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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範嘩著《後漢書》，原以班固《漢書》為範本，其《獄中與諸甥侄書》稱：“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可知其原定規模。不能遠離於《漢書》的軌範，但由於范曄具有一定的唯物主義思想傾向，從內容成就上看，《後漢書》較《前漢書》為有所提高。東漢時期迷信之風盛行，《後漢書》特立了一篇《方術列傳》，比較客觀地記述其事。對敢於違抗封建統治者的特立獨行之士，創立了《黨錮》、《獨行》、《逸民》等列傳，採用歌頌的筆法。至於宦官、外戚和大官僚地主的貪鄙腐朽情況，則盡情予以揭發。這些方面都是《漢書》所遠不能及的。王鳴盛稱其“宰相無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採而惟尊獨行。”①以史書為帝王將相變相家譜的風氣，在《後漢書》中為之削弱。但所謂特立獨行之士不過是統治階級中一些行為耿介的人，不是勞動人民，其中只有極少數例外的情況。在揭露統治階級的腐朽黑暗方面，這些人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在欺騙人民以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方面，也可以起一般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對於這些記載要分析批判地去看待。如《逸民傳》記梁鴻與其妻孟光之事，自隱於傭保以違抗“濁世”，特載其《五噫之歌》，①概括而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的主要矛盾。又載漢陰老農民，面對尚書郎張溫，直斥漢桓帝，“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度。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 “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顯示了勞動人民不畏強權的形象。這都是有積極意義的。而《獨行列傳》中記李善甘為奴才，後來鑽進了統治階級，作了日南太守，經過其故主之墓時，還要哀祀盡禮。這樣所起的作用便是消極性的了。又立《列女傳》，所記者如班昭(曹世叔妻)，著《女誡》七篇，宣揚三從四德等反動說教，同時也記載了一些正面形象的婦女。如桓少君（鮑宣妻），退去侍御服飾，更著短衣布裳，與鮑宣共挽車歸鄉里。又如趙嬡姜（盛道妻），為掩護盛道於組織農民起義失敗後潛逃，甘心犧牲自己的生命。對這些正面和反面人物並列的記載，必須予以分別看待。至於反抗封建統治者的農民起義，在《後漢書》是和《漢書》同樣地被誣衊為“盜賊”。如推翻西漢王莽政權的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被說成為“輕黠烏合之眾”，②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大起義，也是作為被鎮壓的“盜賊”來看待，③這都是和范曄的階級局限分不開的。
在內容方面，重要文章多直接選錄，同於《漢書》的作法。如崔寰《政論》，仲長統《昌言》之《理亂》、《損益》等篇，都是有關漢代社會政治的論文，賴《後漢書》之收錄而得保存。重要史料亦多被採用。如《竹書紀年》為晉代發現的戰國時魏國的史書，其中記事多與《史記》及儒家所傳的六藝不同，所以當時不受重視，很少有人引用。范曄在《東夷》和《西羌》等列傳中大量採用《竹書紀年》的資料，後世《紀年》失傳，並出現偽造者，賴此得以保存一部分真實資料。
《後漢書》的文學成就也很高。范曄在獄中自知將不久於世的時候，給他的諸甥侄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對於已有的各史書和他所著的《後漢書》的看法，特別著重在文學方面，這封信被後人看成為《後漢書》的自序。他說：“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又說：“情誌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從文學方面看，《後漢書》是達到了這個要求的。
所以他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這些話表明了范氏的自信心之強。不過文藝有一個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范曄著書的立場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所以我們讀他的文章時，不能無區別地接受其看法，而要注意批判其內容。
在體例方面，《後漢書》立傳偏重以類相從的原則，不受時間先後的限制，如王充、王符、仲長統等都是東漢的思想家和著述家，便合為一卷（列傳卷39）；又如卓茂、魯恭、魏霸、劉寬等都有“寬仁恭愛”之稱，也同在一卷（列傳卷15），這樣寫法可為讀者提供一定的便利，是一個優點。而全書無表，為較大的缺陷。又列皇后於本紀，稱《皇后紀》，是承用華嶠書的形式，反映了東漢外戚地位的特殊化，為其他各史書所少見。
范氏書由於斷限完整，組織嚴密，又有較高的文學成就，甚為世人所重視，隋、唐以來，逐漸取代《東觀漢記》之地位而與《史記》、《漢書》並稱為三史。
劉昭所補的《續漢書》八志，均以東漢以來的舊作為依據。原來張衡、蔡邕、劉洪、胡廣、應劭、譙周、董巴等於天文、五行、律曆、禮儀等志，多已有所論述或撰定成篇，如劉洪、蔡邕共述《律曆記》，譙周依據胡廣、蔡邕的舊作改定為《禮儀志》。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說：“司馬續書，總為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由此看來，八志都是有所依據的。但其內容過多地記載了統治者的活動，如《禮儀》、《祭祀》、《輿服》等都是專記統治者之事，而與社會文化關係較大的《食貨》、《藝文》等志，並付缺如。其略有可取者，為《律曆》、《天文》等志保存了古代的自然科學知識，《郡國志》有關地理，《百官志》有關製度，《五行志》在傳播迷信的形式下，也保存了一些自然變異的記錄。所以《後漢書》八志和《漢書》十志相比，差距便很大了。
劉昭為范氏書補入八志後，即作全書的註解。唐高宗時，章懷太子李賢在一些學者的協助下，專為范氏寫的本紀、列傳作注，並將幾篇卷帙較大的紀、傳酌分上下，共為一百卷。北宋仁宗時，以劉昭注的八志三十卷與李賢注的紀、傳合刊，註解分題二人之名，是為後世流傳之本。清代惠棟著《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稱為名作。清末王先謙作《後漢書集解》，網羅唐、宋以來諸家之說，用《漢書補注》的體例為本書作注，是今日《後漢書》註解最完備之本。
（三）《三國志》的編撰和評價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字承祚，西晉初年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市）人。蜀漢時曾為觀閣令史，入晉後為著作郎，領本郡中正，《三國志》即撰於此時。史稱：“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當時有夏侯湛著《魏書》，見壽作便毀己書而罷。大官僚張華對陳壽說：“當以晉書相付耳。”可見他和他的書當時被人推重的情形。後又為治書侍御史，晉惠帝元康七年297年)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預等上書云：“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於是晉惠帝下詔命河南尹洛陽令派人到陳壽家裡抄錄了一部，算是正式為統治者所肯定了。這就是《三國志》撰寫和傳布的簡略經過，詳見《晉書》卷82《稱壽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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