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哥倫比亞大毒梟巴伯羅．艾斯科巴於一九七○年代崛起，踏入政界；一九八○年代則與左右游擊隊或合作或分頭，殺害大量警察、司法官與政要，這個國家因此陷入數十年動盪浩劫。
記者也是這場毒販恐怖主義橫行中的受害者——有人遭恐嚇，有人被綁架，有人是斷魂。光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到一九九一年一月，就有二十六名分屬不同媒體的記者命亡。《觀察家》日報總編吉勒莫．卡諾便是踏上黃泉路的其中一人。
卡諾生於報業家庭，卻是從基層做起。一九五二年《觀察家》被保守派焚燒多日後，他被任命為該報社董事，啟動改革，而他的第一場戰鬥便是：反對新聞審查制度。艾斯科巴犯罪集團橫行後，卡諾在父親的建議下，於一九七九年一月開了個名為「筆記本」的專欄，以表達他的政治觀點，及對暴力、腐敗和毒品販賣的擔憂，也因此受到恐嚇威脅，但他並不畏懼，婉拒他人替自己的座車加裝保護的建議。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晚，卡諾駕車離開報社。車才過馬路，兩名騎乘摩托車的殺手突然出現對著車裡的卡諾開了四槍，車子因此失控撞上燈桿。雖緊急送醫，仍是不治，卡諾在晚上七點心跳停止，離開人世。
但這還不是這個報人最終的結局――三年後，紀念他生平的一座半身塑像被炸毀；幾個月後，一輛裝有三百磅炸藥的汽車在《觀察家》報社大樓引爆；家庭律師被謀殺，卡諾家族所屬的避暑別墅也被燒毀。
「懷著同樣的熱情，他加入了規模更大、更危險的戰鬥。死亡總是潛伏在最高尚事業背後，但在真相面前，他永不止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在卡諾的紀念文中，如此寫道。
儘管馬奎斯以小說家身分聞名於世，但他的新聞資歷與文學創作相齊，有超過三十年的累積耕耘。其媒體之路雖非從《觀察家》開始，但讓他躋身傑出調查記者之列的，便是卡諾主持的報社。馬奎斯諸多精彩的調查報導都是在此間完成，包括他揭露一起海難真相而被哥倫比亞政府驅逐的作品背後，都有卡諾的支持與歡呼。
「我還沒有遇過比他更抗拒公關活動、更不計個人毀譽、更迴避權力奉承的人。」
馬奎斯與卡諾相識四十多年，自陳：每當哥倫比亞有什麼大事，他都會打電話跟卡諾討論，沒有例外，一定都是這個老友接起電話，總是這句：「加博（ Gabo，馬奎斯的暱稱），有什麼事嗎？」
卡諾被殺之前，曾電請人在哈瓦那的馬奎斯進行毒販相關調查報導，卻遭到拒絕――馬奎斯深知：寫哥倫比亞新聞，會招致死亡。
不久，馬奎斯在家裡舉行聚會，古巴領導人卡斯楚也在場，並分享一件有趣的事。當眾人都專心聆聽卡斯楚說話時，有人悄聲告訴馬奎斯卡諾的死訊。
馬奎斯淚流滿面。過度震驚而茫然的他，一心盼著卡斯楚趕快把話講完，因為，當時他腦海唯一浮現的念頭，便是一如既往，立刻打電話給卡諾，請他說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想跟他表達自己對這起死亡事件的憤怒和痛苦。
他也相信這個新聞只有卡諾能寫，而且可以寫得很棒。只是就算馬奎斯打電話給卡諾，電話那頭再不會有那個熟悉的聲音。沒有人可以回應他此刻的盼念。
而後馬奎斯回到哥倫比亞，開始寫政治評論，也成立媒體，還創建拉丁美洲新新聞學組織，為的是鼓勵調查報導，繼續說更多故事。一九九一年，他完成非虛構作品《綁架新聞》，描述媒體人和政治人物如何被毒梟艾斯科巴綁架的細節，儘管只有寥寥兩行，書裡面，也提到卡諾。
大半生都供稿給報刊，自己也創辦媒體的馬奎斯曾說道：「比起因為《百年孤寂》或諾貝爾獎而被記住，我寧願自己因新聞報導而被銘記。我生來就是個記者……它就在我血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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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並不只是資訊，它真正的價值，在於這一行從業人員有意識地挖掘、探究，而後傳播的堅持。因此，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是務求事實真相以及新聞現場的一切可以透過自己的紙筆或鏡頭傳播出去，讓大眾知情，也讓人們記得：此時此刻這裡曾經發生了一個理應被知道的故事。
在第一線記者身處的世界，呈現的故事舞台中，主角永遠都是受訪者、新聞或故事，而不是「自己」。人們無須知道報導者是誰，但一定要知道這個事件的重要性。唯有一個例外――當新聞工作者變成新聞當事人，或死或傷或消失或進了牢獄。馬奎斯的故友吉勒莫．卡諾就是一個例子。
然而，Netflix會把艾斯科巴寫成主角、拍成影集，卻不會將鎂光燈打在卡諾的身上。與大毒梟的呼風喚雨相比，卡諾的存在只是為了替這個時代留下註記。但這不意味追求真相的記者被暗殺是應該的，恰恰相反，記者因公殉職過於尋常，不論死於意外、刑罰或暗殺，在世人眼裡不過是一種伴隨職業而來的風險那般。
有一段時間，我時常關注菲律賓記者協會的消息，發現記者遭到不明人士槍殺的頻率似乎過高，而凶手總是找不到，或即使知道凶手是誰也不會受到法律制裁。就跟卡諾的例子一樣。然而，菲律賓記者與卡諾的死亡，都還是能直指幕後黑手的案例，世界其他地區失蹤傷亡或人身自由失去的情事，未必都有問責的對象。特別是，加害者就是國家之時。
二○二四年的世界自由日，保護記者委員會公布一份報告：二○二三年有九十九名記者被殺，比二○二二年增加44%，是二○一五年以來的最高數字。這個數據顯示：因戰爭而使記者在這個世界消失的速度相當驚人。這些犧牲者多半是被以色列軍隊鎖定目標的巴勒斯坦記者。此外，環境保護相關報導比加薩或烏克蘭戰火更受到忽視，耕耘這個領域的記者同樣處於高風險狀態中，遭到襲擊或殺害的環境記者數量正在上升，僅次於戰場上的記者，且幾乎沒有法律能夠保護他們。
但新聞工作的風險，並不只有死亡，還有拘禁、監控、審查、威脅、入獄、「被消失」，或是國家的鎮壓。例如中國、香港、緬甸或是俄羅斯的記者，就面臨多種的威脅。
過往，在中國一黨專政下，偶爾有言論空間相對開放的時期，至習近平主政後，逐漸緊縮，例如二○一五年，《南方周末》的年末新年祝詞，只因出現「憲政」二字就被刪改、《人民日報》副刊主編徐懷謙自殺、南方報業集團諸多調查記者受到壓力被迫辭職……。當時，一位媒體主管有感而發表示：輿論監督不能依賴於某位有良知的記者個體，「我們尋求的是一種良心、是一種正義、是一種公平，而我們所得到的卻是經常被打壓、是眼淚。」
作為一個新聞科系畢業、對新聞業抱有期待，並在媒體工作多年的新聞人，我對同業的工作方法與處境，始終抱持好奇，也不時以此為題，在各個媒體平台零散書寫。
正因為如此，當二○一五年，即中國南方報業集團被打壓、中國媒體管控加劇、自由派記者陸續出走那年，在聯合新聞網之下，以國際新聞為主力的網路平台「轉角國際」成立，並以「終戰七十年」為開站專題，向我邀稿時，我便決定以二戰時期（日本）新聞媒體怎麼做、新聞人如何掙扎、媒體管制與新聞審查為問題意識，呈現戰時日本新聞自由被扼殺的後果；而當時另一個特約撰稿人、現任「轉角國際」主編林齊晧則是以戰爭時期美國新聞管制為題書寫。這組稿子，便成為這個國際新聞網站的「第一發」。
「轉角國際」以位在臺北的編輯室為核心，每日編選最該被臺灣讀者關注的國際新聞，進行深入探討，也邀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寫手以在地觀點書寫該地備受討論或值得引介到臺灣的議題。這組「終戰七十年」專題實是歷史，但某種程度也暗示這個網站平台的書寫不受「當下」時空限制，我因此既任性也順理成章地繼續寫了二戰、越戰等歷史中新聞記者堅持與掙扎的故事。
替「轉角國際」的風格、欄目、深淺奠定基礎、打造方向的，是第一代編輯張鎮宏與喬蘭雅，也是他們給予的空間，讓我能在戰爭、歷史與媒體這個範疇裡，自由書寫。
只是，這個時候，沒有人會預想得到，抗爭、戰爭接二連三在世界各地爆發，新聞媒體倒閉、記者或被逮捕拘禁或者遭攻擊死亡的文章也不斷湧現。中港地區因反送中、國安法、封城等等事件，讓轉角國際編輯們像踩在滾輪上不斷更新訊息，與此同時，中港記者與媒體的狀況、韓國總統朴槿惠荒腔走板引發的媒體版圖變動、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壓制新聞自由的手段、因科技技術而衍生的假新聞資訊戰……，讓媒體自身就成了新聞；更別說，緬甸政變再次危及記者安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長期無法解決的以巴衝突與中東問題等等，都讓「記者」乃至「媒體」成為「新聞主角」。
這些新聞記者在第一線的處境，便是當代的故事，也能讓讀者能夠看見新聞事件中的另一種樣貌。而「轉角國際」編輯室也透過新聞編寫（轉角過去二十四小時）、帶觀點的深入討論（轉角說），實而藉著和該地記者的連線專訪，多國多角度地呈現這些記者的遭遇。葉家均、唐宓、林齊晧、許佳琦、周慧儀、賴昀、李牧宜、王穎芝等編輯都是這些報導的守護者。
除了轉角國際編輯室外，在各個新聞現場的特約撰稿人也不斷提供該地的報導，如：英國皇室與記者之間如何鬥智、香港媒體業的處境、以巴現場的實況、韓國媒體罷工潮與主張等等。像是接力拼圖一樣，告訴我們：不論先進國家、獨裁國家，不管新聞自由度高或低，堅守崗位報導真相的記者，都會遭到程度不一的人權侵害。
在這個流量為王、博取眼球的自媒體時代，「記者」在人們的口中，成了一個「小時候不讀書」才會淪落而為的職業，「記者快來抄」或是「妓者」更是鄉民譏諷新聞業的口頭禪；這也不能說是冤枉――無論資源限制、訓練不足、受編輯室控制，或是自己迷失，而讓新聞成為粗製濫造的「商品」或流量密碼，都是新聞業及其從業人員不受尊重的原因。
但在追求事實真相、深入現場調查、給予當代觀點等目標上，稱職的新聞記者與堅守新聞本業的媒體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別說臺灣仍有不少兢兢業業的新聞人，全世界各個角落多的是為了傳遞真相、抵抗權威、奮戰不懈的新聞記者。閱聽大眾不能不知道這些被挖掘出來、以生命為代價傳遞出來的報導與資訊，是誰的犧牲與努力？！
人們可以不尊重記者，但不能忽視真相傳遞者的付出。一如馬奎斯所言：他希望被記得的是自己寫的報導。那是一種源於血液的信念。無論過去或現在新聞工作者留下來的豐厚紀錄，乃至其身處的時代境遇，都是我們必須要認識進而辨識的物事。單是嘲弄記者，很簡單，但將所有新聞從業人員一竿子打翻，拒絕了解這個行業，乃至他們面臨的問題，對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想要堅守的民主自由，並無助益。
為此，在「轉角國際」成立踏進第十年之際，我們從網站中挑選了四十二篇以「新聞記者」為主角、主題的文章，分成歷史與當代兩輯，再以戰爭與區域分題，並挑出不同樣態與問題的文章。換言之，本書企圖以不同向度，讓讀者再次回顧過去與今日的「新聞背後」。因為成書能選錄的文章有限，若讀者意猶未竟，可上「轉角國際」網站瀏覽更多。
選錄的文章絕大多數以帶有觀點的專題或訪談為主，但為顧及多樣性，也收錄不少「轉角過去二十四小時」的內容。儘管後者是「新聞」，受時間限制，但「過去的新聞」也是歷史，可以成為一種時代的切片。但怕資訊不足、有時間誤差，在編輯過程中調整了時間並將相關新聞稍作整併。雖然文章未表明作者，但這都是轉角國際編輯們的心血。
其中，出身馬來西亞的周慧儀是東南亞地區議題的「擔當」，除了日常的新聞編譯外，還主動訪問俄烏戰爭現場、經歷緬甸政變的第一線記者，以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菲律賓獨立媒體《Rappler》創辦人瑪麗亞．瑞薩。這也強化了「轉角國際」以一個臺灣媒體的立場與國外媒體工作者的連結。
因為同屬華語區，中國與香港選錄的報導並不多。但這不意味中港記者不重要，而是相較於東南亞與其他第三世界的消息與記者處境，臺灣讀者對中港現況較為了解，受限於篇幅，只能割捨。但藉此序文與本書揀選的文章，向堅毅不屈仍在奮鬥的中港新聞工作者致意。
在中港以外，除了我所寫之歷史戰爭中的記者、菲律賓與俄羅斯記者外，本書還選錄了三位特約作者的文章：其中香港獨立記者陳彥婷、駐韓獨立記者楊虔豪對新聞的熱情與洞悉問題的眼光，讓讀者能夠跟著他們的腳步，認識當地的新聞現場。定居瑞典的辜泳秝也為我們寫下世界上坐牢最久的記者的悲傷故事。需要補充的是，世界局勢不斷變化，政治勢力版圖也一直改變，這些專題故事可能只能反映一個特定時空。
但無論如何，這本書的出版，無非就是想向現在在世界各地堅守崗位的新聞記者，表達敬意；也希望讀者能夠重新認識這個行業的價值。
「新聞是一種永遠無法滿足的激情，遭遇現實才能盡情揮灑。沒有苦在其中的人無法想像那種世事難料、隨時待命的狀態；沒有生在其中的人，無法想像那種玄妙的新聞預感，搶到獨家的快感和萬念俱灰的挫敗感。」馬奎斯曾以「新聞業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在一九九六年於美國報業協會演講，他說：「沒有為此而生、打算為此而死的人無法堅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議、強度極高的工作。」
儘管目前我已不在新聞業，但自十八歲就學著當一名記者的我，完全認同馬奎斯所說：「新聞業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我相信在這本書裡的記者們，也是這麼想的，所以，願意挺身而出，甘願犧牲。
最後，我想以新聞界前輩馬星野為政大新聞系而寫的系歌，作為這些故事人物的註腳：「新聞記者責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燃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
他們——以及受限篇幅無法放入書中的勇敢記者——的名字以及報導，都值得被記住。而這就是這本書出版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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