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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這樣的對作家創作背景創作緣起與創作過程的研究雖然符合從孟夫子到魯迅論文要“知人論世”的主張，雖然有助於正確地如實地了解作家意圖，卻也有兩個難處。第一，往往缺少過硬的與足夠的材料，特別是古代詩人作家的寫作情況，留下的記錄常常是一鱗半爪，真偽混合。因此，許多見解中，推測、估計、論者一廂情願的想像的成分有可能大於科學的、合乎邏輯要求的論斷的成分。如《錦瑟》乃政治詩說，根據是李商隱一生政治上坎坷失意，卻並沒有他寫此詩抒發政治上的不平之氣的有力佐證。再如令狐丫環說，究竟今天誰能論證清令狐家裡有還是無這樣一個丫環呢？即使確有這樣一個丫環，又怎樣論證《錦瑟》一定是為她而寫的呢？即使令狐家絕無此婢，又怎樣論證李商隱畢生不可能遇到過一個名“錦瑟”的女子，引起他愛情上的悵然惘然之情呢？或謂“若說是一時遇合，則起二句絕不能如此摯重”（見《李商隱詩集疏注》第二頁），這話當然深有其理，但作詩不是有由此及彼的“興”法嗎？從一個無緣相愛相處而又給自己以美好印象的女子身上，聯想起自己的愛情生活愛情苦悶，聯想起自己一生愛情上事業上政治上的不如意，這又為何不可想像呢？這裡，不論是全然的肯定判斷或否定判斷，似乎前提都還不究分。紛紜聚訟的結果肯定是莫衷一是。第二，即使作家死而復生，陳述講明自己的寫作緣起和過程，又如何呢？即使我們的論者掌握了可靠的“海內孤本”、“獨得之秘”以至能相當詳盡準確地複述作家的寫作狀況，這些材料與論斷的傳記學史學意義仍然會大於它們的文學意義。大多數讀者，並不認為不考證清作家的寫作過程就不能賞析作品。我們或許可以埋怨讀者的“好讀書不求甚解”，但仍不妨分析一下不求甚解之解的存在的道理。
我國古典詩作中，題明寫作緣起的並不少，如王勃詩《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為人熟知，除了專門家誰又在意王勃此詩的具體對象呢？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一聯，概括性強，氣勢也好，其文學意義社會意義乃至國際政治意義不知超過送少府外放做官多少倍！再如“訪×××不遇”這一類的詩題，又怎能概括得了詩的意蘊？一個作家的寫作緣起可以很具體很微小很確定，但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卻往往包含著巨大深刻得多的內容，包含著作家本人的人格、修養、追求和畢生經驗，包含著作家所處時代、國家民族地域的許多特徵，其內涵甚至大大超過作家自己所意識到的，這不已是很普通的常識了嗎？現在回過頭來說《錦瑟》，即使證明它的寫作動機確實是寫一個女子或一張瑟或瑟樂演奏的適、怨、清、和，又能給《錦瑟》這首詩增加或貶損多少東西呢？
第三層，對於一般讀者來說，最重要的是詩的內涵，詩的意蘊。這既與作家創作緣起有關，又獨立於作家意圖之外。讀者面對的只是一篇作品的本文。拿《錦瑟》來說，則是它的意境、形象、典故和精緻完美的語言與形式。一般讀者喜愛這首詩、閱讀吟哦背誦這首詩，應該說首先還是由於美的吸引。它的意境美、形像美、用事美、語言美、形式美，而這種美詩是充滿魅力的。其次會著迷於它的惘然之情，它的迷離之境，它的蘊藉之意。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這兩句朗朗上口，文字幽雅卻絕不艱深。從錦瑟起興回憶起過往的年華，這個基本立意實在並不費解。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回憶之中產生了（或瀰漫了、籠罩了）類似莊生化蝶不知己身何物的迷惑，回憶之中又萌發了類似化為杜鵑的望帝的春心。或者解為去回憶往日那種類似莊生夢蝶杜宇化鳥的內心經驗，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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