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今詮初編：中國哲學‧第二十二輯

（一）原典儒學
儒學創始於中國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一四七九年）。面對春秋時期諸侯爭戰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現實，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樣，創造出一個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過天啟和神諭來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而是回首歷史，到上古?聖王”那裡去尋找智慧；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實際是以“述”為“作”，通過對歷史傳統作當代詮釋，來實現價值的疊加和轉換。
儒學的思想淵源可以遠溯於中國上古時代的“德治”傳統。所謂“德治”，是指上古聖王堯、舜所樹立的政治楷模，其遺風流韻一直傳至禹、湯、文、武、周公。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古代聖王的“德治”為理想的政治。儒家所倡導的“德治”的意義是什麼呢?從“德治”的方式說，強調領導者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主張領導者以個人偉大的人格魅力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在儒家看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統治者一人的天下；要實行“德治”，就須以天下為公器，實行“以德居位”的賢人政治。這裡有兩層意思：一是“君宜公舉”，對於傳說的堯、舜“禪讓”之事，儒家從“民意”的角度加以詮釋，孟子說舜有天下是“天與之，民與之”，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實則“天”只是虛懸一格，歸根到底是“民與之”。就是說君因民而立，宜由民公舉之。二是“臣可廢君”，儒家盛稱“湯武革命”，認為君主若“德不稱位”，甚至殘虐臣民，臣民有革命的權力。 4、孝子從道微諫 曾子提倡孝道，但並不認為父母絕對沒有錯誤，他說：“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這是對孔子“事父母，幾諫”思想的發揮。曾子並不認為父母是永遠正確的，在父子關係上他提出了一個更高的原則“道”。他認為盲目地服從長輩的錯誤並不是孝道，只能使他們犯更大的錯誤，害了親人。但是曾子又認為，對於父母的錯誤，勸諫必須是和顏悅色的。“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同上）“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歡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大戴禮記‧曾子立孝》）曾於特別強調孝親要以敬為出發點，在家庭中保持和諧的氣氛，即使對於父母的錯誤，也要和顏悅色地勸阻，不能直言頂撞。用粗魯的態度對待父母，正是忤逆之行的開端。父母不聽勸諫，為了保持家庭的穩定與統一，也不許子女在行……

（一）原典儒學
儒學創始於中國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一四七九年）。面對春秋時期諸侯爭戰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現實，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樣，創造出一個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過天啟和神諭來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而是回首歷史，到上古?聖王”那裡去尋找智慧；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實際是以“述”為“作”，通過對歷史傳統作當代詮釋，來實現價值的疊加和轉換。
儒學的思想淵源可以遠溯於中國上古時代的“德治”傳統。所謂“德治”，是指上古聖王堯、舜所樹立的政治楷模，其遺風流韻一直傳至禹、湯、文、武、周公...

傳統的詮釋與詮釋學的傳統――儒學經學思潮的演變軌跡與詮釋學導向
孟學詮釋史中的一般方法論問題
禮的宗教胎記
古代中國“語言觀”的一個側面――以《易繫辭》論“象”為研究基點
郭店楚簡引《詩》論《詩》考
先秦孝道觀的發展
漢代經學的確立與演變
今古文經學之爭及其意義
《詩經》在現代的教化功能― ―齊魯韓毛四家《詩》學合論
論兩漢易學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徵
緯書對經書的闡釋
正始時期經學的玄學化
孫復與宋代《春秋》學研究
蔡沈的《尚書》學研究
王夫之的“六經責我開生面”
惟禮至上與以禮代理――凌廷堪禮學思想析論
龔自珍與易清經學的嬗變
《台灣通史》與儒家的春秋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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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學詮釋史中的一般方法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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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語言觀”的一個側面――以《易繫辭》論“象”為研究基點
郭店楚簡引《詩》論《詩》考
先秦孝道觀的發展
漢代經學的確立與演變
今古文經學之爭及其意義
《詩經》在現代的教化功能― ―齊魯韓毛四家《詩》學合論
論兩漢易學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徵
緯書對經書的闡釋
正始時期經學的玄學化
孫復與宋代《春秋》學研究
蔡沈的《尚書》學研究
王夫之的“六經責我開生面”
惟禮至上與以禮代理――凌廷堪禮學思想析論
龔自珍與易清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