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各界讚譽】
吳易叡（牛津大學衛康醫療史研究中心博士、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專文導讀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作家）
許皓宜（諮商心理師、作家）
吳易澄（杜倫大學人類學博士、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
李舒中（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助理教授）
黃從仁（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劉同雪（輔大臨床心理學系系主任）
謝伯讓（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齊聲推薦

「瘋狂這一回事，反映出人類在建構自己的世界時，所有的恐懼心態。從一開始非我族類的態度，到視為另一個世界的旅程，...

第八章　精神生活與人性

人的身體就是靈魂最好的圖畫。
（The human body is the best picture of human soul.）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

上一章已證明了一點：對於「瘋狂」的神經生物學研究，與其說讓心理學變得無用武之地，不如說心理學仍保留一席之地。在本章，我將更詳加闡述這個論點，檢視那歷史悠久的，以克雷佩林典範出發的精神病心理學研究。我不會否認那套研究架構確實導向許多有用的發現。然而，我會試圖讓大家理解，克雷佩林典範的洞見相當侷限，不僅僅是因為對診斷而言這是一種誤導人的取徑，也因為它並未意識到人類精神生活的社會起源。

從克雷佩林觀點出發的心理學研究

認清並非所有心理異常都是「缺陷」是很重要的。當某人以與他人相反的方式處理（注意、記憶或思考）特定訊息，我們會說他的狀況是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例如，我們常見到憂鬱的人，相較於正面的生活經驗，更容易記住負面的經驗。但他們無法記住好事並不能歸因於缺陷或缺乏動機，而是因為他們記住壞事的功能特別好。因為這些人並沒有神經系統的綜合異常，只是他們的心智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有偏見，事實上，認知偏誤有時被認為是負面學習的產物。
基於某種不明的原因（至少對我而言），直到最近，精神病的心理學研究一直都把重點全放在「認知缺陷」的問題上，同時，對於非精神病病況的研究，卻往往測量「認知偏誤」。在後面幾章，我們將會看到上述兩種類型的異常，將如何導致精神病症狀。

精神病與注意力

事實上，雖然我們在精神病患身上可以測量到許多種不同的心理過程，迄今對於認知缺陷最有共識的觀察，卻是關於注意力的測量，也就是說，比起其他刺激，患者更容易聚焦並回應環境中的某些刺激。令人訝異的是，克雷佩林對注意力的過程，提出了非常現代的解釋，對於某些精神病患異常的注意力渙散（distractibility），他這麼寫道：

「孩子的意識內容，絕望般地倚賴機遇的環境；他只感受得到最強烈的刺激，而無法注意到事情的內在關聯，由於他缺乏綜合概念，沒有這種概念，就無法在一件件經驗當中，區別經驗事件間的連結是本質性的，或是相對突兀（偶然）的。反觀成年人，其感知過程漸漸被他個人生活經驗中培養出來的特殊傾向（inclination）所掌控。我們訓練自己多多注意某些印象，並逐漸在想到這些事時增強反射動作，因此即使輕微的暗示便足以達成活躍的內在共鳴。與此同時，我們成年人變得慣於忽略日常的小刺激，並且不認為它們會影響心理過程……
注意力渙散最輕微程度的增加，可以視為發生在持續性疲勞中的，一種分心狀態的暫時現象。儘管做了許多努力，病人仍無法有條理地跟上一系列連貫的感知印象，反倒一再發現，病人被其他只能以片段的方式攫取之印象或想法打斷。在慢性神經衰弱以及在嚴重的心理或生理疾病後的恢復期，這種注意力失調的程度很高，而在急性神經衰弱的精神病，或嚴格說來在躁症、癱瘓和早發性癡呆中，失調的程度更嚴重。許多案例中，一個感嘆、一個字、甚至一個反對意見就足以馬上轉移患者注意力的方向，並且對患者而言表露出相當複雜的意義。」

社會腦假說

對大腦而言，每種刺激都是不同的事物。大腦的運作會具體對應到各種內容（content-specific），也就是說，大腦是以不同的方式處理不同的訊息。相較於其他種訊息，大腦會偏好特定幾種刺激，亦即對意向性（intentionality）有所要求。所謂意向性，就是將我們的思考內容與外在世界連結起來的「主題性」（aboutness）。這些對特定刺激的偏好，也對認知偏誤影響深遠。而後續章節將討論，認知偏誤在症狀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近期研究指出，相較於其他種刺激，正常的大腦會專門處理某一特定類別的刺激物。這類刺激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環境中是最複雜，且最耗費心力的事物，它們就叫做「其他人」。除非你是諾貝爾獎得主那種頂尖科學家，否則吸引你注意的問題十之八九，都與你和他人的關係有關，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現象反映在大眾文化中，從歌曲、小說到電影、電視肥皂劇皆然。《家有芳鄰》（Neighbours）、《六人行》（Friends）與《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的角色們，永遠都在為芝麻小事吵吵鬧鬧，然後又和好，然後找到新歡或失去舊愛。我們幾乎從來不曾看到這些角色們為了工作上棘手的問題而埋頭苦幹，或為了填退稅單而心力交瘁。
人類心靈總是優先處理社會訊息，這個觀念有時被稱為社會腦假說（social brain hypothesis）。無論在生物學或心理學文獻中，都有數量可觀的有利證據支持此假說。我們先從人類與其他物種的解剖構造來做比較。與其他脊椎動物相比，我們擁有的大腦皮質簡直大到不成比例。在脊椎動物中，物種的大腦容積通常以身體質量的2/3次方的平均比例增加（換句話說，按照身體表面積的比例），這反映出擁有大量感覺受器與肌肉纖維的大型生物，其增加的訊息處理需求。然而，顯然有些物種，牠們的大腦和身體的比值來得大上許多（身體沒那麼大，腦部卻相對上很大），這種現象就叫做腦化（encephalization）。而腦化程度最高的物種，當然就是我們人類，還有與我們關係親近的靈長類動物。關於演化壓力是否為腦化的主因仍尚有爭議。英國利物浦大學的演化心理學家丹巴爾（Robin Dunbar），曾主張群體規模對腦化過程至關重要。每個物種的成員，都會以一定規模的群體和其他成員相互關聯，而群體規模是每個物種都有的特徵，丹巴爾合理推測，群體規模的大小與腦化相關。根據這個假說，物種的群體規模愈大，就需要愈大的大腦，因此，我們的大腦就演化成可以應付比其他物種複雜千萬倍的社會系統。如果丹巴爾的理論是真的，我們大腦的多數「運算能力」都致力於處理社會訊息。
萊絲莉．布拉德斯（Leslie Brothers），UCLA的精神醫學家，認為神經生理學調查提供社會腦假說第二部分的重要證據。在以猴子為主要調查對象的研究中，布拉德斯與她的同事，記錄在施行不同種類的刺激後，特定神經元的反應。在這些實驗中，他們發現某些神經元專門用來反應社會訊息。例如，只有當動物看到手、臉、眼球轉動或其他生物的身體走路時，才會發出信號的神經元。這些神經元大多位於顳葉，例如在下側顳葉皮質（inferotemporal cortex）或杏仁核等區域。布拉德斯指出這些構造像「編輯者」一樣運作，會凸顯其他大腦部位優先處理的社會訊息，因而決定哪些刺激對個人而言較重要。（有趣的是，其他研究人員也認為杏仁核對情緒很重要，這個論點與布拉德斯不謀而合，因為當我們遇到社交問題時，最容易引發的就是情緒反應。）
關於社會腦的第三類證據，則出現在對一般人的心理學研究中。如果人類大腦的演化是為了處理社會性刺激，我們應該可以找到使這些刺激較容易執行的任務，和較不容易執行的任務。目前已知有大量的證據支持這個預測（很多證據都比社會腦假說早出現），但由於篇幅有限，我只會敘述其中一個兒童心理學領域的例子。1950年代，有名的瑞士兒童心理學家尚．皮亞傑（Jean Piaget）發表了一系列研究，似乎顯示年幼的兒童無法「區分」幻想與真實的經驗。在這個系列的實驗中，實驗人員給孩童們看一個三座山的模型，然後在模型的某個角落放置一隻玩偶。研究者要求九歲以下的孩童，挑出「從玩偶的視角所看到的山」之照片，但幾乎所有人都沒能正確回答，而年紀較小的孩童往往都挑選「從自己的視角看到的山」之照片。乍看之下，這樣的實驗結果似乎非常支持皮亞傑關於年幼兒童認知侷限的說法。然而，英國兒童心理學家休斯（Martin Hughes）在之後進行了類似的實驗，這次的實驗中，較年幼的兒童似乎比皮亞傑的七、八歲兒童表現得更好。在這個實驗任務中，兩個警察玩偶分別被放置在十字交叉狀的兩道牆壁之中的兩格。當要求兒童把第三個警察玩偶，放在其他兩個警察玩偶看不到的地方，90%的兒童都可以正確做到，意味著他們可以同時以兩個警察玩偶的觀點看事情。瑪格麗特．唐納森（Margaret Donaldson），愛丁堡大學的心理學家，認為休斯與皮亞傑的實驗之明顯差異在於：休斯的任務具有社會現實性。較年幼的兒童知道怎樣算是不乖的行為，還知道怎樣隱瞞大人。因此在休斯的任務中，角色的動機和意圖對兒童來說很容易理解。如此一來，他們可以成功完成任務，反觀皮亞傑實驗中較年長的兒童，他們面對的任務抽象許多。

獨一無二的人類

許多心理學家提出，人類心智可以處理社會訊息的特殊能力，反映出人類為了這個目的，演化出因應的特定心理模組（mental module）。以此觀點來看，舉例來說，也許有特定大腦模組（brain module）負責辨識人臉、偵測他人的情緒狀態、猜測他人的意圖以及預測他人行為。許多研究自閉症的學者接受這種觀點，原因是有直接證據證明智商平均或較高智商的人，也可能有ToM技巧嚴重受損的問題。
［…］也許在人類機能中，最有資格稱作模組化的就是語言。如我們所見，有強烈的證據證明大腦的特定區域，和統整與理解語言有關。此外，由於語言是一種物種專屬的能力，也強烈暗示基因控制了此種能力的發展。儘管如此，環境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兒童學會的是照顧者的語言，而非他們血脈相連的祖先的語言。在大腦發展期的兒童，若沒有暴露在有他人說話的環境中，未來的人生將會有語言與智力嚴重失能的悲劇後果。
［…］Vygotsky為了挖掘思考與語言在這種面向上的融合過程，韋考斯基研究了兒童使用語言的各種不同方式。他發現，成長中的兒童首先從與照顧者的關係中，學習產生並理解語言。在這個階段，兒童與大人會不斷地發出指示或詢問彼此問題，因此對兒童而言，說話的整個過程與雙方打算控制對方的行動，這兩件事乃是結合在一起的。之後，在兒童即將滿兩歲時，兒童發現他們可以透過出聲說話的方式，表達自己正在做什麼，來指示自己怎麼做（在此階段之前，通常會有一段時期是他們問父母問題，然後馬上得到回答）。在這個階段，兒童耗費許多時間大聲對自己說話（這個現象稱作獨白語言［private speech］），而語言也成為自我調節的強大機制。最後，到了大約四歲時，社會語言與獨白語言彼此分化開來。這個年齡的兒童學會了悄悄自言自語的良好技巧，於是形成不發出聲音且不會被他人得知內容的內在語言（inner speech）。
1920年代，皮亞傑並不認同韋考斯基的觀點，因為他拒絕相信兩歲幼兒的獨白語言具智力功能。皮亞傑相信，幼兒自言自語是因為他們過度自我中心，而根本沒有發現沒人在聽他們說話。然而，對兒童觀察的研究一直支持韋考斯基的論點，幼兒的自言自語乃是與一個重要的人做有效的溝通──也就是幼兒他自己。此外，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勞拉．伯克（Laura Berk）也證實，在學習新技巧時可以好好運用獨白語言的兒童，能夠學得比較快。
到了成年期，內在語言失去社會語言的許多特徵，而轉變為一種高度無聲言語活動的簡練形式。當使用內在語言時，我們很少需要說明想法的主詞，因為我們早已了然於心。為了使傾聽對象聽起來連貫，而使自己的見解以有意義的方式相連結之語言元素，於是變得多餘（語言學家將其稱作連貫詞［cohesive ties］）。與此同時，內在語言擴展其象徵功能，並發展出多重且複雜的關聯。儘管測量這類型的思考困難重重，以即時回憶方式測量內在語言的研究指出，相較於把相同想法說出來，一分鐘的內在語言約等於［英語］4000字的公開語言。
當我們耗費大量時間與自己談論自身的問題時，內在語言就是一種重要的自我意識的表現手段。內在語言往往受到社交情境的觸發，尤其是對個人而言很棘手，或容易激發情緒的情境。在成年人生活中的某些場合，我們可能放鬆戒備，忘記我們在小時候被要求的「自言自語不可以講出來」，而不小心說出內心戲。這可能發生在當我們執行特別吃力的任務時（我在寫本書的時候，會間歇性的喃喃自語）、當我們承受壓力時，或當我們覺得孤單的時候。（任何懷疑這件事的人，應該去十字路口看看那些獨自一個人開車的駕駛人，在等紅綠燈時的樣子。）然而，即使我們無聲地與自己交談，仍有我們在兒童時期──那時大家都還只會把話說出聲音來──所使用的神經肌肉迴音。雖然聽起來有些匪夷所思，但當我們以文字思考時，我們的嘴唇與發聲的構音肌肉（speech muscles）都會顫動。
關於伴隨著語文思考而產生構音肌肉運動的觀點，事實上幾乎和內在語言的觀點一樣悠久。美國行為主義者約翰．華生（John Broadus Watson）在1920年代試圖測量這種肌肉運動，不過他的努力由於使用了不當的設備而付諸東流。（他使用鋼圈和滑輪連接固定在嘴唇上的吸罩，一種他自創的荒謬設備。）這個發明是在一種叫做肌電圖（electromyogram, EMG）的裝置問世不久後，他參照其構想研發出來的。肌電圖直接測量肌肉的放電活動，很快地可以偵測到明確的默讀（subvocalization）動作，現在我們以「默讀」來稱呼這種無聲的構音肌肉活化作用。在一個典型的肌電圖研究中，電極會裝置在嘴唇與喉頭，以測量皮膚下通過肌肉的電流。有時候電極也會被裝置於非構音肌肉群（例如，胸部），以確保肌肉活動僅限於那些與語言相關的部位。受試者於是被要求執行多項心理任務。在過去五十多年來進行過無數的EMG實驗，都顯示事實上任何需要以文字形式思考的心理過程，都伴隨著默讀的動作。（有趣的是，心理學與EMG的研究，都顯示習得手語的聽障人士以無聲的信號形式來使用內在語言。如他們所預想的，可以在聽障人士的手指肌肉中偵測到微電流。）
並不令人訝異，成年人的默讀現象，在我們想到自己，或沉思情緒上對我們重要的事情時會特別明顯。如我們所見，正是這些情境最容易引發內在語言。

精神病的社會本質

我們在前幾頁提供了讀者一幅「心靈－大腦」（mind-brain）的圖畫，它與許多研究精神病的心理學家的假設不同。大多數的研究者都受到「人腦如電腦」的比喻影響，也就是說，他們將大腦視為一個處理訊息的機器，就像是食品加工機處理食物那樣，而沒有認真去思考，它對個人的意義或重要性。相反地，我們看到「心靈－大腦」與典型的電腦截然不同。確實，人腦拿手的事情（例如：辨識人臉、揣摩他人做某些事的原因），電腦做得很差；反之，電腦拿手的事情（例如：算出5876.9的平方根），對大多數人腦而言都是個艱鉅的任務。「心靈－大腦」雖然是生物性演化的結果，卻成了一個靈活的認知系統，可以從其他人（特別是照顧者）的「心靈－大腦」學習，進而適應環境，並能根據短程或長程目標，排定當前活動的優先順序。若要以意義深刻卻顯而易見的一句話來總結上述特性，那麼我會說：「心靈－大腦」就是一個活的系統。
這幅藍圖與第七章結尾所做出的結論不謀而合。讀者應該記憶猶新，第七章發現強烈證據指出，大腦是由經驗所塑造出來的（這句話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成人中樞神經系統的解剖構造，會根據情況的需要而改變大小尺寸。成人大腦的構造與功能，並非僅僅是先天基因程式的產物（雖然基因一定有影響），也是個人與社會環境之間一系列複雜交互作用的結果。由此可見，認為大腦與社會環境沒有關聯的精神醫學理論，不太可能合宜地解釋精神病的起因。新克雷佩林主義提倡全然生物學式的精神醫學（exclusively biological psychiatry），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
［…］為了提供比新克雷佩林主義更符合事實的人類心靈理論，藉這個機會，我已經試圖提供一些概念上的工具，使我們能更合宜地解釋瘋狂。此時此刻闡述太多，恐怕操之過急。然而，即使沒有深入思考特定心理困擾的細節，從我們前幾頁的討論來看，也不難發現這些主題之間的關聯性。
也許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語言與精神病之間一定有重要的相關。最常被研究的三種精神困擾為：妄想、幻聽與溝通障礙，全都以說話的方式表現。（雖然我們強烈質疑提姆．克勞推測的理論──也就是精神病與大腦側化有基因上的關聯，不過他認為語言與精神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確實是有幾分道理的）。廣義來說，瘋狂天生就具有社會性，這可能並非如此顯而易見。當然，社會認知缺陷會影響患者與社會的溝通能力。

第八章　精神生活與人性

人的身體就是靈魂最好的圖畫。
（The human body is the best picture of human soul.）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

上一章已證明了一點：對於「瘋狂」的神經生物學研究，與其說讓心理學變得無用武之地，不如說心理學仍保留一席之地。在本章，我將更詳加闡述這個論點，檢視那歷史悠久的，以克雷佩林典範出發的精神病心理學研究。我不會否認那套研究架構確實導向許多有用的發現。然而，我會試圖讓大家理解，克雷佩林典範的洞見相當侷限，不僅僅是因為對診斷而言這是一種誤導人的取徑，也因為它並未意識到人類精神生...

亞倫．貝克教授推薦序

邁入21世紀，許多人對於重度精神病的看法有了徹底轉變。無論是思覺失調症、精神病或重度精神疾病，看待這些疾病方式的人性化趨勢正在浮現。相較於以大腦化學物質異常或解剖學上的病變來界定思覺失調症這種較為機械化的視角，新的研究取徑則將患者視為一個完整的人，認為他們只不過是被一些心理困擾所糾纏，但他們自己其實也擁有能改善困擾的資源。這種「新的視角」可與目前流行的生物學典範做比較，後者強調患者在神經化學上的失調與解剖學上的缺陷，這尤其帶來一種「病患只是被動接受治療的人」之印象。儘管實驗室測試、腦部掃描與法醫學的進步，讓我們對神經基質有進一步瞭解，也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新藥，但精神病患與一般人之間的疏離感卻完全沒有改善。

由理查．班托（Richard Bentall）主導的近期研究，將患者帶回人性的主流。他與他的同事指出，看似神秘又難以理解的精神病症狀，其實到頭來只是許多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延伸。患者表現出的奇異極端信念，其實在一般人身上也看得到。在年輕人之中，相信讀心術、透視能力與外星人佔領地球的信念尤其普遍；還有許多民眾相信上帝、魔鬼與外星人曾經與他們對話。有嚴重精神困擾的患者，他們的「怪異」想法可說是反映出某些大眾的同類想法。然而，當這些信念主宰了個人的思維系統，尤其是患者對自身經驗的詮釋時，就成為了一個大問題。從人性與主流心理學的架構出發，我們始能理解這些信念。再者，所謂的「負性症狀」可被理解為個體抽離於高壓環境的自然機制。藉由淡出（disengaging），患者試圖把造成他們妄想與幻覺的刺激物隔絕在外。某種程度上，抽離意味著患者的一種「自暴自棄」，因為他人早已放棄了他們。

與此同時，班托團隊進行的開創性研究，不僅對於使用認知治療法來治療思覺失調症有濃厚的興趣，也有許多成功改善患者症狀的嘗試已然問世。班托的研究成果所激勵的一部分新研究取徑，將患者視為促成自身改變的能動者，而非如過往的一般看法，把患者視為被動消極的治療接受者。再者，在班托的理論之中，「患者亦凡人」的信條，是能夠提供患者理解、甚至克服自身痛苦與不尋常經驗的一套基本架構。

身為精神病心理學的一名權威研究者，班托確實夠資格擔起重任，來解釋此這套嶄新的研究取徑，同時，讓受眾跳脫學院框架，使更廣泛的一般讀者也能閱讀。他的研究取徑解開了精神疾病的神秘面紗，並且讓病患與一般人的定位關係變得更加適當。藉由扭轉這個社會「不把患者當人看」的傾向，班托抽絲剝繭，將患者與一般人關聯起來，指出雙方其實並無二致，即使表面看來如此不同。對人性如何轉變深感好奇的讀者，特別適合閱讀此書。本書亦特別適合深受精神疾病所苦的患者、這些患者的親屬，或治療他們的專業人士。

就如希臘神話中傳奇的忒修斯（Theseus）蜿蜒曲折地解開米諾斯的迷宮（Labyrinth）一般，班托在他個人職涯及私人生活中，也遇到了許多的障礙，人生乖舛曲折不斷。當他面對並解決了一個問題之後，其他問題仍接踵而至，而他過關斬將，一一解決問題。就如忒修斯一般，他一路竭盡其力，斬妖除魔──精神疾病──在本書中，班托告訴讀者，他是如何理解、甚至徹底剖析精神疾病。

Aaron Beck
（賓州大學精神醫學系名譽教授、認知治療法之父）

亞倫．貝克教授推薦序

邁入21世紀，許多人對於重度精神病的看法有了徹底轉變。無論是思覺失調症、精神病或重度精神疾病，看待這些疾病方式的人性化趨勢正在浮現。相較於以大腦化學物質異常或解剖學上的病變來界定思覺失調症這種較為機械化的視角，新的研究取徑則將患者視為一個完整的人，認為他們只不過是被一些心理困擾所糾纏，但他們自己其實也擁有能改善困擾的資源。這種「新的視角」可與目前流行的生物學典範做比較，後者強調患者在神經化學上的失調與解剖學上的缺陷，這尤其帶來一種「病患只是被動接受治療的人」之印象。儘管實驗...

導讀　不可知論者之知／吳易叡
譯者序
譯詞與體例說明
亞倫．貝克教授推薦序
作者自序

I. 造成我們誤解瘋狂的源頭

第一章　埃米爾．克雷佩林的宏大主張
現代精神醫學理論的起源

第二章　後克雷佩林時代
精神疾病分類標準取徑的演化史

第三章　診斷分類的大危機
我們如何發現標準診斷系統缺乏科學性

第四章　愚人之金
精神疾病診斷為什麼失敗

第五章　瘋狂的界線
為何理智與瘋狂的界線並不存在

第六章　他們與我們
作為一種文化系統的現代精神醫學

II. 更完整的靈魂圖像

第七章　生物學的意義
精神病、大腦與「疾病」的概念

第八章　精神生活與人性
瘋狂和社會腦

第九章　瘋狂與情緒
人類情緒與精神病的負性症狀

III. 瘋狂群像

第十章　自我的病理學與憂鬱
重度精神疾病中，重要的核心心理過程

第十一章　繽紛的躁鬱
躁狂心理學

第十二章　異常態度
妄想信念的心理學

第十三章　偏執妄想的世界觀
走向統一的憂鬱、躁狂與偏執狂理論

第十四章　現實的幻象
幻覺心理學

第十五章　瘋狂的語言
精神病患的溝通障礙

IV. 原因及其結果

第十六章　事情遠比表面複雜
精神病的不穩定性，以及精神疾病分類之謎的解答

第十七章　從搖籃到精神病院
從人類發展觀點來考量精神病

第十八章　生活的試煉
生活經驗如何塑造瘋狂

第十九章　瘋狂與社會
後克雷佩林精神病理學的部分含義

附錄│技術與科學術語
機構譯名一覽
註釋
索引

導讀　不可知論者之知／吳易叡
譯者序
譯詞與體例說明
亞倫．貝克教授推薦序
作者自序

I. 造成我們誤解瘋狂的源頭

第一章　埃米爾．克雷佩林的宏大主張
現代精神醫學理論的起源

第二章　後克雷佩林時代
精神疾病分類標準取徑的演化史

第三章　診斷分類的大危機
我們如何發現標準診斷系統缺乏科學性

第四章　愚人之金
精神疾病診斷為什麼失敗

第五章　瘋狂的界線
為何理智與瘋狂的界線並不存在

第六章　他們與我們
作為一種文化系統的現代精神醫學

II. 更完整的靈魂圖像

第七章　生物學的意義
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