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華文庫：儒林外史（全三冊 漢英對照）

《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優秀長篇小說，成書於18世紀上半葉，作者吳敬梓。書中刻畫了各種類型的士人利欲熏心、虛偽醜惡的精神面貌，暴露出封建社會的腐朽和黑暗，並對科舉制度和封建禮教進行了深刻的批評和嘲諷。
《儒林外史》語言精練，人物性格描寫很有成就，是中國古典諷刺文學的傑作。本書採用了中國著名文學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五十五回英譯本，這個譯本堪稱目前最接近《儒林外史》原著的英文全譯本。

作者簡介：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號粒民，晚年又號文木山人，安徽全椒人。他出身於一個連續50年科甲鼎盛的縉紳之家，曾祖和祖父兩代人中，有6名進士，其中1名榜眼、1名探花，至父輩已開始走向衰落，生父只是秀才，嗣父也只是拔貢。
吳敬梓很為自己的祖輩感到驕傲，早年曾醉心科舉，18（或說23）歲中秀才，可是在後來的考試中運氣總是不佳，29歲時參加鄉試再次落第，從此對科舉和名利的態度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當時清廷設有“博學鴻詞科”，社會上有名望而未獲功名的文人學士可以通過這種特殊的考試獲得官職。在吳敬梓36歲時，一位官員曾舉薦他去京城參加博學鴻詞科廷試，可是，他裝病（一說是真的有病）而沒有參加。從此，他決定不再參加科考，後來甚至連秀才的學籍都放棄了。他的朋友程晉芳說他平生嫉科舉之士如仇，尤工者則尤嫉之。
23歲時，吳敬梓的嗣母、生父、嗣父都已相繼去世，他繼承了包括2萬多兩銀子和一些房屋、地產在內的家產。可是，不到10年時間，他就憤激地將這份豐厚的遺產揮霍得乾乾淨淨。田廬盡賣之後，他被鄉親們當作教誡子弟的反面典型。由於輿論的壓力，同時也為了尋求新的發展機會，他於33歲時移家南京，第二年又患上了糖尿病。從此，他的生活日益艱難。困窘之時，只好以書換米；冬日苦寒，沒有酒食，則約朋友一起乘月夜行歌吟嘯呼，逮明而散，以此暖足驅寒；在米價奇貴時，甚至連續二日斷炊。由極富貴而至極貧賤的生活經歷，使他對世態冷暖、人性美醜都有了深刻的體驗。絕意科舉之後，他一直從事於《儒林外史》的寫作，形象而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人生態度以及對周圍人事的感受和印象，尤其是人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
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雙重貧瘠，對傳統的士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魯迅曾抱怨自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儒林外史》的“偉大”很少有人能懂；胡適亦曾惋惜在第一流小說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廣泛，並指出主要原因就是書裡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談“舉業”、“選政”，一般人很難明白。的確，要理解《儒林外史》的“偉大”，首先必須對科舉制度有個基本的了解。科舉始於隋唐時代。嚴格地說，它不是一種教育制度而是一種官僚選拔制度，本意是要自下 ​​至上地為朝廷選拔優秀的人才。它不分世庶，向全社會開放，可以讓貧寒之士憑藉自己的才華走上仕途，甚至進入封建政權的中心，這與先秦的世襲制、漢代的察舉制、魏晉的門閥制和九品中正制等相比，顯然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在唐宋兩代，的確有許多才智
之士經由科舉脫穎而出，如唐代名裴度、狄仁傑、宋?Z，北宋的范仲淹、歐陽修、包拯、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
中國的文化素有重文的傾向，隨著科舉的發達，此風更盛。中唐以後，已有“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杜牧《孫子注序》）的現象。至宋代，科舉成為士子惟一的進身之階，當時流行於民間的啟蒙讀物《神童詩》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宋朝從開國之初即重文輕武，宋真宗甚至親 ​​自寫《勸學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正是從真宗朝開始，狀元及第，享受金吾衛士七人為之清道開路的隆重禮遇（《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五）。“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儒林公議》）在此種制度和風氣之下，讀書做官既是每一個讀書人的夢想，又是他們惟一的出路。唐宋的科舉考試本來包括文學、歷史、經典、時務等各種內容，也可以有詩、賦、策、論等各種形式。可是，經過
不斷的改革，到了元代，規定考試的內容只能是程頤、朱熹注疏的“四書”“五經”；從明中葉開始，科舉考試的文體形式又固定為“八股文”。所謂“八股文”，又稱“時文”、“製藝”或“制義”，即每篇文章由破題、承題、起講、人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部分組成。“破題”是用兩句話說破題目要義；“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闡明之；“起講”為議論的開始；“人手”為起講後人手之處。後面的四部分是正式議論，每一部分都由兩組對偶排比的文字組成，所以稱為“八股文”。而文中的議論 ​​絲毫不能有自由的發揮，只能局限在程朱注疏的“四書”“五經”裡，並且要揣摩聖人孔子孟子和賢人程頤朱熹的語氣說話。這種代聖賢立言的“時文”，其實是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乾隆皇帝曾直言：“朕覽之多不能解。”（《清朝文獻通考?選舉六》）至此，科舉考試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已腐朽僵化，成為獵取功名富貴的敲門磚。士子們完全是為了應付考試才去讀“四書”“五經”。當八股文定型之後，大概從明弘治年間開始，已經有人將一些鄉、會試中取錄的八股考卷編成“程墨”，加以批註，作為範文供考生們揣摩學習。於是，有的士子乾脆連“四書”“五經”都不讀了，直接去揣摩“程墨”。這樣一來，士子大多空疏庸腐、稚拙鄙陋，有的雖在考試時名列前茅卻不知道史冊名目和朝代先後，有的甚至問《史記》是“何人所作”。《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不知道蘇軾、馬二先生不知道李清照等細節就是對八股士子空疏愚陋的諷刺和揭露。
扼要地說，明清的科舉考試包括三級：第一級是院試。院試之前有兩次預備考試，即由知縣主持的縣試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試，及格的稱童生，取得童生資格的才能參加院試。院試考取者稱生員或秀才，俗稱考取秀才為“進學”。秀才比普通人的身份高一等，見知縣可以不跪，甚至可以與知縣分庭抗禮。第二級是鄉試。有秀才資格的才能參加鄉試，考取者稱舉人或孝廉。讀書人考取舉人是一件大事，具備了做官的資格，就是不做官，也是地方上的鄉紳，享有許多特權。在一般百姓看來，舉人簡直是天上星宿下凡。第三級是會試、複試、殿試，其中會試最關鍵。有舉人資格才能參加會試，考取者稱貢士；貢士參加複試，一般不會有人落選，只是一二三等；複試之後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一般也不會有人落選，只是分三甲，一甲稱進士及第，共3名，其中第一名稱狀元或殿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合稱三鼎甲；二甲稱進士出身；三甲稱同進士出身。一二三甲總稱進士，讀書人中了進士才算到了盡頭。中了進士之後，做不做官，都有很高的地位。上述各級考試都要考八股文。顧名思義，《儒林外史》描寫的是“儒林”之“外史”。
就是說，《儒林外史》不同於體現官方意志、掩蓋弊端、粉飾太平的正史，而是記正史之不書，寫名不見經傳的從生相；也不同民間流行的荒誕不經的稗官野史，其主旨是“寫世間真事”窮極文人情態，針砭時弊，諷喻世人。《儒林外史》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明代，人物的神情心態卻是清朝的。吳敬梓托明寫清，以功名仕祿為中心，描摹形形色色儒林文士的性格與命運，展現了一幅封建科舉時代的社會風俗畫卷。
吳敬梓的生父吳雯延客居南京，借住清涼山下的叢霄道院讀書，吳敬梓經常從贛榆到南京來
看他。康熙五十七年（1718），雯延病後，吳梓守在父親身邊，“侍醫白下心如焚”。但吳雯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家人只好把他送回故鄉全椒，讓他好歹死於家中。吳雯延不久就病逝了。這年吳敬梓十八歲，離他母親去世僅僅五年。
康熙六十一年（1722），規矩方正的吳霖起由於不懂得討好上司，被罷黜了縣學教渝這一“冷官”，吳敬梓隨父回到全椒。第二年，吳霖起抑鬱而死。
接二連三地痛失親人，吳敬梓心中的淒惶可想而知。可是，殘酷的生活不讓他有片刻安寧，他立刻又被捲入到家族爭奪財產的遊渦中。作為吳勗之孫、雯延之子，他本來就是嫡出，出嗣給吳旦的獨子霖起為子之後，就成為長房長孫。在宗法社會中，長房長孫是具有特權的，在繼承遺產時可以分得更多。吳敬梓的這一身份是由出嗣得來，因此，更招人妒嫉，矛盾更多。吳霖起一死，族人又欺他兩代單傳，近族親戚、豪奴狎客相互勾結，紛紛來侵奪祖遺財產。吳敬梓的族兄吳檠在《為敏軒三十初度作》中說：“'他人人室考鐘鼓，怪?^惡聲封狼貪。”
在吳敬梓家道衰敗的問時，他妻乾娘家也敗落下來。吳敬梓大約十七歲時與全椒陶欽李的女
兒結婚，夫婦非常相得。婚後不久，岳父病故，緊接著岳母又亡，子侄豪奢敗掉了家產。吳敬粹的妻子陶氏心情悒悶，一病不起。大概在吳敬梓二十八九歲時，接連遭受不幸的吳敬梓又添喪妻之痛。少年失去父母，中年喪妻，人生之大不幸莫過
於此。吳敬梓在一首詞中寫道：閨中人逝，取冷中庭傷往事。買得廚娘，消盡衣邊苟令香。愁來覓鏡，憔悴二毛生兩鬢。欲覓良緣，誰喚江郎一覺眠。

譯者簡介：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號粒民，晚年又號文木山人，安徽全椒人。他出身於一個連續50年科甲鼎盛的縉紳之家，曾祖和祖父兩代人中，有6名進士，其中1名榜眼、1名探花，至父輩已開始走向衰落，生父只是秀才，嗣父也只是拔貢。
吳敬梓很為自己的祖輩感到驕傲，早年曾醉心科舉，18（或說23）歲中秀才，可是在後來的考試中運氣總是不佳，29歲時參加鄉試再次落第，從此對科舉和名利的態度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當時清廷設有“博學鴻詞科”，社會上有名望而未獲功名的文人學士可以通過這種特殊的考試獲得官職。在吳敬梓36歲時，一位官員曾舉薦他去京城參加博學鴻詞科廷試，可是，他裝病（一說是真的有病）而沒有參加。從此，他決定不再參加科考，後來甚至連秀才的學籍都放棄了。他的朋友程晉芳說他平生嫉科舉之士如仇，尤工者則尤嫉之。
23歲時，吳敬梓的嗣母、生父、嗣父都已相繼去世，他繼承了包括2萬多兩銀子和一些房屋、地產在內的家產。可是，不到10年時間，他就憤激地將這份豐厚的遺產揮霍得乾乾淨淨。田廬盡賣之後，他被鄉親們當作教誡子弟的反面典型。由於輿論的壓力，同時也為了尋求新的發展機會，他於33歲時移家南京，第二年又患上了糖尿病。從此，他的生活日益艱難。困窘之時，只好以書換米；冬日苦寒，沒有酒食，則約朋友一起乘月夜行歌吟嘯呼，逮明而散，以此暖足驅寒；在米價奇貴時，甚至連續二日斷炊。由極富貴而至極貧賤的生活經歷，使他對世態冷暖、人性美醜都有了深刻的體驗。絕意科舉之後，他一直從事於《儒林外史》的寫作，形象而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人生態度以及對周圍人事的感受和印象，尤其是人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
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雙重貧瘠，對傳統的士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魯迅曾抱怨自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儒林外史》的“偉大”很少有人能懂；胡適亦曾惋惜在第一流小說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廣泛，並指出主要原因就是書裡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談“舉業”、“選政”，一般人很難明白。的確，要理解《儒林外史》的“偉大”，首先必須對科舉制度有個基本的了解。科舉始於隋唐時代。嚴格地說，它不是一種教育制度而是一種官僚選拔制度，本意是要自下 ​​至上地為朝廷選拔優秀的人才。它不分世庶，向全社會開放，可以讓貧寒之士憑藉自己的才華走上仕途，甚至進入封建政權的中心，這與先秦的世襲制、漢代的察舉制、魏晉的門閥制和九品中正制等相比，顯然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在唐宋兩代，的確有許多才智
之士經由科舉脫穎而出，如唐代名裴度、狄仁傑、宋?Z，北宋的范仲淹、歐陽修、包拯、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
中國的文化素有重文的傾向，隨著科舉的發達，此風更盛。中唐以後，已有“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杜牧《孫子注序》）的現象。至宋代，科舉成為士子惟一的進身之階，當時流行於民間的啟蒙讀物《神童詩》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宋朝從開國之初即重文輕武，宋真宗甚至親 ​​自寫《勸學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正是從真宗朝開始，狀元及第，享受金吾衛士七人為之清道開路的隆重禮遇（《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五）。“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儒林公議》）在此種制度和風氣之下，讀書做官既是每一個讀書人的夢想，又是他們惟一的出路。唐宋的科舉考試本來包括文學、歷史、經典、時務等各種內容，也可以有詩、賦、策、論等各種形式。可是，經過
不斷的改革，到了元代，規定考試的內容只能是程頤、朱熹注疏的“四書”“五經”；從明中葉開始，科舉考試的文體形式又固定為“八股文”。所謂“八股文”，又稱“時文”、“製藝”或“制義”，即每篇文章由破題、承題、起講、人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部分組成。“破題”是用兩句話說破題目要義；“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闡明之；“起講”為議論的開始；“人手”為起講後人手之處。後面的四部分是正式議論，每一部分都由兩組對偶排比的文字組成，所以稱為“八股文”。而文中的議論 ​​絲毫不能有自由的發揮，只能局限在程朱注疏的“四書”“五經”裡，並且要揣摩聖人孔子孟子和賢人程頤朱熹的語氣說話。這種代聖賢立言的“時文”，其實是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乾隆皇帝曾直言：“朕覽之多不能解。”（《清朝文獻通考?選舉六》）至此，科舉考試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已腐朽僵化，成為獵取功名富貴的敲門磚。士子們完全是為了應付考試才去讀“四書”“五經”。當八股文定型之後，大概從明弘治年間開始，已經有人將一些鄉、會試中取錄的八股考卷編成“程墨”，加以批註，作為範文供考生們揣摩學習。於是，有的士子乾脆連“四書”“五經”都不讀了，直接去揣摩“程墨”。這樣一來，士子大多空疏庸腐、稚拙鄙陋，有的雖在考試時名列前茅卻不知道史冊名目和朝代先後，有的甚至問《史記》是“何人所作”。《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不知道蘇軾、馬二先生不知道李清照等細節就是對八股士子空疏愚陋的諷刺和揭露。
扼要地說，明清的科舉考試包括三級：第一級是院試。院試之前有兩次預備考試，即由知縣主持的縣試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試，及格的稱童生，取得童生資格的才能參加院試。院試考取者稱生員或秀才，俗稱考取秀才為“進學”。秀才比普通人的身份高一等，見知縣可以不跪，甚至可以與知縣分庭抗禮。第二級是鄉試。有秀才資格的才能參加鄉試，考取者稱舉人或孝廉。讀書人考取舉人是一件大事，具備了做官的資格，就是不做官，也是地方上的鄉紳，享有許多特權。在一般百姓看來，舉人簡直是天上星宿下凡。第三級是會試、複試、殿試，其中會試最關鍵。有舉人資格才能參加會試，考取者稱貢士；貢士參加複試，一般不會有人落選，只是一二三等；複試之後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一般也不會有人落選，只是分三甲，一甲稱進士及第，共3名，其中第一名稱狀元或殿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合稱三鼎甲；二甲稱進士出身；三甲稱同進士出身。一二三甲總稱進士，讀書人中了進士才算到了盡頭。中了進士之後，做不做官，都有很高的地位。上述各級考試都要考八股文。顧名思義，《儒林外史》描寫的是“儒林”之“外史”。
就是說，《儒林外史》不同於體現官方意志、掩蓋弊端、粉飾太平的正史，而是記正史之不書，寫名不見經傳的從生相；也不同民間流行的荒誕不經的稗官野史，其主旨是“寫世間真事”窮極文人情態，針砭時弊，諷喻世人。《儒林外史》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明代，人物的神情心態卻是清朝的。吳敬梓托明寫清，以功名仕祿為中心，描摹形形色色儒林文士的性格與命運，展現了一幅封建科舉時代的社會風俗畫卷。
吳敬梓的生父吳雯延客居南京，借住清涼山下的叢霄道院讀書，吳敬梓經常從贛榆到南京來
看他。康熙五十七年（1718），雯延病後，吳梓守在父親身邊，“侍醫白下心如焚”。但吳雯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家人只好把他送回故鄉全椒，讓他好歹死於家中。吳雯延不久就病逝了。這年吳敬梓十八歲，離他母親去世僅僅五年。
康熙六十一年（1722），規矩方正的吳霖起由於不懂得討好上司，被罷黜了縣學教渝這一“冷官”，吳敬梓隨父回到全椒。第二年，吳霖起抑鬱而死。
接二連三地痛失親人，吳敬梓心中的淒惶可想而知。可是，殘酷的生活不讓他有片刻安寧，他立刻又被捲入到家族爭奪財產的遊渦中。作為吳勗之孫、雯延之子，他本來就是嫡出，出嗣給吳旦的獨子霖起為子之後，就成為長房長孫。在宗法社會中，長房長孫是具有特權的，在繼承遺產時可以分得更多。吳敬梓的這一身份是由出嗣得來，因此，更招人妒嫉，矛盾更多。吳霖起一死，族人又欺他兩代單傳，近族親戚、豪奴狎客相互勾結，紛紛來侵奪祖遺財產。吳敬梓的族兄吳檠在《為敏軒三十初度作》中說：“'他人人室考鐘鼓，怪?^惡聲封狼貪。”
在吳敬梓家道衰敗的問時，他妻乾娘家也敗落下來。吳敬梓大約十七歲時與全椒陶欽李的女
兒結婚，夫婦非常相得。婚後不久，岳父病故，緊接著岳母又亡，子侄豪奢敗掉了家產。吳敬粹的妻子陶氏心情悒悶，一病不起。大概在吳敬梓二十八九歲時，接連遭受不幸的吳敬梓又添喪妻之痛。少年失去父母，中年喪妻，人生之大不幸莫過
於此。吳敬梓在一首詞中寫道：閨中人逝，取冷中庭傷往事。買得廚娘，消盡衣邊苟令香。愁來覓鏡，憔悴二毛生兩鬢。欲覓良緣，誰喚江郎一覺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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