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社會轉型

本文集系根據2004年7月在清華和2005年7月在浙大召開的兩次國際研討會的論文和討論編輯而成。沒有清華和浙大提供的後勤支持，會議不可能順利進行。我們在此對清華和浙大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會議籌備之初，有人提出，八十年代已經有過文化熱了，再來重複那些討論又有什麼意義？文化熱的背景是思想解放和新啟蒙，其領軍人物的基本觀點，一是只有文化轉型了，現代化了，社會才能現代化；二是文化現代化的唯一途徑是引進外來文化：不管是尼采海德格爾還是波普庫恩，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經濟自由主義還是後現代後殖民之主義的文化批判，只要是與此前佔統治地位的毛文化針鋒相對的，都對中國的文化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都值得大力引入。與此不同，我們關心的是（1）改革時期現代性構想的各種主要思想資源；（2）文化資源在現代性構想中已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影響；（3）對改革時期所發生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變化的文化（價值）評估；和（4）文化與社會變革間的互動關係。
比如，有人企圖用傳統文化資源來構想一種值得追求的現代社會。比如說，儘管儒學與個人、自由和民主難以協調，但它是否可以為社群主義共和理想提供一些思想資源呢？道家的“道法自然”、“無為而治”是否包含著一種自然主義的科學態度和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傾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難道只是一種用家庭模式來治理天下國家的前現代模式，而不是一種與西方現代社會不同的形成社會共識、提供社會凝聚力的另類途徑？對於這些涉及民族文化傳統在現代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重大問題，共識尚未形成，因而必須認真探討。
又如，五四傳統對改革時期的現代性構想影響極大。所謂新啟蒙，說到底不就是想用五四文化來重新界定我們的社會理想？可是五四文化的主線到底是對科學民主人權作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解讀，還是作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的解讀？如果說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化被西方文化啟蒙後的實際歷史發展是從自由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那麼對於改革時期的從革命和社會主義理想回到自由主義現代性（新啟蒙）的文化走向，又該如何評價？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對於毛澤東時期的主導思想和實踐，成功和失敗，究竟應該怎麼看？鄧小平（時期）和毛澤東（時期）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在討論這些問題、對歷史和現實進行評價時，人們的出發點是什麼？應該是什麼？
一個公認的出發點是，傳統的蘇式毛式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失敗了，我們必須尋找新的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新的路指的是什麼？是加入國際分工與資本主義西方全面接軌，還是在經濟接軌的同時，在政治上文化上保持某種中國特色？但是，要談中國特色，就得回答，這種特色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其可能性的根據何在？在這些問題上，理念不清，討論就難以深入，評價就易失公允，行動就會沒有主見，急劇變化中的我國社會，到底會走向何處，就會無從說起。
可是理念的根子還在文化。傳統文化中的大一統、國家主義和平均主義理念；五四文化中的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理念；革命文化中的反對階級剝削的理念，以及黨治和意識形態控制的理念，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認識和實踐。除了 ​​這些“本土”資源以外，外來文化在改革時期的文化生活中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倫理社會政治學說，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教條，和程序民主的政治理念，正在有力地把中國拉向西方。與此同時，西方反主流的激進的文化批判，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的社會歷史學說（世界體系理論），以及批判現存國際經濟關係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核心-邊緣”理論，則為尋找非西方道路的人們提供了種種靈感。沒有人會否認，內外文化的互動是我國改革時期文化生活中的一大景觀。對於本土文化資源的理解以及內外文化互動的探討，是本文集的主題。當然，對於這些複雜的問題，開幾次會出幾本書，不可能形成共識。拋磚引玉，為進一步廣泛深入的討論從特定的角度開個頭，是我們的本意。
但與此同時，改革時期文化與急劇變動中的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又向人們提出了有關文化本性、文化的（辯護或批判的）社會功能、及文化對社會轉型可能的導引作用等理論問題。對於這些理論問題的探討，是下一次研討會和下一本文集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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