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和巴黎-20世紀國際金融中心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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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王開國)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提出將上海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的設想之後，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已經逐步升為國家戰略。而作為一名金融企業的管理經營者，如何抓住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歷史性機遇促進企業自身發展是必需思考的一個問題。 2010年3月到4月在黨校學習期間，帶著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以及海通證券的國際化發展等諸多問題的思考，閱讀了尤瑟夫·卡西斯（Youssef Cassis）教授所編著的《倫敦和巴黎——國際金融中心在20世紀的發展》（London and Paris a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英文版一書，覺得該書具有很好的學術價值，對於如何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因此與艾寶宸博士合作翻譯該書與國內金融實務界及學界同仁分享尤瑟夫·卡西斯教授等人的這一學術成果，以期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做點滴之貢獻。

事實上，在國際上關於國際金融中心研究的專著並不是很多，而以國際金融中心為研究對象進行比較研究的則更少。從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開創的比較史學角度看，倫敦和巴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作為研究對象所必需具備的兩個先決條件：第一，兩個被考察的事實之間要有相似之處；其二則是這兩個事實所出自的社會情境需有不同之處。在漫長的19世紀，倫敦和巴黎是兩個最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並在爭奪全球金融中心的王者地位上展開了激烈競爭。法國1870年普法戰爭失利後，巴黎永久地失去了挑戰倫敦的實力，但是雙雄並立的態勢一直維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雖然兩次世界大戰和在此期間所發生的金融危機嚴重削弱了倫敦和巴黎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直到20世紀50年代，兩個金融中心還處於平行發展的軌道之上。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倫敦和巴黎作為金融中心的發展路徑出現了背離：倫敦重新獲得與紐約比肩的全球領導地位，而巴黎的發展卻日益被掩蓋在歐洲其它金融中心的光芒之中——這種發展上的反差值得我們在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去研究、反思與借鑒。 《倫敦和巴黎——國際金融中心在20世紀的發展》就是為數不多的關於國際金融中心的論著中，到目前為止，唯一關於倫敦和巴黎作為金融中心的比較研究彙編，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倫敦和巴黎——國際金融中心在20世紀的發展》通過金融這個棱鏡對英國和法國的經濟，商業，社會和政治歷史進行了細緻的考察。與通常首先設定一個比較的框架，然後在相同或相似的比較基準之下對比較對象直接進行比較的做法不同，《倫敦和巴黎——國際金融中心在20世紀的發展》採用了一種並行研究的方法。這樣的研究看似鬆散，但是一點也不妨礙讀者最終形成自己的觀點。 “戰略選擇部分地受制於現有的機會，反過來，它也會永久的改變自身所具備的條件”——這就是倫敦和巴黎作為金融中心發展路徑發生背離的根本原因。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從世界霸主的地位跌落下來，英王陛下王冠上的寶石黯然失色。英國的經濟體系遭到戰爭毀滅性的打擊，英國的國國庫在兩次大戰中消耗殆盡。 1945年，英國海外資產損失40億美元，出口貿易不到戰前的三分之一，外債高達120億美元，黃金儲備降至100萬美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倫敦重新成為一個具有與紐約同等重要地位的國際金融中心。英國的戰略選擇是：首先，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政府對金融機構開展境外美元業務採取了認可和支持的態度​​，並給予了稅收和金融監管方面的優惠政策，從而極大地推動了離岸金融業務的擴展，使倫敦成為當時最大的歐洲美元市場，加快了倫敦金融中心的複蘇步伐；其次，20世紀80年代後期，所採取的金融“大爆炸”（Big Bang）改革對於維持倫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次變革中，英國全面廢除了金融分業經營的體制，促進了商業銀行業務與股票經紀業務的融合，以及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相互結合，造就了一批超級金融機構和跨國金融機構，業務領域涵蓋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等各個方面；第三，順應時局，不斷變革，保持倫敦的金融活力——如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英國政府又相繼出台了一系列金融變革措施，其中，措施之一就是1991年成立“證券期貨局”(SFA)，對證券市場和期貨市場實行統一的監管，使得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行統一金融監管的國家。反觀巴黎，由於受到法國統制經濟的製約以及保守、僵化和封閉的監管的影響，“法國的市場傾向於在復雜的保護措施，規例以及檢查所製造的'我們幹的不錯'的幻像以及愜意的心態中自我陶醉，這使它變得抗拒改變”，巴黎作為金融中心與倫敦的差距日益擴大。由此可以看出，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降低政府乾預、並順應市場發展變化，不斷地進行變革是倫敦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王者地位的重要保證。
事實上，國際金融中心始終處於演化當中。最早的金融中心從地中海地區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等商業城市向大西洋地區的阿姆斯特丹遷移——倫敦憑藉英國工業革命和殖民擴張，逐漸成為國際金融關係的中樞，發展成為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結束了19 世紀以來所形成的以倫敦為中心的金融秩序，美元成為世界貨幣體系的中心，紐約自此取代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20世紀60年代倫敦的重新崛起，以及後來亞太地區金融中心的發展，莫不體現了金融中心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實力的興衰。現代國際關係理論奠基人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強調國家間關係的實質是追求權力、顯示權力和擴張權力的過程。人類社會幾千年的發展歷史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當我們探討國家權利或力量的基礎要素構成時，我們會發現現代國際關係體系中，金融力量越來越成為影響各個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正如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所言，“誰控制糧食就是控制所有人；誰控製石油就是控制所有國家；誰控制金融貨幣就是控制全世界”，金融力量是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一個手段。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到2011年第二季度末外匯儲備超過3.18萬億美元，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大大增強。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下，將上海金融中心建設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提出體現了上海重拾舊夢的雄心。在近代中國經濟中，上海是最大的金融中心，也是中國現代金融業的發源地。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期間，上海已經形成了信貸市場、同業拆借市場、票據市場、內匯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白銀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商品期貨市場等各類金融市場，基本形成了與國際接軌的態勢，在遠東地區則成為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到1936年，上海的外資銀行有27家，超過東京、孟買和香港；在上海的43家銀行公會會員銀行中，有35家總行在上海。這一段歷史顯示了中國近代金融業的快速發展，以及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所具備的金融文化積澱和歷史聲譽。隨後，上海的金融發展經歷了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將近30年的空白期，在這一時期，由於受歷史條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所限，全國的金融業實行的是一家銀行統攬一切業務的“大一統”體制，上海的金融發展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中國的改革與對外開放，使得上海停頓的金融發展得以重新起步。從1978年到1992年中央正式提出上海金融中心建設之時，上海包括銀行、保險、信託、證券在內的中資金融組織及營業機構已經恢復到了1356個，外資金融機構駐滬代表處35家；櫃檯市場，銀行同業拆借市場，融資中心和外匯調劑中心以及證券交易所等各類金融市場紛紛恢復成型，並初步建立了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三個基本主市場。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把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正式確立為國家戰略，上海金融業正式步入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全新發展階段。上海已經成為國內外金融機構主要集聚地，基本確立了國內金融市場中心的樞紐地位。 2011年3月21日，“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排名以694的得分與東京並列第五，這也是自2005年該調查推出以來，上海首次進入前五。 2011年7月發布的“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簡稱IFCD INDEX）”上海排名第6，位列紐約、倫敦、東京、香港、新加坡之後。因此，總的來看，上海已經成為最具發展潛力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

我們不能迴避的一個事實是，相對於其它領先國際金融中心所具備的競爭優勢，上海還面臨著嚴峻挑戰。例如，在GFCI9中，上海被歸屬於“全球專業化”（Global Specialists）金融中心，——即上海只是在某些金融服務領域的專業性上較強（具有一定的深度），但他們在金融服務的廣度上不如“全球領袖”。 “全球領袖”既包括了排名位於上海之前的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同時還包括了與上海並列排名第五的東京，以及排名不及上海的芝加哥、蘇黎世和多倫多。這一結論表明，撇開中國經濟實力因素的影響，上海與國際金融中心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具體而言，上海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前進道路上，必需克服以下障礙或不利因素的影響：

第一，資本項下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因素的影響。國際金融中心在資本的循環系統中所發揮的作用就像心臟在血液循環系統中發揮的作用一樣重要--國際金融資本伴隨著各種經濟和金融活動向國際金融中心匯集，然後又從國際金融中心經由各種經濟與金融活動流向世界各地。因此，資本自由流動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建立的前提。目前，我國資本項下的開放程度非常有限，人民幣的國際化也剛剛起步，國際資本與國內資本之間的對流通道尚未打通。儘管當前中國正在穩步推進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進程，但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並且短期內是難以實現，這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障礙也會轉化為製度性的優勢。例如：上海可以抓住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性機會，成為人民幣資本輸出的橋頭堡：如建立面向全球的人民幣債務市場（Debt Market）、股票市場開設國際板，允許境外政府、金融機構、公司、境內中外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在華上市等，並做出適當的製度安排提升本國證券公司在國際板中的話語權，並促進本國證券公司對等進入國際板上市公司所在國家或地區市場開展資本市場業務。

第二，金融資源聚集度有待進一步提升。從國際上看，雖然缺乏金融資源聚集度公認的硬性標準，但是上海從國際金融機構的地區總部數量，金融機構的海外貸款以及跨國銀行間的資產與負債規模，每日外匯營業金額等方面與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從國內看，上海聚集金融資源的軟硬環境仍然受到北京、深圳的挑戰——令人尷尬的是，國內最大的金融機構總部都不是設立在上海，而總部設立在上海的金融機構作為整體的市場競爭能力在國內也只能屬於中上水平。金融資源聚集度決定了金融中心的輻射能力，因此上海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過程中應為聚集國內外金融資源創造條件。事實上，造成金融資源的聚集度不高的最根本原因是金融市場體系、金融產品體系、金融基礎設施不完善，金融資源無法進行高效率的配置。因此，上海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應當首先建立完備的市場體系，促進金融基礎產品市場與衍生品市場、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外匯產品市場和本幣產品市場的協調發展。以此為前提，通過金融創新，盡快建立品種豐富、功能齊全、交易活躍、風險可控的金融產品體系，如盡快推出外匯、利率、股票與股指的期貨與期權產品以及資產證券化產品等。在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應當建立高效運轉的現代化支付清算體系、完善和加強上海的信用體系建設等。

第三，制度環境不夠完善。因為金融業的特殊性，為了保護金融市場參與者的合法權益，保證金融交易的安全可靠，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各種制度必須做到透明和公平。而中國由於金融業開放的時間較晚，開放的水平也較低，還存在法律體係不夠健全、法律服務水平相對較低、法制透明度不高、公眾的法律意識淡薄等問題。因此，上海必須在金融制度、法律制度、產權制度安排充分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取得更大的進步。

第四，專業人才匱乏，關鍵領域用人機制尚未市場化。金融人才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城市是不是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標準，上海的金融業及其輔助產業部門的從業人員的數量和質量與國際金融中心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首先，從數量上看與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存在差距，上海約有20萬左右金融從業人員，佔上海人口總數的1%左右，而紐約擁有77萬金融從業人員，香港為35萬左右；其次，從質量上看，由於上海在金融人才引進、評價和激勵機制上仍有不足，再加上金融市場體係不完善與金融產品的相對缺乏，以及較高的稅負環境，使得上海很難吸引到高端金融人才；同時，在金融企業的關鍵領域，重要崗位的人員選聘機制並沒有充分實現市場化。因此，金融領域的領軍人物十分稀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在人才競爭方面競爭優勢不是很明顯。

第五，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政府最主要的作用是建立和維護市場秩序，為市場參與主體提供規範、寬鬆和自由經營的環境，因此，上海必須進一步淡化金融中心建設中的行政色彩。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爭取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爭取國家層面的組織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傾斜，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絕對不應忽視市場主體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法國巴黎未能成為世界一流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法國卻擁有世界一流的金融企業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自由的國際市場造就了成功法國金融企業，禁錮的國內市場造成巴黎錯失發展良機。從這一點看，上海必須具有一種博大的胸懷，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為在上海的金融企業提供一個自由發展的空間，尤其是對於總部設在上海的金融企業更應當積極支持它們真正按照現在金融企業的運作模式開展國際化經營。
綜上所述，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任重而道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工作將以拓展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為重點，不斷完善金融市場體系、豐富和發展金融市場產品和工具，進一步健全金融基礎設施，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加快金融對外開放的步伐，提升政府服務水平為重點。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本土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發展同等重要。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只有在擁有強大的本土金融機構的情況下，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才能避免“溫布爾頓化”現象的發生。反過來，本土金融機構成功地國際化發展，也會進一步鞏固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中，海通證券的發展見證了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同時自身也在國際化道路上堅定前行。目前，海通證券已經在香港成立子公司，收購香港大福證券並成功實現整合，我們相信，海通證券的國際化發展必將為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做出重要貢獻。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原作中出現了幾乎歐洲其它主要語種的很多詞彙，作者們的行文風格也不盡相同，因此，在零星的閒暇時間裡閱讀原作併校對譯文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儘管我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譯文仍然難免存在錯漏之處，為此深感惶恐，敬請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