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語言學家朱星的一部史學評論作品,全面解析中國皇帝制度。關於帝王名號的釋義,皇帝的產生過程,皇帝最大的四種特權和四種慾望,皇帝的陰謀詭計——帝王術,等等內容都一一談到,並進而提出皇帝是人民的災難、多數皇帝不得好死的觀點,最後還評析了七個值得紀念的中國皇帝。全書史實嚴謹,評析深刻,文字口語化,好讀易懂,對於久受帝王思想熏染的中國人來說,不啻於一支清醒劑。
作者簡介:
朱星(1911~1982),語言學家。字星元,江蘇省宜興縣人。早年入教會學校學習拉丁文和法文,後入上海震旦大學和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習,後曾向馬相伯學習文法學,並拜陳垣為師。曾任教於上海的美國教會學校ConsagaCollege中國學生部、法國教會學校天津工商學院、北洋大學等校。1949年後,曾歷任河北天津師範學院中文系語言學教授、系副主任、副教務長、副院長,天津市語文學會副理事長,天津市科學聯合會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委員,河北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語言學教授、副院長,河北師範學院副院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審,天津師範學院副院長,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理事等。研究範圍廣泛,涉及古今漢語語法、詞彙、修辭、文字、音韻、訓詁及普通語言學、語言學史,乃至通俗語文教育等各個方面。在古代漢語研究方面,著有《古代漢語概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古代漢語》(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學習古代漢語必須重視古音韻》(《天津師院學報》1980年第5期)。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方面,著有《漢語語法學的若干問題》(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書。該書分為24個小題目,講語法學的基本知識與理論知識,也可被看作是有關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史的著作。在漢語史方面,著有《普通話小史》(內部打印,1965年)、《漢語普通話的來歷》(《語言教學與研究》試刊,1979年第4期)、《古音上的幾個問題(提出一個漢語史觀問題)》(《河北天津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漢語史的分期——與李行健同志商榷》(《天津日報》1961年8月2日)、《漢語通語的歷史發展》(《天津日報》1962年4月4日)。在漢語語義學研究方面,著有《試談漢語語義學》(《文史哲》1980年第4期,指出語義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提出了語義學研究的重要性、漢語語義學的內容及語義學的18個需要研究的方面)、《漢語詞義簡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將詞義分為40多類,是當時詞義分析最為詳細的語義學著作)等。在文字學方面,著有《周易解放》(又名《周易經文考釋》,中國文學院,1949年,每字先求其古形,進而再求其古義,該書在古書學和古文字學的研究方面很有貢獻)、《識字教學的基本知識》(天津大眾書店,1950年)。在普通語言學方面,著有《語言學概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書。在訓詁學方面,著有《評〈說文通訓定聲〉》(《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78年第5期)、《新訓詁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另著有《新文體概論》(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河北方言概述》(主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60年)、《中國文學語言發展史略》《中國古代文化知識》 《〈金瓶梅〉考證》《中國語言學史》《註釋研究》《古漢語概論續編》《中外語法比較》《古代外語文法比較》《漢語難句簡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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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語言學家朱星的一部史學評論作品,全面解析中國皇帝制度。關於帝王名號的釋義,皇帝的產生過程,皇帝最大的四種特權和四種慾望,皇帝的陰謀詭計——帝王術,等等內容都一一談到,並進而提出皇帝是人民的災難、多數皇帝不得好死的觀點,最後還評析了七個值得紀念的中國皇帝。全書史實嚴謹,評析深刻,文字口語化,好讀易懂,對於久受帝王思想熏染的中國人來說,不啻於一支清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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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星(1911~1982),語言學家。字星元,江蘇省宜興縣人。早年入教會學校學習拉丁文和法文,後入上海震旦大學和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習,後曾向馬相伯學習文法學,並拜陳垣為師。曾任教於上海的美國教會學校ConsagaCollege中國學生部、法國教會學校天津工商學院、北洋大學等校。1949年後,曾歷任河北天津師範學院中文系語言學教授、系副主任、副教務長、副院長,天津市語文學會副理事長,天津市科學聯合會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委員,河北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語言學教授、副院長,河北師範學院副院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審,天津師範學院副院長,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理事等。研究範圍廣泛,涉及古今漢語語法、詞彙、修辭、文字、音韻、訓詁及普通語言學、語言學史,乃至通俗語文教育等各個方面。在古代漢語研究方面,著有《古代漢語概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古代漢語》(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學習古代漢語必須重視古音韻》(《天津師院學報》1980年第5期)。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方面,著有《漢語語法學的若干問題》(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書。該書分為24個小題目,講語法學的基本知識與理論知識,也可被看作是有關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史的著作。在漢語史方面,著有《普通話小史》(內部打印,1965年)、《漢語普通話的來歷》(《語言教學與研究》試刊,1979年第4期)、《古音上的幾個問題(提出一個漢語史觀問題)》(《河北天津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漢語史的分期——與李行健同志商榷》(《天津日報》1961年8月2日)、《漢語通語的歷史發展》(《天津日報》1962年4月4日)。在漢語語義學研究方面,著有《試談漢語語義學》(《文史哲》1980年第4期,指出語義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提出了語義學研究的重要性、漢語語義學的內容及語義學的18個需要研究的方面)、《漢語詞義簡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將詞義分為40多類,是當時詞義分析最為詳細的語義學著作)等。在文字學方面,著有《周易解放》(又名《周易經文考釋》,中國文學院,1949年,每字先求其古形,進而再求其古義,該書在古書學和古文字學的研究方面很有貢獻)、《識字教學的基本知識》(天津大眾書店,1950年)。在普通語言學方面,著有《語言學概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書。在訓詁學方面,著有《評〈說文通訓定聲〉》(《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78年第5期)、《新訓詁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另著有《新文體概論》(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河北方言概述》(主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60年)、《中國文學語言發展史略》《中國古代文化知識》 《〈金瓶梅〉考證》《中國語言學史》《註釋研究》《古漢語概論續編》《中外語法比較》《古代外語文法比較》《漢語難句簡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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