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貨幣經濟學的新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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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位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布魯斯‧格林沃爾德的新作《通往貨幣經濟學的新範式》彰顯了他們一貫的另闢蹊徑、特立獨行的研究方法。無疑，研究基礎的改變和方法論的突破對於整個貨幣經濟學王國是一個革命。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爾德所代表的貨幣經濟學派的創新意義，即在於其對傳統微觀經濟學體系的突破。這一突破把貨幣經濟學置於銀行信用關係的基礎上，使得在傳統意義上屬於微觀經濟學的銀行行為理論與在傳統上屬於宏觀經濟學的貨幣理論與政策通過金融市場渠道結合在一起。
　　1981年，斯蒂格利茨和魏斯（Weiss）發表的《不完備市場上的信用配給》是本書的基本理論基礎。這篇文章提出了信用市場的不完備性問題、信息在信用合約中的重要性及其銀行的最優選擇。但是，作者對傳統貨幣經濟學的質疑至少可以再往前推10年。
　　早在1969年，斯蒂格利茨26歲之時，先後推出的三篇論文——《兩部門經濟中的異質性資本品配置》、《風險條件下的收入、財富和資本利得稅效應》和《對莫迪利亞尼－米勒定理的審視》已經敏感地意識到產品的“非同質性”（heterogeneous）、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對經典理論諸多假設前提的挑戰。此後，作者的一系列文獻都集中於信息不對稱、風險和激勵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問題。
　　賈菲和斯蒂格利茨於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給》，作為第16章刊登於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編的《貨幣經濟學手冊第二卷》，其中以專門章節闡述了信用配給在宏觀經濟學以及貨幣經濟學中的重要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獻中，作者歸納了自1919年以來霍特里（Hawtrey）的觀點，明確提出了貨幣經濟學的兩大對立學派——貨幣（或貨幣主義）學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ool）和信用學派（credit school），認為兩者的基本差別在於貨幣政策出發點的不同，前者以貨幣供應量為基礎；後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為基礎；這一差別導致了兩大學派在貨幣政策衡量、貨幣工具運用和貨幣政策職能定位上的根本區別。
　　事實勝於雄辯，思想歷程的逐步成熟必須立足於實踐檢驗。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準則。如果說，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賈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等人的學術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覺基礎上的話，那麼本書一方面是對其30年學術思想的延續和拓展，另一方面則更注重實證依據和政策運用。在全部16章中，本書一半的篇幅討論了基於信貸可得性的貨幣經濟學所引申出的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含義，以及金融市場自由化、銀行部門風險與重組等政策問題；並以美國經濟周期和亞洲金融危機論證微觀面因素對貨幣和商業周期的影響。而這些恰恰是貨幣學派的軟肋。
　　更為有趣的是，作者專門研究了其“新範式”下的貨幣理論兩大應用問題。
　　一是貨幣政策對區域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含義。這啟發我們認識到，當前中國所面臨的貨幣政策能否考慮區域經濟結構，以及貨幣穩定與金融穩定的關係等重大貨幣理論課題或許不僅是中國特有的難題，也是美國、歐元區等所有存在地區差異、存在信用方面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的經濟體所共同面對的問題。
　　二是貨幣理論與銀行監管的關係。在此，作者提出了一個兼具思辯性和現實性的觀點：反對過高估計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的作用。其基本觀點是：由於資本充足率標準關注的只是信貸風險，而不是市場風險，則這一監管安排實際上對銀行構成了負面激勵：出於滿足資本充足率標準需要，銀行會減少貸款，增持長期政府債券，這導致信用可得性下降，貸款市場逆向選擇的傾向加大，因而銀行資產組合的風險上升。這一點對剛剛開始全面實行資本充足率要求的中國很有啟示意義。
　　根據其基本觀點，作者提出了銀行監管的資產組合方法（portfolio approach to bank regulation），特別強調兩點：一是承認任何銀行監管理論必須以銀行的行為模型（或理論）為基礎；二是承認當局只能不完美地控制銀行活動。本書的意義也許並不完全在於其觀點的完備性與正確性，而在於其不懈的努力，這是一種把微觀信貸市場與宏觀貨幣運行相對接的努力，也是一種把貨幣政策、金融穩定和銀行監管統一到一致性框架內以建立一般均衡的努力。這是作為經濟學家的光榮與夢想，也是所有思想家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