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主義者應當贏得達爾文獎
科學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激起不同觀念之間的競爭。科學會促成一種天擇，使得最具可行性的觀念留存下來並且繁衍增生。舉例來說，假設我相信生命是由精蟲裡的「何蒙庫魯茲」（Homunculus）傳遞，你則認為後代的產生是藉由混合父親與母親的特徵而成。這時來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摩拉維亞修士，對豌豆深感興趣。他利用對豌豆植物進行異花授粉，證明了父母雙方的特徵會遺傳給下一代，但同時又全然保持分離。這些特徵可以是顯性、隱性、同型合子，或者異型合子。是啊，這種說法未免複雜得過於荒謬了吧！
「何蒙庫魯茲」說法簡潔漂亮，卻無法解釋子女為何經常長得與母親相似。特徵混合的說法聽起來也很不錯，可是終究會無可避免地減少變異，因為整個群體的特徵都將趨近於某種平均的狀態。那位修士的研究先是受到批評，接著被忽視並遭到遺忘，科學界純粹就是還沒準備好接受這種看法。所幸，他的研究在數十年後再度被發現。科學社群比較了不同的觀念、檢視了證據、聆聽了辯論，然後開始偏好那位修士的說法。由於他的實驗可以成功地複製，因此格雷戈爾．孟德爾（Gregor Mendel）如今被奉為遺傳學的創始者。
相較之下，宗教則較為停滯。宗教確實會隨著社會的改變而變，但極少是證據造成的結果。這種情形導致了宗教與科學的衝突，例如這兩者在演化方面沒完沒了的爭執。在這個例子裡，真正的爭論點其實不太重要，至少在生物學家眼中是如此。人類與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有什麼關係，實在算不上是演化理論的核心，但對於批評演化論的宗教信徒而言，這點卻是最主要的障礙。我們極少聽到有人對植物、細菌、昆蟲或其他動物的演化提出反對：一切的反對聲浪都是為了我們這個珍貴的物種。他們的想法認為，我們如果不是由上帝放在地球上，那麼我們的生命就會沒有目的。要了解這種對於人類起源的執迷，必須記住猶太基督教傳統是在對其他靈長類動物幾乎或是完全沒有認知的情況下興起的。沙漠遊牧民族只知道羚羊、蛇、駱駝以及山羊這類動物。難怪他們會認為人與動物之間存在著一道巨大的鴻溝，並且只把靈魂保留給我們。他們的後代在一八三五年看到第一頭活生生的類人猿展示於倫敦動物園，不禁深感震驚。許多人大感惱怒，無法掩飾自己的反感。維多利亞女王認為那些猩猩「與人相像的程度令人感到痛苦而且不快」。
人類例外論至今仍然活躍於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裡。他們深深抗拒人和其他動物的比較，就連「其他」一詞都令他們感到困擾。相對之下，自然科學因為受到宗教汙染的程度比較低，所以也就無可阻擋地朝人類與動物的連續性愈來愈強烈的方向邁進。林奈把智人明確擺在靈長目當中，分子生物學則是揭露了人與猿類的DNA近乎完全相同，而且神經科學至今也還沒有發現人類大腦當中有哪個部位無法在猴子的腦中找到相等的對應，具有爭議性的就是這種連續性。我們生物學家如果可以在完全不提到人類的情況下對演化進行辯論，那麼絕對不會有人因此睡不著覺。這麼一來，討論演化就會像是討論葉綠素怎麼發揮功效，或者鴨嘴獸究竟算不算是哺乳類動物一樣——誰在乎呢？
來到美國之前，我大體上並不知道懷疑演化論的觀點，只把這種觀點和美國人其他令人費解的傾向歸類在一起，例如對槍枝的愛好以及對足球的鄙視。二○一一年的一項事件再度明白顯示，否認演化論就像美國派一樣是屬於美國的典型特色。那一年的美國小姐選美，五十一名參賽者面對「學校該不該教演化論？」這個問題，有四十九人提出兩面討好的回答。她們說，演化論是否成立還沒有確切的答案，而且存在許多宗教觀點與科學理論，最好的做法應該是各方面的說法都要教。阿拉巴馬小姐甚至認為學校根本不該教演化論。不過，最後的結果卻是彰顯了神聖正義，由加州小姐贏得后冠。她明白支持演化論，聲稱自己是個「無可救藥的科學迷」。
美國有不下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把聖經視為上帝的真實話語。不過，抱持這種觀點的人數畢竟只有另一群人的一半，而另外那群人則認為聖經是一部不該依照字面意思解讀的啟發性經典，不然就是一部收錄了傳說與道德戒律的典籍。對於想要宣揚演化論的人來說，得知這一點是相當令人欣慰的事。不以字面意思理解聖經的那群多數人口是他們的目標對象，也應該是他們的目標對象，因為那群人最有可能願意聆聽他們所傳達的訊息。當然，除非他們的訊息在一開頭就先賞對方一巴掌。可惜的是，聲稱科學與宗教不可調和的言論並不是毫無影響。這種言論等於是對宗教信徒說，不論他們有多麼思想開明而且不死守教條，都沒有資格踏入科學的大門，他們必須先捨棄所有他們鍾愛的信念。我發現新無神論者對於純潔性的堅持帶有令人起疑的宗教色彩，唯一欠缺的，就是某種受洗儀式，要求宗教信徒公開懺悔之後才能加入的「理性菁英」群體。諷刺的是，在這種要求下，最不可能合格的就是那個在修道院庭園裡種植豌豆的奧斯定會修士。
美國史上最致力為演化論公開辯護的學者是史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古爾德在他的巔峰時期極受大眾喜愛，單憑一人之力就撐起了《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這本雜誌。不過，在他去世之後，這本雜誌就只空留軀殼了。古爾德的文章讀來總是趣味盎然，尤其是他偶一為之的科學史書寫更是令人大開眼界，只見他對科學史真的是瞭若指掌。就算不完全同意他的所有意見以及他宣揚的每一件事實——我本身就是如此——還是可以看出他是演化論的代表人物，也是演化論最首要的擁護者。他的著作充滿了深具感染力的熱情，因此激勵了數以千計的美國年輕人走上科學之路。
在他對演化論的辯護當中，也經常針對過去和這項理論連結在一起的種族歧視與基因決定論提出警告。他強烈反對每一項人類行為都必須要有演化論奠基的理由，這種被他貶斥為「達爾文基要主義」的觀點，認為我們的所作所為完全受到基因控制，目的也都是為了促成基因的繁衍。古爾德指出，達爾文本身並不認為天擇扮演了這麼龐大的角色。而我也已經提過許多種尚未受到解釋的利他行為，把這類行為貶抑為「錯誤」解決不了多少問題。此外，這也不是唯一在演化上沒什麼道理的行為，想想抽菸、自慰、高空彈跳、喝酒、放煙火以及攀岩。非適應行為在我們這個物種其實極為常見，我們還會針對這點開玩笑。達爾文獎的創立目的，就是要表彰那些「藉由無意間剷除自己而促成人類這個物種改進的人士」。
這不是說我們不該試著把人類行為放在演化的基礎上加以理解，實際上根本沒有別的選擇。我預測再過五十年後，每一所大學的心理學系都會懸掛達爾文的肖像。儘管如此，這個領域在目前仍然充斥許多「就是這樣」而令人難以認真看待的論點，包括認為雄性禿是向雌性傳達禿髮者富有智慧的訊號（我們必須向所有那些頂上還有一頭濃密髮絲的男人告知這一點），乃至《強姦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Rape）——這是一部真實著作的書名，而這本書對演化心理學造成的傷害也超過其他任何書籍。當然，這類論點之中的重大錯誤就是假定一項特質——例如禿頭——如果是遺傳而來，就一定對你有益。阿茲海默症、囊狀纖維化症以及乳癌都具有遺傳基礎，可是沒有人會想要主張這些疾病能增進個體的適存度。
不過，就強姦而言，這種行為甚至連遺傳基礎也沒有，完全沒有證據顯示性暴力具有遺傳性。但這點並未阻止藍迪．桑希爾（Randy Thornhill）與克雷格．帕爾默（Craig Palmer）猜測其演化上的效益，這兩名作者直接從果蠅的性行為進行推論，提議男人的強姦行為乃是為了散播基因。更糟的是，他們還為自己免除了提出實際資料的責任，因為大部分的重要效果必定都發生在人類史前時期。由於我們對這段過去已無從得知，唯一剩下的就是無所節制地編造故事。這兩名作者從來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強姦行為的目的如果是繁殖，那麼為什麼有三分之一的強姦受害者不具生殖能力，例如兒童與老年人？
我同意古爾德的看法，也就是對每一項人類行為從事演化方面的猜測並不會為我們帶來多少收穫。不過，古爾德卻因為提出這項懷疑論點而樹立了許多敵人。一九九七年間，他與演化論學者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這本雜誌上爆發了幾場筆戰。那些爭執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只見一群懷有特大號自尊心的人物相互影射暗諷、憑藉道聽塗說來的傳聞提出批評、恣意謾罵（有一人被嘲諷為另一人的「走狗」），或是裝出一副從來不曾聽過對方名號的模樣。這種辛辣的言詞顯然無助於他們的團結。創造論者因此興奮地摩拳擦掌，利用這場爭吵追求他們自己的目的，包括在各種意想不到的場合強調這種理論上的紛爭，例如在美國小姐選美活動上。那些達爾文主義者應當獲得達爾文獎的提名才對。
不過，和古爾德的另一項意見所引起的反應相比，這些衝突就顯得微不足道了。身為無神論者的他，早在新無神論者認定科學與宗教互不相容之前，就宣稱這兩者可以相容。他在二○○二年英年早逝之後，就因為這項缺乏偏狹心態的論點而成為眾矢之的。
某種東西主義
古爾德在前述與一眾演化學者針鋒相對的那年發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回憶他在梵蒂岡遇到一群正在吃午餐的教士。那些教士對智慧設計論這種新式創造論的崛起表達了憂心，他們問古爾德為什麼演化論仍然飽受攻擊。這位古生物學家在文章裡評論了此一情景的深沉反諷：身為前猶太教徒的他，竟然必須安撫一群天主教教士，向他們保證演化論的地位其實相當穩固，反對論點僅限於一小群美國人口而已。
講述這麼一段故事是古爾德的慣用手法，藉以暗示所謂的科學與宗教的戰爭其實受到了過度渲染。對於「宗教」的概括性說法本來就問題重重，因為這個詞語涵蓋了從一神論到多神論的各種信仰，也包括僵固的信仰體系乃至個人的靈性。舉例來說，佛教其實樂於接受生物演化的觀念，因為這種觀念完全合乎佛教認為所有生命都相互關聯而且不斷變動的觀點。不過，即便在個別宗教當中，例如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文化差異也極為龐大；在一個角落遭到憎惡的做法與觀念，經常在另一個角落受到支持。印尼的遜尼派教徒與伊朗的什葉派教徒彼此差別之大，差不多就像瑞典的信義會教徒與美國南方的浸信會教徒之間的差異。古爾德對這些議題的理解勝過大多數人，於是從一份教宗文件借用了「教權」（magisterium）一詞，藉此說明科學與宗教各自盤據知識的不同領域，探討各自不同的問題。他聲稱這兩者是「互不重疊的教權（互不相屬的準則）」（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把自己的觀點簡稱為「NOMA」。
我們面對的是兩組迥異的問題，一組涉及物理現實，另一組涉及人類存有。鑒於科學對第二個問題告訴我們的少之又少，法國生物學家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於是捨棄他在科學界前途光明的職業，成了佛教僧侶。我和李卡德見過幾次面，確實不難察覺他懷有一種極少人擁有的內在平靜。他曾在冥想時接受腦部功能性磁振造影掃描，得到的結果使他從此被稱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他對這個頭銜卻是不屑一顧）。神經科學家在他的左前額葉測量到有史以來最高的活躍程度，這個大腦部位的活動即與正面情緒有關。儘管李卡德說起話來仍有科學家的精確性，他卻在許久之前就已揚棄科學，指稱科學僅是「對小眾需求做出的重大貢獻」而已。這句話呼應了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埋怨：他說他每次向科學家詢問生命的意義，例如我們在人生中應該做些什麼，總是會「收到大量的精確回答，但答覆內容卻都和我的問題無關」。
不過，極少有科學家追隨李卡德的腳步。與其轉向宗教，我們大多數人都抱持不可知論或者無神論。但這種現象不該解讀為科學能夠回答目的與意義的問題。即便在不久前證實「上帝粒子」存在的科學家，也知道這項發現遠遠不足以確認我們為何存在於地球上，更無助於回答上帝是否存在。科學家與一般人最大的不同，在於對知識本身的渴求——此一特質乃是我們這門職業的命脈——填補了一種心靈上的空虛，一般人則是以宗教填補這種空虛。科學家就像尋寶人一樣，尋寶過程的重要性經常不下寶藏本身，所以我們也會在致力於揭開無知之幕的過程中感到強烈的使命感。我們在這場奮鬥中感到團結一致，你我全都是一套世界網絡中的一部分。這表示我們也享有宗教的另一個面向：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在不久前的一場研討會上，一名退休天文學家討論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時忍不住熱淚盈眶。他停頓了兩分鐘之久，導致聽眾開始躁動不安起來，接著他才解釋自己從孩提時期就開始追尋這個問題的答案。看見來自數十億光年前的影像，至今都還是會令他感動不已，讓他意識到我們和宇宙的連結有多麼緊密。他不會稱其為一種宗教體驗，但聽起來確實非常近似。
連同其他創作職業的從業人員，例如藝術家與音樂家，許多科學家也都有這種超然存在的體驗。我每天皆是如此，別的不提，直視一頭猿類的雙眼絕不可能看不見自己。有不少動物都擁有面向前方的眼睛，但只有猿類的眼睛會帶給你那種似曾相識的震驚感受。對望著你的不像是一頭動物，而是一個就像你自己一樣具體而且任性的人格。這是猿類專家相當熟悉的主題，他們會告訴你第一次與猿類目光相接的經驗如何對他們造成徹底改變，不只是改變了他們如何看待眼前的研究對象，也改變了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令維多利亞女王感到懊惱的正是這種衝擊，盯視著猿類的雙眼，她感覺到自己腳下的形上學基礎開始動搖。達爾文在同一座動物園看見同樣的紅毛猩猩與黑猩猩，卻得到一項頗為不同的結論：他邀請任何深信人類優於萬物的人士前來看看這些動物。令女王感到威脅的景象，卻讓達爾文感到了一種連結。
我們大多數人若是眺望著一片寬廣的大地或是海面上的夕陽，都不免覺得自己只是宇宙中一個細微渺小的存在，就像科學家透過顯微鏡或望遠鏡從事觀察、分析鯨魚鳴叫聲、挖掘恐龍骨骸，或者在森林裡追蹤黑猩猩時所產生的感受。黑猩猩一頭鑽進灌木叢裡，牠們的兩足行走近親卻必須拿開山刀努力劈砍枝葉才能跟上，聆聽牠們每一道叫聲，記錄牠們每一次社會互動。我已故的好友西田利貞是一位日本靈長類動物學家，以他在坦尚尼亞從事的田野調查研究著稱。伴隨他進行觀察的過程中，我不禁注意到，他只要看見野生黑猩猩吃什麼葉子或果實，就會跟著咬一口嚐嚐看。他說他想要知道那些食物的味道，但在我看來，他這種舉動卻是和一個近似物種融合為一體的終極表現。年輕的英國靈長類動物學家費歐娜．史都華（Fiona Stewart）也體現了這種認同感，做了一件以前從來沒人做過的事情：睡在黑猩猩構築的樹巢裡。以前的學者總是在地面上持望遠鏡觀察黑猩猩的巢窩，史都華卻在巢裡睡了一夜。她發現這種做法勝過睡在地面上，不但能睡得比較沉，也比較不會遭到蟲咬。另外，有些科學家搭著快艇追蹤海豚，不但為每一條海豚取了名字，還可以光從背鰭就可以認出牠們。此外，還有一些科學家駕駛輕航機帶領美洲鶴幼鳥升空，藉此引導牠們熟悉飛行的感覺。這一切行為全都奠基在對自然界的著迷上，而且這種著迷經常始於人生初期。對於一個微小部分的專精知識會使我們體認其宏偉與複雜，於是這種感覺就會朝各個方向擴散，橫越各種程度的大小，也跨越無盡的時間。我們對自己致力破解的奧祕心存敬畏，這種感受又會隨著我們每剝開一層而進一步加深。
因此，我完全了解著名細胞生物學家娥蘇拉．古迪納夫（Ursula Goodenough）為什麼會寫出一本書名為《自然的神聖深處》（The Sacred Depths of Nature）的著作，也了解愛因斯坦為什麼能夠相信史賓諾莎的上帝。巴魯赫．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這位出身阿姆斯特丹的十七世紀哲學家，拾起了自從波希與伊拉斯摩斯的時代就已存在於荷蘭的懷疑思緒，將其具體化為一個非人格化的神。他的上帝不是傳統中那個父親般的人物，身在天上並且無所不知，而是一股抽象的超自然力量，與自然界緊密連結在一起。因此，他為後來的理性主義世界觀奠定了基礎：這種世界觀認為宗教經典不代表上帝的話語，只是代表血肉之軀的人類抱持的意見。委婉來說，他的訊息引起的反應並不是太好，結果因此被逐出了所屬的塞法迪猶太人教會。
愛因斯坦認同史賓諾莎的上帝，可是對宗教沒有敵意。針對宗教的普遍存在，他說在他看來，擁有信仰「勝過於對人生完全沒有任何超然存在的觀點」。一如古爾德，寬容乃是關鍵所在。教條主義會導致思想的封閉，不論是以字面意思理解聖經的經律主義者對科學的盲目無知，還是有些無神論者的自以為是都是如此。近代一個例子就是保羅．庫茲（Paul Kurtz）遭到的排擠。他是國際聞名的《人文主義宣言》（Humanist Manifesto）作者，也是調查中心（Center of Inquiry）創辦人。然而，這位八十五歲的傳奇人物卻因為不支持褻瀆日（Blasphemy Day）以及其他嘲諷宗教的愚蠢做法，遭到他自己的組織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庫茲本身這麼說明了他遭遇的狀況：
他們想要對宗教抱持強硬抵制的態度。聽我說，我不喜歡上帝，我認為她是個迷思，我不認為有證據證明她的存在。但另一方面，有許多人都信奉宗教。我雖然認為宗教信徒可以受到批評，但我不厭惡他們，我不會刻薄對待他們。所以，因應宗教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我很多同事大概小時候都擔任過輔祭男童，因此對宗教深惡痛絕，以致忍不住表達這樣的感受。
庫茲提及輔祭男童的說法暗示了我先前提及的那種連續性教條主義，也就是單純重新劃定偏狹心態的界線而已。不過，反對性質的運動終究只會像渡渡鳥一樣陷入消亡，除非他們設法把厭惡的對象取代為更好的東西。他們必須想出可行的替代方案，沒有任何世俗運動能夠迴避托爾斯泰的問題。愈來愈世俗化的荷蘭人甚至為此發明了一個詞語：「ietsism」。其中的「ism」就是英文裡的「主義」，「iets」則是「某種東西」。典型的「某種東西主義者」不相信人格化的神，也不信奉傳統宗教，但認為天與地之間必定不只有表面上看得見的這些事物，一定還有些別的東西。
科學的敵人不是宗教。宗教有無窮無盡的樣貌與形式，世界上也有許許多多思想開明的宗教信徒，他們只挑選宗教中的特定部分加以奉行，對科學也沒有任何爭論。真正的敵人是以教條取代思考、慎慮以及好奇心的宗教信徒。在普埃布拉舉辦的那場上帝辯論不僅在智識上不誠實，雙方也都故作清高。別人能夠從哪裡取得比我這輩子體驗過的任何東西還要更加強烈的信念？他們的祕訣是什麼？信念從來不是遵循著科學證據或邏輯徑直地前進；而是透過人類詮釋的稜鏡偏折拐彎後產生的。一名法國哲學家說得很中肯：「嚴格說來，確定性並不存在；只有對自己的信念確定無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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