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學中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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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讓我從解釋這本論述地理學中的解釋的書是如何產生的作為開頭。往往有這種情形，為寫作一本書而私下辯護和把它出版而公開辯護，多少有點不同。我寫作這本書主要是教育自己。我想把它出版，因為我的確感到有許多地理學家，無論是年輕的和老的，與我開始寫作以前處於相似的無知狀態。假如他們讀了這本書，能於我從寫作中所獲得的理解和洞察有所得的話，即便是一小部分，他們亦將獲益。讓我解釋一下在我落筆以前，我所存在的自己的無知的性質。
以華盛頓大學為革新中心的所謂“計量革命”緩慢地滲透進地理社團中去，在六十年代早期，在一批先鋒人士中，以計算相關係數、進行“t”試驗等等為時髦。不願落在後面，我自然而然地沉溺於這個風尚之中，但我只落得積滿了一抽斗未發表的和不可能發表的論文，我感到狼狽。我必須向幾位有識見(也許他們有偏見)的編輯致謝，他們拒絕發表這些論文，無疑是保護我的學術聲譽不致受未成熟的損害!我更感狼狽的是，發現我常常不能闡明自己分析的結果。最初我歸咎於我沒有統率統計學和數學的才能(從學校和大學中一種強烈的“文科”背景所產生的可悲狀態)。缺乏一種適當訓練，無疑說明了我著作中的許多技術的缺點(最顯著的印刷出來的例子是一個回歸方程計算完全錯誤——我不懂得倘若X被回歸到r，得出的結果不同於從r回歸到X)。但我愈鑽研我的技術(它看來永無止境)，使我愈感到包含著更多的重要事物。所以我決定以某些時間致力於計量革命和它的含意的系統研究。我有幸得到允許在布里斯托爾大學向大學生講授地理學方法論的課程，我並願意感謝連續幾班的大學生在五、六年中間忍耐地聽我暗中瞎摸，試圖理出比較複雜的概念問題和方法論問題。我必須同樣感謝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畢業生研究班，在1965—6年學期寬恕了我。從這一研究中產生了一個中心的對我說來是至關緊要的結論。計量革命含有一種哲學革命的意思。如果我不調整我的哲學的話，則計量化的方法將真正地把我引進死胡同。我沒有掌握新的方法論的失敗，完全是試圖將新酒注入舊瓶的結果。我強迫將我的哲學態度轉向一種不相容的方法淪。我必須決定究竟是放棄我的哲學態度(從我在劍橋6年只能稱之為“傳統的”地理學的灌輸中所穩步累積起來的)，還是放棄計量化。我極為仔細地考慮了這個問題，並驚奇地發覺當冒險走上計量化道路上的時候，我能夠保留我所看重的大部分哲學見地。那些我必須放棄的我的地理哲學各方面，站在其他立場上，我就能輕而易舉地擺脫。那種事物確實是獨特的或是人類行為是不能量測的等等假定(常常是隱 ​​蔽的和含糊的)：當受到嚴格的思考之後，就轉變成抑制並毫無意義。我也發覺我常常錯誤地闡述許多假定，它們必定奠定於統計方法之上，一旦去掉了錯誤闡述，則我的地理哲學和新的方法論之間的衝突也就煙消雲散，當我設法把傳統的地理學思想的積極方面和計量化所蘊含的哲學匯合在一起時，我驚奇地觀察到地理學的全部哲學變得多么生氣勃勃和至關重要。
它開闢了一個全新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們可以理論地和分析地思考而所畏懼，在其中我們可以同樣的語句談論個體和群體，在其中我們從同樣的角度來概括類型和詳論各種區位。關於傳統地理學的目的和任務(的確它們要受到嘉獎和鼓勵)，在我看來似乎沒有錯，但是作為一個學術事業，它要想辦法處理，否則就有這樣許多清規戒律為自己劃地為牢，以致無法實現為自己設置的目的和任務。特別是，就總的說來，地理學家們不善於利用科學方法的神奇力量。這就是科學方法的哲學，它蘊含在計量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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