是次大國（minor power）──其命運都從根本上取決於那些最具實力的國家的決策和行為。例如，一九四五至一九九○年間，世界上幾乎每個角落的政治都深受美蘇對抗的衝擊。冷戰之前的兩次世界大戰也對全世界的地區政治產生了相似的影響。其中的每一場衝突都是大國對抗，都給全球各地投下了長久的陰影。
大國主要由其相對軍事實力來衡量。一國要具備大國資格，它必須擁有在一場全面的傳統戰爭中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進行一次正規戰鬥的軍事實力。候選國家不一定要具備打敗領先國家的實力，但它必須具有把衝突轉向消耗戰並嚴重削弱優勢國家的潛能，即便優勢國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在核子時代，大國不但要擁有令人生畏的傳統武力，而且還必須具有能承受他國核武打擊的核武威懾力（nuclear deterrent）。但也不排除這一可能：一國擁有超過其他所有對手的核武優勢（nuclear superiority），它非常強大，在該體系中獨霸天下。如果體系中出現了核霸權（nuclear hegemon），那麼傳統武力的權力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就顯得無關緊要。
本書的第二項任務是想說明，該理論告訴我們很多關於國際政治的歷史問題。檢驗任何理論的最終手段是看它能否很好地解釋現實世界中的事件，所以我花了大量筆墨將我的觀點與歷史紀錄進行對照，著重討論自一七九二年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以來至二十世紀末期的大國關係。我更關注歐洲大國，因為在過去二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們一直支配著世界政治。確實，在日本和美國分別於一八九五年和一八九八年獲得大國地位之前，歐洲一直是世界所有大國的發祥地。不過，本書也用了大量篇幅探討東北亞政治，特別論及了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間的日本帝國以及二十世紀九○年代的中國。美國也是我在用攻勢現實主義檢驗過去的事件時必須重點考察的國家。
我打算揭示的歷史疑點主要如下：
⑴
如何解釋現代史上三次歷時最長、最殘忍並把所有大國都捲入其中的戰爭──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一七九二至一八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
⑵
如何解釋一八一六至一八五二年、一八七一至一九一三年、特別是一九四五至一九九○年冷戰期間歐洲出現的一段相當長的和平時期？
⑶
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為什麼它當時沒有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並主宰歐洲呢？換句話說，拿破崙法國、威廉德國、納粹德國以及蘇聯都把自己的經濟實力變成了軍事力量，而英國為何沒有這樣做？
⑷
為什麼俾斯麥德國（一八六二至一八九○年）在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年間極具侵略性──它與另兩個大國打了兩次大戰，並與一個較小的國家進行了另一場戰爭──但在一八七一至一八九○年期間卻根本不顯侵略性，而是遠離戰事，尋求維護歐洲的現狀呢？
(5)
為什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法國和俄國結成了反對威廉德國的權力平衡聯盟，卻未能組成一個反對納粹德國的有效聯盟呢？
⑹
為什麼日本和西歐國家在冷戰的早期與美國聯手反對蘇聯，但事實上美國當時已從二戰中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富強的經濟大國並擁有核武壟斷？
⑺
如何解釋二十世紀美國軍隊在歐洲和東北亞承擔的義務？例如，為什麼美國要等到一九一七年而不是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參加戰爭？還有，為何一九一四年之前美國不派兵赴歐洲去阻止戰爭呢？同樣，為什麼二十世紀三○年代美國不派軍隊反對納粹德國或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之前派兵去歐洲阻止二戰的爆發呢？
⑻
美國和蘇聯都擁有針對對方的第二次核武打擊能力，為什麼它們仍不斷擴建核武儲備呢？一個雙方具有「確保摧毀」（assured destruction）能力的世界被認為是穩定的，它的核武權力平衡也難以顛覆。然而，兩個超級大國都耗費數十億美元和盧布，力圖贏得第一次打擊優勢。
第三，我用這一理論預測二十一世紀的大國政治。這種嘗試可能讓一些讀者迷惑不解，因為如同其他社會科學，國際關係的研究建立在比自然科學更為脆弱的理論基礎上，加之政治現象非常複雜，因此，如果我們不具有比目前所掌握的更高明的理論工具，要作出精確的政治預言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來，所有政治預測勢必錯誤百出。那些如同我現在一樣進行冒險預測的人，應該懷著謙恭的姿態，不必盲目自信，還要承認事後之明很可能會帶來驚訝和紕繆。
儘管有諸多險阻，社會科學學者還是應該用其理論預測未來。預測有利於辨識政策，因為它有助於我們瞭解在周圍世界逐一發生的事件。通過廓清爭執點，作出清晰的預報，使那些滿腹歧見的人茅塞頓開。況且嘗試預測新事物是檢驗社會科學理論的最好方法，因為理論家無法未卜先知，所以他們不可能矯正自己的觀點以與證據相吻合（因為還無法獲得證據）。簡單地說，世界可被看作一個實驗室，它決定哪種理論能最好地解釋國際政治。據此精神，我運用攻勢現實主義來展望未來，並留心預測未來事件的利益與風險。
理論的價值與局限
顯而易見，本書是一部表達個人觀點的理論專著。然而，在學術的大牆之外特別是在政策世界裡，理論的名聲並不好。社會科學理論常被描繪成如墜雲霧的學術空想，與「現實世界」毫無牽連。例如，冷戰時期美國著名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保羅．尼采（Paul Nitze）寫道：「二戰以來，大多數由美國人所著和所教的所謂『政治科學』……就其對政治的實際指導意義而言，即便不起負面作用，其價值也是非常有限的。」根據這一觀點，理論只能局限於單純的學術層面，而決策者應根據常識、本能和實際經驗來履行他們的義務。
這顯然是荒唐的論調。事實上，沒有理論，我們誰也無法弄懂我們所處的世界或作出明智的決定。無可否認，國際政治學的所有研究者和實踐者都靠理論來領悟他們周圍的環境。只是有些人意識到了，有些人沒有；有些人承認它，有些人不承認。但不管怎樣，我們都無法迴避一個事實，那就是如果沒有能夠提綱挈領的理論，我們就不可能認識周圍複雜的世界。比如說，柯林頓政府的外交政策內涵大體上可以用國際關係的三個主要自由主義理論來解讀：⑴經濟上相互依存的繁榮國家彼此不可能發動戰爭的「經濟相互依存和平論」；⑵民主國家彼此不打仗的「民主和平論」；⑶國際制度能使國家避免戰爭並集中建立合作關係的「國際制度和平論」。
想一想二十世紀九○年代柯林頓及其幕僚如何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北約）的擴大提供各種理由。柯林頓總統認為，北約東擴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守住中歐的民主成果」，因為「民主國家以和平方式解決它們的分歧」。他指出，美國應該培育一個「開放的貿易體系」，因為「我們的安全維繫在其他民族自由開放的繁榮基礎上，美國應與其攜手並進，而不應該反對它們」。柯林頓在牛津大學的同窗、常務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對於北約擴大問題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隨著冷戰的結束，構建一個透過對開放社會與開放市場的共同承諾而更加團結的歐洲，已變得可能。」他認為，北約東擴有助於「鞏固對民主和市場改革的民族共識」，這一改革已存在於匈牙利和波蘭等國之中，並因此有助於加強本地區的和平前景。
同樣，國務卿瑪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在讚揚北約締造者時指出：「他們的根本貢獻在於開創……以法制為基礎的制度網路以及有助於維持和平的安排。」但是她警告說：「這一成績還不完滿……我們今天的挑戰是完成後冷戰時代的建設任務……拓寬世界領地，讓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遍地開花。」
這些事例表明，有關世界如何運作的基礎理論在決策者辨識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和選擇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時發揮著重要作用。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全盤接受任何得到普遍認可的理論，不管它多麼受歡迎，因為理論有優劣之分。譬如說，有些理論只解決一些微不足道的問題，而另一些理論則晦澀難懂，幾乎讓人無法理解。還有一些理論的基本邏輯自相矛盾，而另一些則不具任何解釋力，因為世界並不按它們預測的方式發展。問題的關鍵在於區分有效的和殘缺的理論。本書的目的就在於令讀者相信，攻勢現實主義是一個完備的理論，它能清晰地解剖世界的運作。
當然，與所有理論一樣，攻勢現實主義的解釋力也有其局限性。有若干個案與該理論的主要觀點相抵觸，這些個案是攻勢現實主義本應解釋但卻不能作出解釋的現象。所有的理論都存在此類難題，儘管理論越好，異常現象便越少。
與攻勢現實主義思想相抵觸的一個事例是關於一九○五年的德國。當時，德國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它在大陸的對手是法國和俄國。大約在此前十五年，法俄曾建立過遏制德國人的聯盟。英國當時只有一支很小的軍隊，因為它指望法國和俄國鉗制德國。當一九○四至一九○五年日本出乎意料地大敗俄國並暫時把後者從歐洲權力平衡圈驅逐出去後，法國不得不孤單地面對巨大無比的德國。此時是德國征服法國並奪取歐洲霸權的絕好機會，因此德國在一九○五年而不是一九一四年挑起戰爭無疑更為合理。但一九○五年的德國甚至沒有認真考慮過戰爭問題，這與攻勢現實主義的預計是背道而馳的。
理論之所以會遇到難以解釋的現象，原因在於它們把現實簡單化了，只重視某些因素而忽視了其他變數。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強有力地塑造了國家的行為。我主張，結構因素如無政府狀態（anarchy）和權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等是解釋國際政治的最關鍵因素。該理論對個人或意識形態等一些國內政治因素幾乎不予關注，它往往把國家當作黑匣子或撞球一樣看待。再看上述例子，一九○五年的德國無論是受俾斯麥、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還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統治，也無論德國是民主抑或專制國家，這都對該理論無關緊要。該理論關心的是，當時的德國擁有多少相對權力。然而，這種被忽視的因素不時支配著一國的決策過程。在這種情形下，攻勢現實主義是起不到正常的解釋作用的。簡言之，簡化現實是要付出代價的。
另外，攻勢現實主義不可能回答國際政治中出現的所有問題，因為在有些案例中，該理論會與數個可能的結果相吻合。一旦出現此類情況，就不得不運用其他理論作更精確的解釋。
社會科學學者會說，用一個理論解釋這些案例是「難以奏效」（indeterminate）的，這種情形對於像攻勢現實主義這種不存偏見的理論來說並非不正常。
用攻勢現實主義不能確切解釋的另一難題是，為什麼冷戰中的大國安全競爭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三年要比一九六三至一九九○年更為劇烈。該理論也無法解釋北約應採取進攻型還是防禦型軍事戰略來遏止中歐的《華沙公約》（Warsaw Pact）。要解答這些問題，有必要運用更為細化的理論，如威懾理論等。但是，那些理論及其提出的答案與攻勢現實主義並無抵觸，只是對後者進行補充。簡而言之，攻勢現實主義如同黑屋子中的一道耀眼的亮光：即便不能照亮每一個角落和縫隙，但在大部分時間內它仍是引導人們穿越黑暗的極好工具。
從這一討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攻勢現實主義主要是一種敘述性理論。它解釋大國過去如何表現以及將來可能怎樣行動。但它也是一種指導性理論。國家「應該」按照攻勢現實主義的指令行事，因為它指引了國家在險惡的世界裡求生存的最好辦法。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該理論描述大國怎樣行動，為何還要說明它們「應該」怎樣行動呢？該體系中強有力的強制因素使得大國毫無選擇，只能像這一理論所指明的那樣行動。雖然把大國比作陷入鐵籠的罪犯不無道理，但事實仍然是，它們有時──雖然不是經常如此──採取有悖於該理論的行動。這就是上面所說的例外現象。如同我們所見到的，這類魯莽行為一向具有負面影響。簡言之，大國要想生存，它們應當總是像正常的攻勢現實主義者一樣行動。
追逐權力
理論方面已說得夠多，有必要更多地談談我的論點的實質內容，即「權力」的核心概念。對於所有現實主義者來說，關於權力的盤算是國家在其所處的世界中危言慎行的第一步。權力是大國政治的貨幣，國家為之爭鬥。權力對於國際關係的意義正如貨幣之於經濟學。
本書圍繞六個問題對權力展開討論。第一，為什麼大國想要權力？國家爭奪權力的根本邏輯是什麼？第二，國家想要多少權力？多少權力才是足夠的？這兩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它們關係到大國行為的最根本問題。如上所述，我對這些問題給出的答案是，國際體系的結構鼓勵國家追求霸權。
第三，什麼是權力？這一核心概念是如何定義和度量的？有了好的權力指標，才可能確定個別國家的權力水準，然後我們就能描繪該體系的架構，特別是認定哪些國家具備大國資格。這樣，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此體系是霸權（hegemonic，由單一大國主宰）、兩極（bipolar，由兩個大國控制）還是多極（multipolar，由三個或更多大國主導）體系，而且我們還可得知主要大國的相對力量。我們尤其想弄清它們的權力是否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均衡分配或存在極大的不對稱性，特別是體系內是否存在一個潛在的霸主──一個比它的任何大國對手都強大得多的國家。
同時，明確地定義權力還可為我們考察國家行為提供一個窗口。如果充分瞭解權力的內涵，一旦國家為權力競爭，我們對競爭的屬性就懂得更多，進而得知國家展開競爭的原因。概言之，更多地瞭解權力的真實本質有助於揭示大國之間如何競爭。
第四，當一個大國威脅要打破權力平衡時，其他國家以何種策略獲取或鞏固權力？訛詐（blackmail）和挑起戰爭是國家獲取權力時所採取的主要策略，抗衡（balancing）和推卸責任（buck-passing）是大國面對危險對手時用以鞏固權力分配的主要手段。抗衡意味著受威脅的國家承擔起阻遏對手的重任，並投入大量資源以實現這一目標。而推卸責任是指處於危險中的大國設法讓另一國承擔起阻止或打敗有威脅性的敵國的重任。
最後兩個問題集中討論國家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的關鍵策略。第五，戰爭的起因是什麼？何種權力因素促使安全競爭的加劇及進而導致的公開對抗更容易或更難以發生？第六，在什麼情況下，受威脅的大國會採取權力平衡策略以對抗危險的敵手，又何時企圖把責任推卸給另一受威脅的國家？
我將為這些疑問提供清晰有力的答案。但應該強調的是，對於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現實主義者都沒有一致的意見。現實主義具有悠久的豐富傳統，現實主義者對基本問題的爭論向來是司空見慣的。在後面的章節裡，我不想過多討論其他現實主義理論。我只解釋攻勢現實主義與其主要現實主義對手之間的區別，並挑戰這些對手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主要目的在於闡明我自己的論點。但我不打算系統地考證任何其他現實主義理論，而是重點闡述我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用它解釋過去、預測未來。
當然，本書也沒有忽視國際政治中許多其他非現實主義理論，稍前已提及三種不同的自由主義理論；還有其他非現實主義理論，譬如說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和官僚政治（bureacratic politics）兩種流派。在第十章裡，為了探討中國能不能和平崛起，我會簡要分析國際政治中代表主流自由主義理論的經濟相互依存理論（economic-interdependence theory），和代表文化理論的儒家和平主義（Confucian pacifism）。但囿於篇幅，我不準備對這些非現實主義理論進行全面評述。總之，我研究的重點是為攻勢現實主義設置一個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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