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極端擠壓時代承受的是封閉的痛苦體驗,那麼後擠壓時代則承受的是開放的痛苦體驗,因為日常社會在伴隨著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開放過程中,所帶來的變化並非都是肯定意義和積極意義,相反,還會在新的日常框架內形成新的矛盾焦點和新的可焦慮之處,由此形成後擠壓時代的日常擠壓。
後擠壓時代的'日常擠壓之所以不同於極端擠壓時代的日常擠壓,是因為這種擠壓並非是來自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強制性壓迫,或者表述為—並未發生日常生活的邊際關係緊張和衝突,於是直接擠壓就轉化為間接擠壓,顯在擠壓轉化為隱性擠壓,意識形態擠壓轉化為文化擠壓,民族化擠壓轉化為全球化擠壓。
處在轉化時期和日常情境中的我們,還沒來得及清晰地反應以及尚未完全理解這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就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地沉入一種不可自持的個人生活危機之中。日常正在變形,生活正在變形,我們自己正在變形,、乃至社會和世界狀況也正在變形,而所有這一切都充分錶現為被拋的無奈。這種被拋雖然與此前的受壓截然不同,然而卻都體現出日常性的消解和異化,所以我們仍然把這一新近狀況的日常變形視之為日常擠壓現象,並且為了語義表達的分異而稱之為後擠壓時代及後擠壓事態。
後擠壓時代給發展中國家或者說全球化轉型事態中的國家不可避免地帶來日常性打擊,這種打擊突出地表現為資本化陷落和符號化陷落。日常生活無限制地陷落在資本化事態和符號化事態中以後,常人就很難以個人化的方式尋求其日常幸福目標,所有的日常幸福都將由資本狂歡和符號狂歡來決定。
在資本化陷落中,發達國家以及所謂富裕的日常生活方式,總是給發展中國家以及追求富裕日常生活方式的人們以資本化的幸福美夢,例如一種“巧增長”描述就是典型的資本化社會的幸福案例,W. E.哈拉爾在其《新資本主義》一書中誘惑性地敘述道:“將來能夠引導我們通過這些無窮困境的主要標準是這種激進的思想:現代經濟的目標應該是把人類的福利增加到最大限度。由於承認增長的目的不是純粹的物質增加,而是增進人類的幸福,所以增長在將來是達到這個更高目標的一種手段。巧增長的概念把其他人提出的各種有關術語— —'有人情味的'增長、'最佳狀態的'的增長、'乾淨的'增長、'軟'增長、'生活質量'和'少就是多'——統一起來,表明這些術語的中心意思都是明智地引導各方面的增長去滿足人類的需要。因此,巧增長把注意力從外部世界的物質進步轉移到'人類經濟'這個內部世界的更有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