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從文本、作者以及文化語境等視角來解讀懷特作品的世界性、獨異性和民族性。首先是懷特作品中的怪異人物形象的世界性特徵。論文分析了懷特小說中的瘋癲、惡魔性、雙性同體/同
性戀、聖愚等怪異形象,強調懷特小說中若干怪異性的多元共生。澳洲特殊的歷史文化特徵使懷特的小說人物在與整個西方文學傳統中的怪異人物在精神領域相通相連的同時,又有著相對舒展的形象空間,帶著澳洲人特有的精神印記。
論文接著從創作發生學和創作美學的角度解碼懷特小說中的多重怪異性符碼。各種怪異性之間並非界線清晰,畛域分明,而是重疊滲透、糾結纏繞。論文試圖說明,懷特小說中的怪異性看似色色不同,實則潛脈相通——都與創作主體的怪異性相通。懷特作為同性戀者在澳洲人的眼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怪異人物。他生於倫敦並在英國接受教育,在國外遊歷多年後回到澳大利亞。心理歸屬方面在英國和澳大利亞之間徘徊。他的意識深層折射出多重的陰翳和二律背反的感情。在創作早期生涯中澳大利亞評論界的“惡評”也給他心理上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心理創傷。理解懷特作為創作主體的怪異性是引導我們走出懷特所營造的代達勒斯迷宮的阿里阿德涅線團。在澳大利亞構建統一的民族身份的過程中對同質性的關注形成了普遍的“仇異心理”(difference-phobia)。瘋癲、聖愚、惡魔式人物、同性戀等怪異形象同屬一個語義場,往往被指認為談論禁區,甚至被完全排斥。社會文化地圖上幾乎未給怪異人物留下空間。本文認為,文學創作是懷特宣洩心理創傷的安全閥。通過創作,懷特宣洩了內心的苦悶,把駁雜的心靈狀態轉化
為繽紛的藝術世界。對怪異人物的描述顯然是作者那長期被壓抑的自我一次次恣意釋放,是對當時傳統社會規範的公然挑釁。在懷特的小說世界裡,被邊緣化的個體走到了舞台的中央,似乎怪異才是人的正常狀態。文學創作使懷特能夠維持一個並不確定的自我。懷特呈現的是怪異人物的真實命運及其內在精神圖像。懷特反對現代認知體系,通過對怪異的關注,來肢解當時的權力話語,將一個個怪異而又鮮活的人物從人們的視野的深處攙扶出來。懷特關注的是普通人的際遇,但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他對精神貴族的高度認同,他從未放棄自己的知識分子的立場;啟蒙和責任感成為他一以貫之的創作思維法則。懷特寫的是怪異的凡人,話語依然是知識分子的精英話語。這或許正是作家內心矛盾的一種外現所以不難理解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女傭和農夫也有哲人般的真知灼見。這似乎不是一個恰切的敘述路徑,但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完成懷特在敘述層面之後的敘事旨歸。懷特筆下的怪異人物不是生活在別處,而是心靈在別處。懷特和他的小說人物以不同於常人的坐標觀照生活,日常行為的圖譜後面是精神超驗的廣闊空間。
懷特的陌生化視角及其對怪異性的觀照,不能不引起我們對澳大利亞的文化和文學的現代化建構進行歷史考索和追問。怪異人物形象之所以在懷特的小說中蔓延,是因為作者和作品需要它
來刺激審美想像,需要它所負載的文化符碼,需要它的隱喻意義。在怪異審美化的背後,掩蓋著的正是通過福柯式的知識考古學式的工作才能發現的社會和文化症狀。
論文認為,怪異人物族群在懷特作品中反復出現,不僅折射出作家作為創作主體的個體感受,更深層次上暴露當時澳大利亞普遍的認同危機。懷特小說中性格迥異、各有傾向的精神標本是被精心選取的。怪異人物所經歷的分裂(肉體的和精神的)不僅是現代意義上的主體的分裂和人的異化,更重要的是指後殖民語境中個體認同危機和歸屬的闕如。
國家的命運實際上是由許許多多卑微個體來承擔的。懷特筆下怪異人物的個人遭際具有民族寓言的功能。怪異性是主體不確定性的表徵,是隱匿不彰的民族心理的外現。在過去的一百多年
中,澳大利亞文學透露出一種有關身份和歸屬的恆久焦慮。懷特這個同性戀者,一個從英國回到澳洲的“家中的放逐者”(exile at home),對自己的個體身份和歸屬,對民族身份的思考比其他的作家更加深刻。但是,懷特不是採取宏大敘事的方式構建個體身份和民族認同,而是用個體身份的追索來反映民族認同危機之下的普遍焦灼。他觸及的是民族心理中隱秘的部分,是“集體無意識”,更接近民族心理真實。
從主體性的角度上說,澳大利亞現代文學的創生過程,也是現代主體建構的過程。以勞森等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文學中關注的多是民族國家的整體身份,著眼於“國家身份”的建構,而懷特則更注重於個體主體性的思考、發現和建構,著眼於“人的身份”的建構。如果說勞森寫的是澳洲人的理想,表現的是理想的自我,懷特則寫出了澳洲人的焦慮,表現的是隱秘的自我。懷特小說文本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在後殖民的語境之下,“自我”的範疇是極不穩定的,個體的身份在國家身份的不確定狀態下失卻了歸屬,處於漂浮的狀態,成為宗主國在其異質空間的“他者”。
懷特的小說印記了怪異人物靈魂移植的排異與適應,記錄了文化他者身處邊緣的紛繁複雜的體驗。這種體驗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被淹沒了。這些怪異人物體現的是民族主義者的國家想像中
未能涵蓋的民族共相。懷特將怪異審美化,祛除了怪異的貶損涵義,還原了怪異族群生命形態的歷史性與本真性。在懷特的小說中,怪異不僅是生存的狀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超驗的必須。懷特試圖揭示當代澳大利亞的日常生活結構和心理圖式,並力圖尋找平凡背後的詩意和超越。懷特消解了傳統文學所構建的民族身份卻更逼近了澳大利亞民族心理真實。從這種意義上講,懷特勾勒出了“澳大利亞的精神版圖”。
作者簡介:
徐凱,文學博士,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副教授,上海外文學會、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中國澳大利亞研究會會員。主要從事澳大利亞文學、英美文學研究。近年來在《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學》、《當代外國文學》、《名作欣賞》、《四川外語學院學報》、《譯文》、《外國文藝》等核心期刊上發表《海明威筆下的女性》、《一場後現代的盛宴》、《作為隱喻的性別含混》等14篇文章。承擔或參與澳中理事會、上海市教委等各級項目5項。編有《英國散文選讀》〈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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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從文本、作者以及文化語境等視角來解讀懷特作品的世界性、獨異性和民族性。首先是懷特作品中的怪異人物形象的世界性特徵。論文分析了懷特小說中的瘋癲、惡魔性、雙性同體/同
性戀、聖愚等怪異形象,強調懷特小說中若干怪異性的多元共生。澳洲特殊的歷史文化特徵使懷特的小說人物在與整個西方文學傳統中的怪異人物在精神領域相通相連的同時,又有著相對舒展的形象空間,帶著澳洲人特有的精神印記。
論文接著從創作發生學和創作美學的角度解碼懷特小說中的多重怪異性符碼。各種怪異性之間並非界線清晰,畛域分明,而是重疊滲透、糾結纏繞。論文試圖說明,懷特小說中的怪異性看似色色不同,實則潛脈相通——都與創作主體的怪異性相通。懷特作為同性戀者在澳洲人的眼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怪異人物。他生於倫敦並在英國接受教育,在國外遊歷多年後回到澳大利亞。心理歸屬方面在英國和澳大利亞之間徘徊。他的意識深層折射出多重的陰翳和二律背反的感情。在創作早期生涯中澳大利亞評論界的“惡評”也給他心理上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心理創傷。理解懷特作為創作主體的怪異性是引導我們走出懷特所營造的代達勒斯迷宮的阿里阿德涅線團。在澳大利亞構建統一的民族身份的過程中對同質性的關注形成了普遍的“仇異心理”(difference-phobia)。瘋癲、聖愚、惡魔式人物、同性戀等怪異形象同屬一個語義場,往往被指認為談論禁區,甚至被完全排斥。社會文化地圖上幾乎未給怪異人物留下空間。本文認為,文學創作是懷特宣洩心理創傷的安全閥。通過創作,懷特宣洩了內心的苦悶,把駁雜的心靈狀態轉化
為繽紛的藝術世界。對怪異人物的描述顯然是作者那長期被壓抑的自我一次次恣意釋放,是對當時傳統社會規範的公然挑釁。在懷特的小說世界裡,被邊緣化的個體走到了舞台的中央,似乎怪異才是人的正常狀態。文學創作使懷特能夠維持一個並不確定的自我。懷特呈現的是怪異人物的真實命運及其內在精神圖像。懷特反對現代認知體系,通過對怪異的關注,來肢解當時的權力話語,將一個個怪異而又鮮活的人物從人們的視野的深處攙扶出來。懷特關注的是普通人的際遇,但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他對精神貴族的高度認同,他從未放棄自己的知識分子的立場;啟蒙和責任感成為他一以貫之的創作思維法則。懷特寫的是怪異的凡人,話語依然是知識分子的精英話語。這或許正是作家內心矛盾的一種外現所以不難理解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女傭和農夫也有哲人般的真知灼見。這似乎不是一個恰切的敘述路徑,但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完成懷特在敘述層面之後的敘事旨歸。懷特筆下的怪異人物不是生活在別處,而是心靈在別處。懷特和他的小說人物以不同於常人的坐標觀照生活,日常行為的圖譜後面是精神超驗的廣闊空間。
懷特的陌生化視角及其對怪異性的觀照,不能不引起我們對澳大利亞的文化和文學的現代化建構進行歷史考索和追問。怪異人物形象之所以在懷特的小說中蔓延,是因為作者和作品需要它
來刺激審美想像,需要它所負載的文化符碼,需要它的隱喻意義。在怪異審美化的背後,掩蓋著的正是通過福柯式的知識考古學式的工作才能發現的社會和文化症狀。
論文認為,怪異人物族群在懷特作品中反復出現,不僅折射出作家作為創作主體的個體感受,更深層次上暴露當時澳大利亞普遍的認同危機。懷特小說中性格迥異、各有傾向的精神標本是被精心選取的。怪異人物所經歷的分裂(肉體的和精神的)不僅是現代意義上的主體的分裂和人的異化,更重要的是指後殖民語境中個體認同危機和歸屬的闕如。
國家的命運實際上是由許許多多卑微個體來承擔的。懷特筆下怪異人物的個人遭際具有民族寓言的功能。怪異性是主體不確定性的表徵,是隱匿不彰的民族心理的外現。在過去的一百多年
中,澳大利亞文學透露出一種有關身份和歸屬的恆久焦慮。懷特這個同性戀者,一個從英國回到澳洲的“家中的放逐者”(exile at home),對自己的個體身份和歸屬,對民族身份的思考比其他的作家更加深刻。但是,懷特不是採取宏大敘事的方式構建個體身份和民族認同,而是用個體身份的追索來反映民族認同危機之下的普遍焦灼。他觸及的是民族心理中隱秘的部分,是“集體無意識”,更接近民族心理真實。
從主體性的角度上說,澳大利亞現代文學的創生過程,也是現代主體建構的過程。以勞森等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文學中關注的多是民族國家的整體身份,著眼於“國家身份”的建構,而懷特則更注重於個體主體性的思考、發現和建構,著眼於“人的身份”的建構。如果說勞森寫的是澳洲人的理想,表現的是理想的自我,懷特則寫出了澳洲人的焦慮,表現的是隱秘的自我。懷特小說文本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在後殖民的語境之下,“自我”的範疇是極不穩定的,個體的身份在國家身份的不確定狀態下失卻了歸屬,處於漂浮的狀態,成為宗主國在其異質空間的“他者”。
懷特的小說印記了怪異人物靈魂移植的排異與適應,記錄了文化他者身處邊緣的紛繁複雜的體驗。這種體驗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被淹沒了。這些怪異人物體現的是民族主義者的國家想像中
未能涵蓋的民族共相。懷特將怪異審美化,祛除了怪異的貶損涵義,還原了怪異族群生命形態的歷史性與本真性。在懷特的小說中,怪異不僅是生存的狀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超驗的必須。懷特試圖揭示當代澳大利亞的日常生活結構和心理圖式,並力圖尋找平凡背後的詩意和超越。懷特消解了傳統文學所構建的民族身份卻更逼近了澳大利亞民族心理真實。從這種意義上講,懷特勾勒出了“澳大利亞的精神版圖”。
作者簡介:
徐凱,文學博士,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副教授,上海外文學會、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中國澳大利亞研究會會員。主要從事澳大利亞文學、英美文學研究。近年來在《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學》、《當代外國文學》、《名作欣賞》、《四川外語學院學報》、《譯文》、《外國文藝》等核心期刊上發表《海明威筆下的女性》、《一場後現代的盛宴》、《作為隱喻的性別含混》等14篇文章。承擔或參與澳中理事會、上海市教委等各級項目5項。編有《英國散文選讀》〈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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