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我們從芝加哥的市中心搬到了科羅拉多州洛磯山脈（Rocky Mountains）的丘陵地帶。儘管我在這兩個地方的工作間，都位於地下室，實際上的差別可大多了。從芝加哥的地下室窗口望出去，我看到的是路過行人的膝蓋，以及鴿子和松鼠等小動物；現在，我卻可以從窗戶看見覆蓋白雪的山丘和美國黃松，以及一群又一群的狐狸、梅花鹿、麋鹿、北美臭鼬、土撥鼠、熊、山貓，有時候甚至還有獅子，經過我家庭院。
我們之所以搬家，部分原因是芝加哥真的太亂了，另外一部分則是因為我覺得需要換個地方，專心寫作。身為記者，以前我總是報導別人的故事；現在，是時候把注意力轉向裡面，寫一寫更多個人的反思。我需要檢視自己的信仰，並且把這趟旅程的每個步驟都記錄下來。至今，我還是很訝異，自己竟然可靠以此為生。對其他行業的人來說，他們必須在工作之餘，另外花時間來處理信仰的掙扎，我卻可以在這麼做的時候，還能得到薪水。
過程中，我始終保持著記者的身分。我覺得自己蒙召要以平凡天路客的角度來書寫。或許是因為自己成長於一間不健康的教會，我總是羞於代表某個建制型的基督教宗派或形式；我不曾被按牧，也不必捍衛任何機構的名聲。反之，我是一個自由作者，自由地探討我自己的問題，看看這些問題將把我帶到哪裡，而不用擔心隨之而來的後果。我尋求專家的意見，儘可能地學習，然後把我覺得有用的答案，以可讀的方式撰寫出來。
每一個觸及靈性議題的作家，多少都能明白梅頓（Thomas Merton）有過的感受。儘管他的書對於什麼是靈性的生命，總是有著十足的把握，實際上，梅頓常常被各樣的不安、懷疑，甚至是恐懼所困擾。我常常會有一個感覺，相較於自己的生命，我所寫出來的文字，可能有更長遠的價值；我也覺得，當我所談的事情愈屬靈，就愈不能傳達在我生命中的各種混亂。我發現，編輯文字，比編輯自己的生命要簡單多了。每一次，我收到讀者來信，說我的書是如何影響他們的生命，我都會忍不住想要抗拒：「是的，不過你並不認識我；跟我太太聊一聊吧！」文字給了我們這些書寫信仰的作家代言的權力，但是我們根本就不配。
我曾經在書中好幾次提到自己在一間基督教學校念書的日子，雖然文字中並沒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我始終都沒有發現，這樣做是如何讓那裡的人不高興，一直到我有機會重返校園，跟學校的某些老師或是行政人員交談。「你為什麼要這樣傷害我們？」一個教授問。「為什麼老是提那些負面的事情？我們曾經頒了年度最佳校友獎給你，你卻轉過身，一有機會就批評我們！」我試著只是傾聽，而非為自己辯護。我很清楚，他所回應的是文字不公平的特性。我所寫下的隻字片語，藉著書籍的出版，傳到了美國各地，表達出一個有限且不足的看法，讓他覺得相當困窘。
為什麼我們這些作家要這樣做？「著書多，沒有窮盡」，早在三千多年前，傳道書裡的教師就這樣說過。如今，單單在美國，每年新書的出版量就達到二十五萬種。如今我們依舊如此，生產出多而又多的文字，可能帶來安慰或是傷害。所有作品多多少少都帶著點傲慢。當我寫下這些句子，我是厚著臉皮相信值得你花時間好好讀一讀。我，一個你可能從未見過的人，竟要求你來注意我，把自己投入在我的文字和思想中。我要你聽我說話，卻又不給你機會交換身分。
我認為，作家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除了提供一個觀點，我們沒有別的東西。我所寫的每一件事，都從我的家庭、我在南方基要主義環境中長大，以及身為一個天路客的經歷中得到色彩。我只能帶著熱情來寫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你的。然而，我在教會、家庭，甚至是信仰路上蹣跚的步伐，不知道為什麼，竟能觸動讀著的回應，有如撥弄吉他琴弦引起聲音的共鳴。正如波西（Walker Percy）說過的，一個好的作家，可以幫助讀者發現他們早已知道，卻還沒意識到自己原來知道的事。
我曾經寫過自己在一間「有毒教會」成長的故事：那是一間堅守律法、充滿憤怒與種族主義的南方教會。我笑說自己正從那間教會「康復中」，慢慢明白過去許多被稱為絕對真理的事情，很可能其實是錯的。結果，當我開始寫作，我發現自己就像一個站在邊緣的人，更喜歡問問題，而不是提供答案。我早年的幾本書（《有話問蒼天》〔Whrer Is God When It Hurts〕、《無語問上帝》〔Disappointment with God〕），便反映了我在這方面的掙扎，以及我是如何定位自己。
我曾經用「邊界之人」，來形容那群落在信與不信之間，苦苦掙扎的人；我總是傾向聆聽他們的聲音。當中有些人接觸教會時小心翼翼，被耶穌所吸引，卻因為那群自稱耶穌跟隨者的人而離開；另有些人，因為過去不好的經驗而逃離教會，不過心中仍然渴望在那裡感受到慰藉。過去，我也花上不少時間在邊界地帶徘徊，很希望能向這群游離在邊界的人們致敬。
我並不是要為教會辯護，反之，我想要認同在些曾被教會傷害的人，為他們重新指出福音的好消息。耶穌說真理叫人得自由，祂來是要人得著更豐盛的生命。任何看法如果無法使你得自由，拉大生命的格局，那就一定不是耶穌的信息。聽起來不像好消息的，就一定不是福音。
文字就是我的工作，我會挑起一個字，反覆觀看，拆開再組合，並且反覆咀嚼。我就是這樣對待恩典一詞的。我注意到，恩典總是以不同的樣貌，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體育版面（優雅的〔graceful〕運動員）、停車場（免費〔grace〕停車時段）、樂譜（裝飾〔grace〕音）。這個現象值得細心探究，因為恩典的每一個用法，總是正面且迷人的，和基督徒常常給人的負面形像並不一樣。人們認為基督徒是拘謹、愛論斷的。在我們的生命裡，恩典這個詞竟然傳達了一個與神心意正好相反的印象，實在是一件古怪的事。於是，《恩典多奇異》（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有了雛型。
我多麼希望，自己可以這樣說：「讓我來告訴你，我的十年計畫是什麼，在這後現代的文化裡，我有什麼傳福音策略。」事實是，我做不到。我只能從當下困擾著我的問題，跳到下一個困擾著我的問題。回顧過去，我發現有好些主題不斷重複出現，像是苦難和恩典。我也發現，自己的寫作逐漸從信仰的邊陲，往中心移動。看看我近年來的書名――耶穌、恩典、禱告――全都是信仰的核心。
如果有人在二十年前建議我寫一本關於禱告的書，我一定會放聲大笑。直到許多年後，我才意識到，自己想要談談這個主題。我說自己想要，並不代表我有能力：我還是一樣，以記者的身分進行接觸，帶著一長串的問題，去找那些可能有答案的人。與有權和掌管宇宙的神溝通，許多人卻覺得禱告是一件無聊、死氣沉沉的儀式。有可能扭轉嗎？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禱告？我開始問類似的問題，最終寫成了一本書。
老實說，我其實是為自己來寫書。我把那些困擾著我、挑起我興趣的問題找出來，然後一頭栽進去，不知道自己會從什麼地方浮上來。未來也許有人會跟我一樣投入其中，只是寫作的當下，我是自己一個人，和問題搏鬥，驅趕著文字（它們就像一群小動物，老想著逃出去）。寫作給了我一個處理信仰方式，一個字接著一個字。而出乎我意料，這些文字最終也幫助到其他人的信仰。
在雪茄仍然是用人工捲成的年代，古巴那裡就有一個傳統，聘請一些人來為工廠的工人朗讀。大家無聲地工作，耳邊一個小時接著一個小時，聽著大聲朗讀出來的文學名著。工頭發現，這麼做不但有助於時間的經過，也提升了工人的士氣。雪茄工人非常喜歡《基度山恩仇記》（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到一個地步甚至寫信給了大仲馬（Alexandre Dumas），請他同意用這本小說來為雪茄命名――今天依然受歡迎的「蒙特克里斯托」（Montecristo）雪茄，就是這麼來的。我很懷疑，大仲馬寫作的時候，腦袋裡可曾想過古巴的雪茄工廠；文字的可傳播性，卻讓他橫渡了整個海洋，進入到另外一種語言，拜訪遙遠的國度。
文字讓作家得以跳過鴻溝，進入到另外一個人的意識中。作家與讀者間的往來，通常都是祕密發生的，連開始的人，都不知道確切的時間和地點。我從沒親眼見過有人在閱讀我的著作，但是讀者們卻信誓旦旦地告訴我，他們有讀過。我盼望自己所寫的東西，能夠成為懷疑者的同伴，為受苦的人帶來安慰，讓無法從教會中感受到恩典的人，找到恩典。
我曾經收到過一封來自印尼的信，以拼湊出來的英文寫道：「我讀了你的《耶穌真貌》〔The Jesus I Never Knew〕，這真是一個祝福。我反覆看了三次。好幾天的晚上，我都無法入眠，一直在想你寫的東西。你的書幫助我明白，耶穌並不只是一個在兩千年前活過，卻又死掉的人；祂更是一個在兩千年前死掉又活過來的人，直到今天，祂都還真實的能夠觸摸。」
一九九八年我到黎巴嫩，在那裡遇到了一個女士。她說，黎巴嫩內戰的時候，她讀了我的《無語問上帝》。她把書放在地下室的防空洞裡，當戰火來到公寓家的附近，她會拿著手電筒，走過漆黑的階梯，點亮一根蠟燭，讀我的書。我真的無法形容，聽到基督徒正為了信仰的緣故面臨死亡，中東最美的城市遭到摧殘的當下，我在芝加哥公寓寫成的文字，不知為何竟能為她帶來安慰，而自己感覺多麼的不配。
還有一個來自布魯特（Beirut）的女士，寫信告訴我，《恩典多奇異》怎麼幫助她改善對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 L. O.）游擊隊的態度，他們侵占了她住的公寓。讀到這樣的信，我忍不住這樣對自己說，天知道我寫作的時候，心裡所想的其實是身體上慢性的病痛，絕對不會是遙遠地方的一場內戰，是要善待把音響開到最大聲的鄰居，而不是不請自來的游擊隊員。一次又一次，神讓我驚訝，使用我這個不完全的人帶著混雜動機所寫下的文字，結出我想都沒想過的果子。
朋友曾經對我說：「你寫的文字，出版的書，就像你的小孩。你儘可能為它們做出最好的安排，最終它們還是會離開你到別的地方去，活出它們自己的生命。」這說話再真切不過了。讀者手上的這本書，便是從過去幾十年我寫作的「孩子」那裡挑選出來的，包括了二十二本書、四十五篇不同的文章，以及一些從未出版過的文字。修訂它們的同時，我也再次為著自己有權參與文字的工作，為這些文字所帶來各種不可思議的連結，獻上深深的感恩。
「藉著閱讀，我們知道自己其實並不孤單」，電影《影子大地》（Shadowlands）裡，一個曾被魯益師（C. S. Lewis）指導過的學生這樣說。的確，我們這些寫作的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深切的盼望中相信自己並不孤單。
楊腓力，科羅拉多，二○○九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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