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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我的學思歷程
黎建球
前輔仁大學校長
一、前言
當生命發展到了某一階段時，總會有一些回顧和思考；在檢視這一生時，總是會有一些和中國命運無法離開的經歷。從1943年在中國大陸出生後，歷經對日抗戰、國共內戰、逃難來到臺灣的艱難日子；1980臺灣經濟復興，中美斷交後的臺灣民主自由運動；1990年的兩岸和平共存到2000年後的輔大經驗，有著許多不可思議的經歷。在探討這一生，在「哲學實踐與生命顯揚」的過程中，不禁感謝上主對我個人的照顧，以及對生命內在思考及考驗，同時在這個瞻望的過程中，思考生命的未來及信仰的意義。
二、生命軌跡
根據家父自傳《90憶往》所載，我於民國32年農曆6月3號出生於江西省吉安市，出生後因著對日抗戰，隨著家父的任職而東奔西跑，到了民國38年，國共內戰，隨著家父從江西省上饒市到達福州，從福州搭乘軍艦前往基隆，再從基隆到臺北，再從臺北到新竹，居住於日人所留下來的工廠。此工廠結構極為簡陋，屋頂由竹片鋪蓋，地板為泥土，全屋不到六坪，既潮濕又不防風，生活極為艱難。更不幸的，在那一年的12月，家母因歷經逃難，生活困窘罹患疾病而辭世。在我小時候最大的痛苦經驗就是孤苦無依及碰到颱風，每次颱風一來我家就成了透天厝，屋頂被掀開，全家都因下雨而潮濕不堪。每次處理這些，都令我對生命的意義跟價值有非常多的困擾，更因家母辭世更是我對生命的意義跟價值有了更多的疑惑跟問號。我在此居住十四年，直到1963年我到輔大念書時才搬離此地。
三、避難童年6∼15（1949∼1958）
1949年在臺灣定居之後，我就進入新竹東門國小就讀。當時的新竹東門國小由於美軍的轟炸，造成了校園的損害，一直到我從國小畢業時仍然沒有完全修復。在這六年時間，我歷經了許多種族的糾紛和困擾，在閩南人和客家人聯合欺負外省人的經驗中感受到生命的壓力和痛苦，也感受到生命的微弱和渺小，特別是我在十歲的時候，有一天經過新竹街上，看見陽溝的水那麼深，就想如果我跌在裡面被淹死的話有誰會知道我是黎建球呢？這使我心裡產生了強烈的必須生存下去的念頭，這有如Paul Tillich
（1886∼1965）在《存在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 1952）所說：「因為『存在』仍然是思維的內容、神祕和永恆的困境。沒有神學可以壓制存在作為存在的力量的概念。」也因此引起了我繼續讀書的慾望。在那時，臺灣的教育普遍的以為只要小學畢業就可以了，能夠繼續升學是出人頭地的唯一方法，但因為家裡貧窮沒有資源，後經老師的協助才能順利進入中學就讀。當時我因為欽佩小學老師的精神便勵志嘗試投考新竹師範學校，但因成績不夠無法被錄取，只好再進入普通中學就讀。在念初中的時候，由於無法解決自己生命的困境，很想找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由於家庭背景都是道教背景，試圖從道教的源流及發展中找到我在困苦中的生活之道，但是不幸的我沒有辦法從其中理解到那些高深及玄妙的儀式和理論。在初二的時候，由於在新竹東山街看到了一所奇特的建築而好奇地前往探查，出來一位外國人，當我詢問這是做什麼的時候，他告訴我是一個可以獲得生命安頓和發展的地方，這時的我對這樣的宗教有了極高的興趣，後來在新竹中山路碰到了美國籍的杜華神父（Fr.Louise. J. Dowd. S.J., 1911∼1990），更使我渴望的安頓得到了適當的安置，因此我在初二暑假初三新學期的時候受洗進入天主教，杜華神父給我取的聖名為聖博納（St. Bernard de Clairvaux, 1090∼1153），當時我並不清楚這樣的意義，後來在生命的發展歷程中，聖博納的思想一直成為我生命中的貴人，也是我靈性生命發展的最大助佑。
四、奮鬥青年16∼27（1957∼1968）
(一) 初高中（1957∼1963）
在我高一（1960）的時候，由於有一位學長喜歡哲學，特別是存在主義，當時，從1950年代西方開始流行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在臺灣也有一些流行的思想，在學長的領導下以及圖書館的書籍中發現了一些有關存在主義的書籍，例如《野鴿子的黃昏》等等，因此使我開始對哲學有了興趣。但學長喜歡的沙特（Jean Paul Satre, 1905∼1980）卻引起不了我的興趣，特別是他的虛無主義（Nihilism），因為我就是要從沙特的困境
中走出來。
在高中三年（1960∼1963），我非常努力研究了許多中西哲學，中國哲學及道教背景是我的本業，但是中國哲學所謂的超越哲學沒有辦法滿足我對生命的嚮往，道教中太多的功利思想無法獲得我的需求，而西方當代哲學又普遍在陳述二戰後生命的困苦和艱難，對於如何安頓生命及提升生命的意義跟價值都沒有一個完全符合我個人需求的方式。而在天主教的思想中，給了我許多面向的思考。由於天主教歷經兩千多年來不同的考驗和困難，以及在這些困難中所發展出來的哲學，使得我深刻的理解到生命的
困苦只是暫時的，而嚮往永恆不變的價值才是我生命中的需求，也因此我對於哲學的渴望不再是絢麗和譁眾取寵，而是如何能夠深入生命中的價值跟意義，在靈性中取得與道合一、偕道而行的自由。在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我就以哲學系為志願。但在當時全臺灣只有臺灣大學有哲學系，那個時候臺大哲學系又出現了一些狀況，使得我不太敢報考臺大哲學系，而在1963年的6月教育部宣布有兩所私立學校成立且都有哲學系，一所是中國文化學院，另一是輔仁大學，我由於宗教信仰的關係就報了輔仁大學哲學系成為我的志願。
(二) 輔大哲學系（1963∼1967）
1963年我進入輔大哲學系，到1967年畢業。在這四年中我最大的收穫有下列幾點：
1. 所有課程的安排，都是按照天主教大學哲學系的課程安排，由於輔仁大學是天主教在臺灣所辦的大學，因此一切規矩及課程都是按照天主教大學的規則來辦理。在這四年中我學到了完整的、必修的天主教哲學的課程，這些課程包括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宇宙論、哲學心理學、聖經以及邏輯等等。而在語文方面，于斌校長特別強調語文的重要，因此在哲學系除了每一個星期有四個小時的英文課程之外，大二的時候要求選修法文與德文，在大三的時候要求選修希臘文跟拉丁文。除此之外，我還在大三的時候修習張秀亞老師的新文藝寫作，而除了這些課程之外，我個人還在法文系修習兩年的法文，因此對我來說，這四年是一個非常豐富、深入，且讓我對於生命的意義跟價值以及靈性的發展有非常多學術理論的基礎。
2. 在師資方面，由於輔仁大學是第一所在臺灣的天主教大學（CatholicUniversity），因此，基本上在歐美學有專精的神職人員都在那個時候回到臺灣，參加輔仁大學的教學工作，而哲學系的師資幾乎都是神職人員在擔任。我大學四年換了四個系主任，第一年高師謙神父、第二年李貴良神父、第三年王秀谷神父、第四年錢志純神父。
其中我最感念的有幾位神父：第一位是錢志純神父，他是一位像慈父一般的長者，他除了教我們邏輯及理性主義之外，在課餘之時對我們這些從外地來的學子有非常多的照顧，他常常會問起我們生活中的需求，有的時候也會給我們很多的支持。
第二位是王伯尼神父，他在學校擔任總務的工作，但他在工作中常常給予我很多的幫忙跟支持。我因為家窮，常常在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困難，王神父就會讓我在校長室、圖書館以及聖堂更衣室工讀，給我一些生活中所必須的費用，一直到我畢業的時候他都在支持我。第三位是魏欽一神父，他是我的英文老師。他雖然是一位神父，但是沒有神父的架子。他知道我們生活困難，常常在週末的時候帶我們到臺北去打牙祭，甚至有的時候還帶我們去看電影，這些都是我無法想像的生活條件。我和魏欽一神父一直都保持聯絡，後來他遷居到美國，我在2004年當校長以後有時到華盛頓都會去看他，彼此有非常深厚的情誼。第四位是李振英神父，他是我的宇宙論老師，在大四的時候他才來教我們，當時我跟他並沒有很深厚的情誼，因為他一直都在臺南教區工作，
來臺北的時間並不多，後來我會跟他有非常多的交往，都是他在羅光主教擔任校長時，他擔任主任祕書的工作，那時我們有非常多的連繫跟交往。
他是一位極為照顧年輕人的神父，我就是在他的照顧下做了許多的工作，甚至在他擔任主任祕書期間，我還擔任了訓導長的工作，後來我擔任系主任、教務長及校長的時候他都給了我非常多的支持和愛護。第五位是陳祖翼神父，他是慈幼會的神父，他在學校擔任唱經班的指揮，他的個性非常坦然豁達，和我們這些學生非常的和睦，情感非常深厚。1966年當我們在成功嶺受訓的時候，他特別由臺北趕到臺中來看我們，但是很不幸的他在來看我們的途中因為車禍而不幸過世，讓我們有無限的哀思，到今天為止，我每一年在他的忌日8月14號都會為他祈禱。
第六位是周弘道神父，他是一位耶穌會的神父，身材瘦弱、仙風道骨，他是我從高中的時候就開始的神師。他的個性非常平和，生命經驗和靈修生活都是非常的深入而豐富，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位聖善的長者，在和他來往的過程中，我的靈修生活和生命發展都有顯著而穩定的進步，一直到我大學畢業後我還是會定期的和他有很多的來往和交談，甚至後來我們一起在上海佘山修院上課的時候，我們仍然有非常多密切的接觸。
從以上這些描述當中，我理解到了真正的哲學不只是理論的研習，更是生活中的實踐。這些師長們不但學問深厚，而且身體力行勤於照顧他們的學生，這也奠定了我後來在教學以及和學生的關係中，建構了生命的價值跟體系。我以為真正的哲學不只是理論的學習，更是生活的實踐，特別是在哲學的語用跟語意上更是清楚的標明了哲學的意義跟價值。從哲學原文的語詞中，我們可以理解愛好及追求智慧是我們所有人都要努力去實踐的，但是如果沒有理論的建構，就沒有辦法在實踐的過程中有一完善體系去按部就班達到實踐的效果，這也是後來我在2003年開始提倡哲學諮商的主要理由。
(三) 輔大哲學研究所（1967∼1970）
1967年輔大哲學系畢業後在軍中服役一年，1968年進入哲學研究所就讀，以兩年的時間完成了碩士學位。我的論文題目是「朱熹的教育哲學」，當時拜臺大哲學系的吳康教授為師，請他擔任我的指導老師。吳老師做學問非常嚴謹，當我第一次晉謁時，他要求我熟讀朱子語類，並能背誦其中和論文有關的章節；第二次去拜謁時，他就要求我背誦那些有關的章節，我非常的努力去背誦那些章節，但是仍力有未逮，而吳老師接著就替我背誦完畢，當時我對於吳老師做事的嚴謹和態度極為欽佩，也因為這
樣的態度，使得我在寫論文的時候極為謹慎和小心，而我的論文寫完之後獲得吳老師蠻高的評價。
我另外一件在研究所發生的事情，就是因為我家窮而需要有一些工讀的工作。當時我大四的當代歐洲哲學老師鄭聖冲神父知道了之後，就要我在他的基督生活團服務中心擔任祕書的工作。在這兩年中我從鄭神父的身體力行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義跟價值，也學會了怎麼樣在冥想中看到了天主的旨意以及生活的目標。這對我未來的日子有極大的幫助，特別是在面臨選擇的時候給了很多的助佑。
在研究所畢業的時候，由於鄭聖冲神父的幫助，幫我申請到了瑞士福來堡大學的獎學金，這是一個全額的獎學金，只要我付從臺北到瑞士的飛機票錢就可以了。但這件事情被我的父親否決了，因為他覺得如果我這一次出去念書，他將永遠看不到我，而且也因為家貧，付不出從臺北到瑞士的飛機票錢，雖然心裡很捨不得，但也只好接受，我的父親說在臺灣念博士是一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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