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逝的光華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近三十年間，俄羅斯曾經歷過一場範圍廣大、影響深遠的思想文化運動。它的先導是一股新的詩歌潮流，緊隨其後便出現由新詩潮所帶動的包括散文創作、戲劇藝術、文學批評、音樂和繪畫等在內的整個文學藝術領域的全面創新。美學意識發生變化，藝術開始具有新的意義。同時，西方多種新的社會哲學思潮傳入俄羅斯，與俄國哲學傳統發生碰撞，造成哲學的空前繁榮和獨特的俄國宗教哲學的勃興。藝術和哲學的興盛又推動其他人文科學領域的變革與創造。很多才華被賦予了那個令人激動不安的時代的俄羅斯人。這是俄羅斯文化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這個時代即所謂“白銀時代”。 稱這個時代為“白銀時代”，不過是人們藉用了文化史上早已有之的一個概念。遠在公元前八世紀上半葉，荷馬之後古希臘最早的詩人赫西俄德曾寫下了一部傳世之作:長詩《工作與時日》。詩中說奧林波斯山上的神首先創造的人類叫“黃金種族”，其後的人類則依次為“白銀種族”、“青銅種族”、“英雄種族”和“黑鐵種族”，與此相對應的五個時代則是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英雄時代和黑鐵時代。五個時代的提法，後來往往被運用於文化史、文學史的劃分。最早是在古羅馬文學中。屋大維統治時期被稱為古羅馬文學的“黃金時代”，這就是維吉爾、賀拉斯和奧維德等大詩人的創作達至高峰的那個時代。屋大維死後的二百年間，即羅馬帝國前期，是古羅馬文學的“白銀時代”。這個時代的文學成就主要有塞內加的悲劇、菲德魯斯的寓言詩、彼特隆紐斯和阿普列尤斯的小說、馬希爾的銘辭等。不難看出，稱羅馬文學中的這個時代為“白銀時代”，似乎是為了說明其文學成就比“黃金時代”略低，但也相當出色，相當令人注目。 二十世紀的人們，首先是俄羅斯作家、批評家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白銀時代”這一概念，試圖用它來標誌出十九世紀文學“黃金時代”之後的某一文學時代及其特徵的。 據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材料，在評價、研究俄羅斯文學中最早使用“黃金時代”、“白銀時代”概念的，是著名俄國宗教哲學家、作家和批評家瓦·羅贊諾夫。他在發表於1909年的一篇文章《羅斯與果戈理》中寫道: 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更為複雜，更為重要。但是，普希金和果戈理的語言仍然是第一流的，不可超越的。由於這種最大的完美，他們的語言獲得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白銀時代的其他俄國作家的那些冗贅、綿長和沈重的著作所不曾有過、也永遠不會獲得的那種青銅紀念像般的魅力、永恆性和確定性。普希金和果戈理畢竟是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 顯然，羅贊諾夫認為在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就存在著“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前者以普希金和果戈理為代表，後者則以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代表。這是在文學史研究中“白銀時代”概念的用法之一。 “白銀時代”概念的另一種用法見於俄國詩歌史研究中。一些俄國詩歌史研究者把為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的名字所照亮的那個時代稱為俄羅斯詩歌的“黃金時代”，而把以詩人阿·阿·費特(1820—1892)、阿·尼·邁科夫(1821—1897)、亞·彼·波隆斯基(1819—1898)、阿·米·熱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等為代表的那個詩歌時代，叫做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這些研究者顯然認為，在十九世紀俄羅斯詩歌中，就存在著“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 以上關於“白銀時代”的兩種不同用法，都不是用來指稱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個文學與文化時代。在最早把俄羅斯歷史上的這一經歷了不可思議的、密集型的文化高漲(首先是哲學和詩歌的繁榮)的時代稱為“白銀時代”的人們中，有二十世紀俄羅斯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化批評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確認這一點的是當代俄羅斯學者、《白銀時代詩人們的命運》一書的編者謝·巴文和伊·謝米勃拉托娃。在該書序言中，兩位編者明確地寫道:如別爾嘉耶夫所說，二十世紀初期，俄羅斯經歷了真正的文化復興;“對這個時代的另一定義——'白銀時代' ，據他的同時代人謝爾蓋·馬科夫斯基的說法，同樣也是屬於他的”。但是這兩位編者既未交代馬科夫斯基究竟是在哪一篇文章中這樣說的，更未具體指明別爾嘉耶夫是在何種場合首先以“白銀時代”指稱世紀之初那個文化時代的。199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白銀時代:詩歌》一書的編者塔·貝克也清楚地指出:白銀時代“這一名稱最初是由哲學家尼·別爾嘉耶夫提出的，但是它被確切地指定使用於俄國現代主義詩歌，則是尼古拉·奧楚普的《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1933)一文問世之後的事”。然而塔·貝克同樣沒有指明別爾嘉耶夫是在何處首先提出“白銀時代”這一概念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俄羅斯學者顯然不會言之無據，憑空而論。另外，我們確實看到，別爾嘉耶夫在《文藝復興的終結與人道主義的危機》(1923)、《新的中世紀:關於俄羅斯與歐洲命運的沉思》(1924)、《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的精神復興與雜誌<路>》(1935)、《俄羅斯思想: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基本問題》(1935)、《自我認識:哲學自傳試作》(1949)等論著中，都以生動的文筆描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個“罕見的、才華橫溢的、閃光的時代”，形像地勾勒出這個時代俄羅斯思想文化運動的一般進程及其特點，甚為貼切地傳達出那一“非凡的、具有創造天賦的”歷史時期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氛圍，並把這個時代稱為俄羅斯的“精神復興”、“文化復興”或“文藝復興”時代。別爾嘉耶夫交替使用這三個概念，想必是由於他意識到，正如十四至十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其實是文化復興、精神復興一樣，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所經歷的也是一場涉及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精神潮流和運動。如果說，“文藝復興”(Ренессанс)的概念更多地聯繫於歐洲文化史、文學史，那麼，“白銀時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的概念則是從俄羅斯文化史、文學史發展進程本身提出的。 從別爾嘉耶夫的大量論述中可以看出，俄羅斯的文藝復興時代或白銀時代，是俄羅斯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由近代向現代轉換的大時代，一個精神覺醒、思想活躍、文化振興、創作繁榮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之前，是十九世紀俄羅斯古典文化(以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哲學為主導)和文學(以現實主義為主流)時代;在這之後，在國內是蘇維埃文化和文學時代，在國外則形成了獨特的俄羅斯僑民文學與文化。別爾嘉耶夫用以考察十九世紀末至十月革命這一時代俄羅斯文化和文學的一系列著述，以及這些著述中所提出的觀點、所使用的術語，為後來的文化和文學研究者廣泛借鑒或採用。 別爾嘉耶夫之後，葉·扎米亞京、尼·奧楚普、謝·馬科夫斯基、鮑·扎伊采夫等俄羅斯作家和批評家，都曾在他們的論著中以“白銀時代”指稱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個文學與文化時代。當然，他們各自的著眼點與論述側重有所不同。如扎米亞京在《莫斯科與彼得堡》(1933)一文中，在論述這兩大都城在俄國文學發展進程中的不同作用時，認為這一文學經歷了“現實主義的黃金時代”和“象徵主義的白銀時代”;而馬科夫斯基的《在“白銀時代”的巴爾納斯山上》(1962)一書，則是把世紀之交的那個時代作為俄羅斯文化史進程的一個特定階段加以描述的。但是，在他們筆下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即:白銀時代指的是自十九世紀末到十月革命前那個文化或文學時代。 當代俄羅斯的文學史專家們認同這種觀點。在由一批文學研究人員合編、1995年出版的《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參考資料)》一書的捲首，有一篇由柳·阿·斯米爾諾娃執筆的文章《白銀時代文學中的藝術發現》。文中寫道:“'白銀時代文學'的概念，近年來得到廣泛傳播。從時間上說，這一時期甚至還不滿三十年:從1890年至1917年。”在這裡，白銀時代的時限被十分清楚地劃了出來。 由尼·瓦·班尼科夫編選、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詩歌選集《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一書，共選入六十位詩人的詩作。入選的全部詩作除少數幾首系寫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外，其餘均寫於1890—1917年之間。編選者心目中關於白銀時代的時限同樣是十分清晰的。 西方學術界在進行俄羅斯文學史研究時，大都沿用別爾嘉耶夫及其後俄國學者的觀點，把世紀之交至十月革命的文學稱為“白銀時代”文學。對於這一時代的上限，西方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而對於這一時代的下限，意見卻幾乎完全一致，即大都認為它結束於1917年。例如: 英國學者哈里·穆爾和艾伯特·帕里在他們合著的、在西方各國流傳甚廣的《二十世紀俄國文學》一書中寫道:“俄國文學十九世紀是黃金時代，二十世紀(1917年前)是白銀時代。”

作者簡介：

汪介之，男，安徽廬江人，1986年生。198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研究生院，獲文學碩士學位。1994年曾前往俄羅斯莫斯科普希金語言學院訪學。現任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研究所所長，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兼任江蘇省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江蘇省外國文學學會秘書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教學委員會委員，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俄羅期命運的迴聲——高爾基的思想與藝術探索》，《選擇與失落——中俄文學關係的文化關照》《現代俄羅斯文學史綱》《20世界俄羅斯文學批評史》；編著有《外國文學教程》《高爾基》……。多次獲得國家、省級各種獎項。曾主持完成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目前正在主持省“十五”規劃重點項目“中俄文學理論比較研究”的課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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