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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讀片段
以賽亞·伯林的寫作涉足瞭如此眾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領域,有著如此不同的、有時出人意料的方向,大概有人不禁要問:是什麼指導性觀念最終指引或統一著他對這些彼此迥異的思想領地的涉獵?這個問題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容易回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裡,這一問題似乎很不恰當,沒有抓住要點。因為他們或許會說,伯林的成就的獨特價值很大程度上正在於它顯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體系化的主張;他寫作的範圍和題材的無限多樣性,以及隨時準備用取決於問題本身的方式來對待相互尖銳衝突的信念以及它們的持有者等等,在開拓視野、使人擺脫有礙的偏見或教條方面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伯林自己就把“在碰到自己可能懷疑為真的東西的時候,傾向於壓制它的”人形容為“教條主義”,而且他自己的觀點毫無疑問是完全與之對立的。即便如此,而且儘管他始終顯示了他的方法的開放性和客觀性,似乎還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出他特別關注的東西和主題的輪廓,這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種雖然相對不怎麼突出或顯著但同樣令人難忘的內在一致性。第一眼看來好像離題或無關的思路,細察起來最後往往是一個更大的圖案中的線條,一個包容更廣的整體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它們可被看作一個由微妙地相互聯繫著的思想組成的錯綜複合體,而不屬於某種死板的理論體系框架。不僅如此,我們所指的這一複合體本身可以說反映了一些中心問題的存在,它們的決定性影響以各種方式體現出來,貫穿著伯林的思想事業。 這些反復出現的問題之一,就是對歷史的本質和意義的關注,這是這本文集的主題。伯林常說自己現在不是也從來不是歷史學家。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或許他是在某種公認的但有限制的意義上使用“歷史學家”這一名詞的。無論如何,事實是,他對思想史研究作出了獨特的、傑出的貢獻,在對人類過去所進行的這方面研究所引起的那些問題上,他也擁有獨到而足資使用的知識。不僅如此,在他對十八和十九世紀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各種差別極大的關於歷史進程的特點以及人們對其認識的理論。這樣,在寫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爾·馬克思》的時候,他被迫不僅要抓住馬克思本人對控制歷史變化和發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響的描述,而且要閱讀一些重要前人,如愛爾維修、孔多塞、圣西門和孔德的作品。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當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們增進對自然界了解的過程中已經證明如此成功的那類科學方法和範疇應該延伸到對人類及其歷史的研究當中去。伯林在別處已經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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