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企業的資金主要來源於銀行體系，而利用虛假財務報表資料進行貸款欺詐是較普遍的現象。以往文獻主要是從股權融資動機來研究企業的業績操縱行為，還缺乏系統全面的基於銀行債權保護角度的企業業績操縱方面的研究。在國有銀行深化改革以及全球金融危機蔓延的歷史時期，分析和研究企業業績操縱與銀行債權保護之間的聯繫，提出一些防範信貸風險的建議，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回顧，找到了本文的切入點和位置，即從商業銀行自身經營的角度，研究企業的業績操縱行為是否影響銀行的資源配置。
本文首次檢驗了企業基於銀行借款融資動機的業績操縱行為。通過借助創新的方法將銀行借款融資動機與其他動機的業績操縱區分出來，分別運用分佈核對總和多元回歸分析，得到了企業基於銀行借款融資動機進行利潤操縱和現金流量操縱的證據。同時還發現為獲得銀行借款，私有企業比國有企業進行了更多的利潤操縱。
在得到了企業基於銀行借款融資動機進行業績操縱的證據後，本文進一步考察了銀行是否能夠識別這些行為，以及如何應對這些行為，結果發現銀行無法整體上識別企業的利潤操縱和現金流量操縱。本文還嘗試將中國銀行業識別企業業績操縱行為的意願和技術進行分離而予以單獨檢驗。通過選擇微正利潤和微正現金流量這些明顯有業績操縱嫌疑的企業以控制住銀行的識別技術，本文發現，銀行僅在一定程度上對微正利潤和微正現金流量的企業產生懷疑，給予了它們較嚴格的債務期限。
檢驗業績操縱是否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是學術界的一個難題，本文也進行了有新意的探索。業績操縱的動機不只一種，它並不必然是銀行借款違約的直接原因，因此缺乏將債務違約率作為因變數、業績操縱程度作為引數進行回歸分析的理論依據。也不宜直接用業績操縱程度與債務違約率的單變數相關性分析，來證明業績操縱程度越高的企業其債務違約率亦越高，因為諸多經驗文獻的描述性統計發現，業績操縱程度竟然與企業的盈利能力或現金流量獲取能力顯著正相關，本文的描述性統計也顯示債務違約率與業績操縱程度的相關性基本不顯著。本文再次選擇明顯有業績操縱嫌疑的企業作為研究物件，比較其與相鄰區間企業的債務違約率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結果發現微正利潤（現金流量）企業的債務違約率與其左邊相鄰企業沒有顯著差異，但顯著大於其右邊相鄰企業，表明中國銀行業不能有效識別企業的業績操縱行為，這些行為給銀行帶來了不良的經濟後果。另外還發現，私有企業的違約率高於國有企業，市場化程度越高地區的違約率越小。
本文最後的建議是要採取有效措施降低銀行的資訊收集成本、提高銀行在信貸評估中識別企業會計資訊品質的意願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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