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研究主題是太平天國運動（19 世紀中國的一場農民起義）和驅動它的宗教信條。從1851 到1864 ，起義長達13 年，共有2000 萬人喪生。清帝國與太平軍之間的戰斗，幾乎遍及帝國的所有省份。清軍最終成功地鎮壓了它，然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滿族統治者默許了政治和社會秩序的變革。這變革導致了清王朝的終結，并進而導致了帝制傳統的覆滅。
學者們收集了一系列因素，來解釋太平起義者們，為什么沒能實現其推翻皇帝這一直接訴求。許多人認為最主要是因為太平信仰的外來特征。受基督教教義的啟發，太平天國信條的核心主要是他們相信上帝（高高在上的主宰）——中國傳統中的最高神——已經選擇太平領袖洪
秀全（1814 — 1864 ）來建立他的地上天國。難道被公認是新的和是被基督教所激發的太平信條，就應該被宣稱是外來的嗎？并且我們也想知道，是誰這樣看待它的呢？
太平軍的信條可能激怒了某些群體，特別是那些在已有制度中掌權的人，如權貴階級，運動畢竟不是晚會。然而，太平信條并沒有激起普通民眾的反感。如果有人認為普通民眾對太平信條感到陌生且不熟悉，那我們就要追問：太平天國如何能在第一個地點發動這場運動？又如何能在席卷內地省份時，征募到其多數的追隨者呢？〔1〕
也許，意識形態是這場運動最初征服民眾的一個因素，同時也是其最終歸于失敗的一個因素。在研究中，讓我最感興趣的是：太平信條中的什么東西，吸引了普通民眾？與白蓮教和八卦教，甚至更早的宗派運動相比，太平運動如何能夠產生更多的吸引力，征募到更多追隨者，激起更根本的社會變革呢？
先前關于這個課題的研究沒能強調：洪秀全的太平教，它已不再是一個西方宗教，一種外國信條。太平信仰，即便是由英—美新教徒點燃的，卻還是發展成了一種新的充滿活力的中國宗教，其關于至上神稱呼和地位的觀念挑戰了皇權秩序的合法性。洪秀全提出這個新宗教——太平基督教——作為對古典上帝信仰的復興和回歸。這是太平運動吸引力的實質。
按照他們對上帝的信仰，太平運動者公然抨擊君主稱號——“皇帝”——的神聖性。皇帝，是秦朝（公元前221 —前206 年）統治者征服先秦中國所有的諸侯，統一中國之後，為自己選擇的稱號。西方人把這個稱號譯為“emperor”。但是，在皇帝和上帝中，“帝”字的寫法是一樣的，它既可被譯成“上帝”，又可被譯成“皇帝”。
太平運動者同時也譴責皇權的神聖性：皇帝稱號和皇權是對上帝稱謂及地位的褻瀆性篡奪。太平運動者要求恢復傳統國王制與上帝崇拜，以此來取代皇帝、皇權。
在太平天國之前的運動，都會宣稱因當時的朝代已經腐朽，故而需要更新；但太平天國卻宣布，這個為時甚久的皇權秩序是褻瀆的，因而需要被取代。在太平運動及其宗教中，我們見證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新發展：關于君主權威和帝制正統性之普世看法的根本變化。太平運動不[1]這一成功出現在宗教運動最強烈的時候。正如庫恩（Kuhn ）在他《劍橋中國史》太平天國一章評論道：“人們可能會問，是否因為急于得到民眾支持，太平天國便將他們的宗教信息，隱藏于傳統上更容易被接受的民族主義訴求之下？但在1852—1853 的這些文檔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卻是相反的。”庫恩，“The Taiping Rebellion”（《太平叛亂》），276 頁。
但倡導要去除當時的在位統治者，終結那一朝代，同時還要廢除整個的皇帝制度，并代之以全新的宗教和政治秩序。因此，太平運動并非基根于傳統宗派主義運動的訴求。太平領導者們不把自己看成是宗派主義者或運動者，反而，把自己的信仰和本土的中國古代宗教相聯系，而不是和宗派主義的流行形式相聯系〔1〕。洪秀全和他的追隨者們相信，秦皇朝的出現和皇帝的設立，使中國文化誤入了歧途，因為這個朝代的統治者率先采用了皇帝這個稱號。太平運動的領導者們想要回歸中國早期的宗教和政治秩序，所以比“起義”或“革命”更用來稱呼這場運動的一個詞該是“復歸”，因為他們認為這種秩序早在帝國建立以前就存在了。
回歸中國早期政治秩序是太平運動的重要使命，而向古代宗教秩序的回歸更驅動了這場運動。宗教是太平運動的心，太平文化是太平運動的體。如果太平運動者僅只實現了其政治目標，那么他們會認為自己的運動失敗了，因為洪秀全更大的抱負是要根據其恢復上帝崇拜的意象，重建中國文化。這一有意識的宗教改革，體現在太平天國文化生活的每個方面：太平天國的政治熱情、歷史定位、民族意識、經濟綱領，甚至發式。太平天國的這種抱負可以被描述為是一場文化革命，根據洪秀全的宗教意象恢復原始的中國文化的一次嘗試。
太平天國對新上帝的崇拜，以及要求建立新王權之宗教意象，導致了政治運動。這場宗教運動并沒有轉變成政治運動；太平運動自始至終都是一場宗教運動。甚至在他們最世俗化的文件，如反對清朝的《頒行詔書》中，或具有公有制特征的《天朝田畝制度》〔1〕中，太平天國都引用宗教目的來證明其行為的正統性。我們無法否認太平天國發動政治運動的企圖，然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這一政治目標是服務于更大的宗教目標的。
太平天國研究成果
一些現代中國學者不愿承認太平運動本質上的宗教特征，尤其是它鮮明的基督教特征。這一不情愿，部分來自于對充滿活力的19 世紀傳教士觀察者的反感，這些觀察者從運動的初始階段里看到了整個中國轉向英—美新教主義的前景。但除此之外，這種不情愿似乎更反映了人們對太平基督教作為貨真價實的中國宗教這一觀點的拒斥，同時也不愿意承認太平天國對中國皇帝制度有自己的宗教主張。結果，在這一問題上，很少有研究成果認為：太平基督教既是一個試圖與古典傳統保持一致的、充滿活力的、新的中國宗教，同時又完全是一種基督教的具體樣式。還沒有任何研究注意到太平天國對皇帝機構并皇帝頭銜神聖性的譴責。
文森特? 金教授（Vincent Shih ）和尤金? 鮑德曼（Eugene Board-man ）是20 世紀最早詳細研究太平宗教的兩位學者。在《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它的起源、解釋和影響》（The Taiping Ideology: Its Sources, Interpretations and Influences）（1967 ）一書中，金教授僅僅把太平宗教視為太平運動者的工具，一種意識形態，基督教亦在其中交替發揮統一凝聚作用。他在導言和結論中重復使用這樣的句子：“太平天國在有意無意地尋找某種能取代傳統意識形態的東西……他們在尋找一些能打破禁錮人們頭腦的、傳統意識形態的積極觀點……就在這時，基督教來了”（xiii）。從直覺上看來，這個陳述違反了人們接受一個信念的通常模式：如果太平天國的領導者，確實是在尋找一種替代的意識形態，那么意味著，太平天國的第一要務是革命，他們的動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性的。
金教授的著作代表了許多與他同時代的學者。他們試圖為共產主義革命尋找歷史上的前例。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學者本人可能并非馬克思主義者，但在宗教的歷史和社會作用問題上卻和馬克思主義者有著同樣的觀點；甚至把這種觀點應用于非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太平宗教也是一種革命意識形態和運動工具。按照這條解釋路線，這場運動的核心是政治意識形態而非宗教；而且其政治動機與宗教動機互不相容。當談到宗教的時候，金教授僅僅賦予它工具的角色。他不承認太平天國真把他們的宗教當成一回事。
在《基督教對太平叛軍意識形態上的影響，1851—1864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1952） 中，盡管標題使用了“意識形態”這個術語，但是鮑德曼賦予宗教某種優先重要性。然而，他傾向于把太平宗教看成是某種真實東西的廉價舶來品。那種真實東西應該就是英—美基督新教。19 世紀的新教傳教士也曾使用同樣的標準來評價太平宗教。鮑德曼本該把那個被19 世紀傳教士寄予厚望的人——洪仁玕，即干王，曾經做過倫敦宣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福音傳道者——推崇為太平基督教的典范。然而，這位干王實際上更是個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而非太平基督徒；故而他從未被其他領導人以及普通士兵所認可。這種拒斥又一次凸顯了太平基督教的獨特性。
鮑德曼不欣賞這種獨特性。相反的是，他對每一條不同的太平教義都進行了討論，展示它們是怎樣而且在哪里缺少了傳統歐洲基督教的樣式。他似乎并未意識到：在某些方面，比起他們的歐洲弟兄姊妹來，太平基督徒可能更忠實于其他更具普遍性的價值，比如使徒們的基督教標準。洪秀全和他的追隨者們揭露了資本經濟對這一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并且反對啟蒙運動把世俗領域和神聖領域分離開來的原則。然而，在鮑德曼看來，太平基督教并非一個充滿活力的新的中國宗教，而只不過是一個靜態的西方舶來品。
皮?理查德? 波爾（P.Richard Bohr ）的一項研究——關于太平天國及其宗教的未出版論文“末世論的政治學：洪秀全與太平天國的興起，1837—1853”（The Politics of Eschatology: Hung Hsiu-ch’van and the Rise of the Taipings, 1837—1853）（1978），在前代和我們這一代的研究間架起了橋梁。波爾嚴肅地看待太平宗教，認為起義的動力，正是激起了歐美彌賽亞（messianic ）團體起義的那一末世論動力。他凸顯了太平宗教完整性的一面，這也是中國民間宗教（popular religion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過，他沒有提到更為重要的方面，即：向上帝崇拜之回歸。實際上，他甚至沒有討論太平天國獨特的上帝教義，而這正是復歸主義
者不可缺少的構成要素。
然而，早期的太平宗教研究者，是強調太平天國的基督教性質的，即便在他們把起義者視為冒牌新教徒的時候，還是如此。新近研究者們則傾向于忽視，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忽略太平天國的基督教方面。這些學者看重的是太平宗教與其所處的地域、固有的風土民情及宗教之間的關聯。
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Wagner ）的《再現天國意象：宗教在太平叛亂中的作用》（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1987），是在這方面嘗試的先驅。他將太平宗教置于太平運動舞臺的中心，強調洪秀全宗教意象對運動的權威塑造。
洪秀全關于天國之路（journey to Heaven ）和天庭（Heavenly Father’s court ）的意象，在梁阿發（1789—1855）《勸世良言》這本小冊子中得以堅固。這本新教的宣教材料開始了洪秀全的反叛之路。這本小冊子促使洪秀全將自己的意象認定為是上帝的話語和對起義的召喚，而意象也從小冊子中得到支持。
在所有強調太平信仰的地域和本土關聯性的闡釋中，瓦格納依然最具說服力。瓦格納也最充分地認識到：太平宗教中，本土宗教資源的權威，并未抵消另一個更為獨特的資源——太平宗教中的基督教——的權威。事實上，他的著作展示了民間宗教因素，是怎樣時常（但不總是）補充這獨特的基督教資源的。例如，他描述了洪秀全的天國之路意象（他受天父委任向人們傳教并誅殺魔鬼），是如何為他閱讀《勸世良言》做準備的。這本小冊子和洪秀全的意象“合成一契”。瓦格納告訴我們說，“契”是皇帝用來核實最重要的官方信息的辦法〔1〕。瓦格納原本也應指出，洪秀全的意象將“舊約和新約”提高到了“純正無誤”〔2〕的地位。關于太平基督教因素和民間宗教因素間的關系，瓦格納指出，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宗教的視野是相互融合的。
相反，在《中國的反叛、混亂與鎮壓：太平叛黨、臺灣幽靈和天安門》（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1994 ）一書中，羅伯特? 韋勒（Robert Weller） 論述到：只有當洪秀全最初的基督教背景，溶解到廣西本地的宗教文化中時，拜上帝會（太平運動的早期形式）的早期成員，才能棄掉洪秀全的基督教教義，從而贏得了大批追隨者。盡管同本土宗教元素的結合，可能有助于解釋太平天國一開始對某些追隨者的吸引力；但是，當太平運動走出周邊地區以後，單純的本地宗教如何能夠支撐起義呢？一個原本由廣西本土文化元素構成的宗教，如何能夠吸引那些來自湖南、湖北
等地區的男女老少呢？
在所有的民間宗教元素中，韋勒特別強調神靈的作用。太平運動中的這種活動，已被19 世紀的西方觀察者注意到，而且被西方公眾輿論界當作是指控起義者墮落和迷信的證據。由太平軍編訂，梅谷（Franz Michael ）翻譯，并且收錄在他1971 年原始資料匯集中的幾個文件，證明了神靈對這場運動的影響。他的匯編中的《天父下凡詔書》的第一和第二兩卷，正是代表了這種現象的出版物。王慶成教授發現的另外兩個太平天國的文件——《天父聖旨》和《天兄聖旨》——更進一步說明了太平運動的這一特征。除此之外，人們也對太平領袖楊秀清（“東王”，1822—1856 ）和蕭朝貴（“西王”）有了更多的關注，他們分別被奉為天父和天兄的代言人（medium）。
田海（Barend ter Haar）1996 年的這篇文章：“中國的內在魔鬼：鬼怪的政治影響”（China’s Inner Demons: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emonological Paradigm），對太平運動和當地宗教間的相關性，也有類似的關注。〔2〕他斷言，在中國民間宗教中，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來世論范式：一種是原始的救世主和救世軍式的，如白蓮教起義所宣布的這種。另一種是救世主和鬼神學的。這後一范式強烈地影響了太平宗教，特別是它的反清主張。盡管這樣的主張肯定是太平天國使命的一部分，但我不會像田海那樣，特別地重視它。太平起義和以往所有起義的不同之處，就是這場運動不僅宣稱要拒絕清朝統治者，而且還要否定整個帝制。
這三位學者，正確地指出了太平宗教中各種地方的和民間的宗教元素。不過，我想在此評論一下他們從自身工作中所得出的一些結論。首先，韋勒和田海似乎相信太平宗教中所存在的民間宗教元素抵制了它的基督教特征。然而，關于太平天國的最佳研究（瓦格納的研究是一個代表作）卻認為：無論是出于神靈還是回歸上帝崇拜的渴望，太平追隨者們都受到了基督教因素（其中國背景使之傾向于基督教信息）的吸引。
中譯本序言
在本書的英文版出版了五年之後，能以中文面貌呈現給中國的讀者，使我感到非常欣慰。事實上，當二十年前，我還是研究生時，我之所以選擇太平天國作我的研究主題，是因為在1950—1960 時代，有那么多的中國學者研究這個題目，而我希望當我對太平天國的歷史有了更深入的探究，尤其是對太平運動的宗教在反抗帝國上，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更加了解後，能在幫助我們全面性地了解太平天國上有所貢獻。
雖然進入太平天國的研究領域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但直到現在，太平領袖旺盛的創造力，仍然讓我深深地著迷；他們始終如一推進開展其思想體系的精神，也讓我佩服不已。他們的宗教不是抗議者的工具，而是他們的信仰；一個點燃中國從來沒有過的起義的火種。這太平信仰其實是一個革命的信仰，影響到太平跟隨者怎么看待上帝和宗教、怎么看待皇帝的政府、怎么看待經濟和土地改革、怎么看待社會平等、怎么看待歷史和文化，這宗教影響了太平運動者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太平宗教雖稱不上是完全的正統基督教，事實上，在某些方面它是偏離了基督教教義的（比方說洪秀全自稱是耶穌的弟弟）；但是在另一些方面，這太平宗教甚至比那英國基督教更正統（英國人在鴉片戰爭時，怎么沒遵守舊約中的社會公平的要求？）。這個信仰正是太平基督教。
非常感謝我的朋友謝文郁教授，他給了我用這個故事原來的語言來述說它的機會。文郁多年來邀請并鼓勵我參與他的宗教及研究事業，現在又代為校正本書，并請李勇先生、肖軍霞女士、田芳女士共譯本書，在此致上最深的謝意。我衷心盼望我們能夠更深入地探究太平天國的宗教和歷史，并以此來了解當今中國的宗教文化與社會的關系。
托馬斯?賴利（Thomas Reilly）
2009年3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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