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製改革與技術學習-來自中國三個產業的案例...

本書的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嘗試性地對賴納特一賈根良有關“生產性制度”概念的內涵作了更深入的解釋和拓展。儘管賴納特對經濟學中生產和交換兩種脈絡進行了區分與梳理，賈根良明確地提出“生產性制度”的概念，但他們都沒有就理論的具體框架做出分析，本書的理論則是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結合經濟學說史和後進國家經濟追趕的歷史，提出並論證了有關生產性制度的一般性原則及其分析框架。
（2）將演化路徑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路徑創造與後進國家通過技術學習實現追趕的實踐問題相結合，認為後進國家技術學習的階段性特徵和能力積累的路徑依賴性形成了根本的矛盾，追趕是一個不斷對戰略和制度基礎進行調整以實現技術學習進而不斷實現階段性躍遷的過程，如果後進國家無法做到這一點，有可能會導致“鎖定”在低效率路徑中的危險，而錯誤的制度改革方式甚至會帶來學習路徑的破壞和經濟退化。
（3）通過對交換機、轎車和半導體三個具有典型意義的產業的翔實分析，提出了特定技術範式所對應的知識和資本壁壘、技術變遷速度以及技術關聯程度三個方面是後進國家追趕難度的主要決定因素，從而深化了新熊彼特經濟學對後進國家追趕的“機會視窗”和“進入壁壘”的分析框架。
（4）分析方法上，本書的一大特點是將中國的技術學習和發展置於廣泛的後進國家追趕的背景之下，第二章到第五章都是通過對大量後進國家和地區追趕歷程的典型化事實進行概括、剖析，總結出決定成功和失敗的關鍵的“產業特定”和“制度特定”因素，以此為基礎來分析中國的技術學習和能力積累的歷程與現狀以及深層的政策、制度決定因素。通過這種方法，就能夠對中國的學習路徑、績效和制度特徵做出更好的定位。比如，在整體經濟層面，通過與蘇東國家的比較發現，中國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始終強調發展和結構變遷的重要性，通過積極地對經濟體系的各個部分進行改革，重塑了學習模式和制度基礎；通過與東亞模式的比較發現，中國改革以來的制度建設尚存在著很多的缺陷，導致學習和技術能力尚處於較低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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