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 2005．1 總第二十一輯

卷首語就像一個學者總會有自己的人格一樣，一本學刊也總會有自己的整體形象。正由於這種潛能，一本雜誌(尤其是一本民間雜誌)，才有可能大於其全部發表文章之總和。只是，這種烘托成整體的可能，並不讓人沾沾自喜，倒更讓人戰戰兢兢，因為它反過來又意味著，一旦哪家雜誌失卻了總體的公信力，那麼此後不管它還能發表多少文章，即使其中仍不乏好文章，卻終不過是些孤零零的單篇文章罷了。
　　論文欄第一組，集中於古今政治理念的思考。克雷格·卡洪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盛行的全球化設想，一反此前對於認同政治或群體凝聚力的宣傳，而鼓吹全球社會對於地方問題的人道主義干預，並盛讚混合、多元和重疊的政治身份。然而卻很少有人注意到，當前民族國家間的普遍鬥爭，實乃少數幾種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緣此便應看到，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相互建構、而非相互對立的。這種相互關係表現在：一方面，當然應該記取世界主義中許多值得承繼的價值，比如對人人平等的認可，以及對文化和社會多樣性的認可；另一方面，也應該試圖改善現行的世界主義，因為依據其通常的建構，尤其是其最個人主義的形式，它系統地阻擋了人們的視線，使之看不到人們所依靠的團結體的多種形式，以及這些團結體對那些較少特權和較多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排擠的人們的特殊意義。夏洞奇指出，以往多有學者認為，奧古斯丁的國家定義刻意排除了“正義”的因素，而異於古典政治思想之主流。在此基礎上，著名歷史學家RA馬庫斯遂以“塵世神學”來詮釋奧古斯丁，認為其國家概念是世俗化的。但作者卻通過對《上帝之城》中關鍵文本的分析，以及對西方學者之解經過程的回溯，提出奧古斯丁雖認識到國家不可能擺脫某種“世俗性”，卻亦不主張切斷政治生活與信仰、道德的聯繫；他雖確有某些承認國家之中立性的觀念，可馬庫斯等人對此的理解卻不夠準確。
　　下一組聚焦於中國北方農村的婚姻問題。閻雲翔基於縱向的田野調杏，探討了彩禮收取活動怎樣在中國北方農村轉變為新郎家庭的財產分割形式，而新娘又怎樣取代其父母而成為彩禮的接受者。這種轉變經歷了漫長的代際協商，而在此過程中，對西方個人主義的誤解則為年輕人向父母的索取提供了意識形態辯解。作者強調了個體對於轉變彩禮收取的能動作用，認為這是被多數現有婚姻交換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現象；同時也檢查了這些個體的特定策略，認為正是由此，個體才實現了其能動性，從而在獲得更多婚姻自主權的同時，不是選擇放棄收取彩禮的傳統風俗，而是選擇去創造性地利用它。王躍生立足於基層社會考察，分析了二十世紀三十—九十年代冀南農村婚姻的空間範圍和社會範圍之變動。作者指出：土改前，主流婚姻行為特徵是既要避免村內結婚，又將近村婚姻作為首選，表現出若即若離的特徵；土改後，婚姻圈並未伴隨著私有製的取消和經濟平等程度的提高，而表現出擴大的趨向，相反倒是村內婚的比例明顯上升。土改前，通婚的社會範圍基本上循門當戶對觀念進行，相同經濟背景的婚姻比重較高；而土改雖然消滅了財富懸殊的基礎，階級標識卻被突出強調，並對人的社會地位和發展前途產生了重要影響，遂將婚姻的門戶原則演變為階級原則，並左右著民眾的擇偶行為。直至改革開放以後，階級成分觀念始得淡化乃至逐步消除。
　　再一組集中於民國時代的跨國互動。對外文化政策作為政府有組織地向外輸出和普及本國文化的行為，乃是較晚出現的民族國家時代的一個特徵，或許正因此，才由民國而非晚清開始了這個過程。巴斯蒂借助於原始外交檔案的爬梳，還原了民國初年在這方面的短暫嘗試。正是這種嘗試，至少成功地為歐洲漢學增添了一個長期存在的研究機構——位於巴黎的中國學院，並使民國政府進一步贏得了法國政治精英的積極支持。曆法作為文明內部號令步調的準繩，其像徵性權威既來自天文，更來自人文，緣此在被迫轉型的現代中國，整個國族都勢必要被擰上世界時鐘的發條。左玉河通過回顧南京國民政府的廢除舊曆運動，以及這場激進運動在民間遭到的頑強抵抗，突顯出了中西碰撞所造成的文化失序。也許時至今日才能看得清楚：中國人由此失掉的不僅是原有的文明時間表，還有跟這種時間表息息相通的文化生活步調。
　　評論欄對翻譯作品進行了討論。段晴指出，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被認為有“天然西域之語趣”，那語趣正是指今日讀翻譯作品時所能領略到的“洋味”，也就是說，它不是那麼地道的漢語。那麼，是什麼語言成分令人感悟到所謂“西域之語趣”呢?作者從兩部《法華經》中擇出三個詞彙，從梵漢對譯，探討它們真實的含義，認為這些詞彙是在兩種語言接觸的背景下產生的，因此表現出不同的異域韻味。由此可知，西域之語趣實乃異域文化之藤蔓的延續。楊立華指出，中譯本《存在與時間》的出版，曾對當代漢語思想及學術產生過令人矚目的影響，功不可沒；然而細細對讀，仍可發現此一譯本存在著多處漏譯和誤譯，有必要提出建設性的商榷。由此不免令人想起，對於海德格爾這樣一部奠基性的作品來說，也許漢語世界應當像其他語種一樣，擁有不止一個相互競爭和相互參校的的譯本。
　　最後再回到開頭的話題。《中國學術》雜誌 ​​從無到有，經過長達七年的努力(包括它的籌備期)，彷彿也開始有了自己的總體形象。只是，這形象同樣並不好玩，反倒構成了巨大的壓力——既然無論照編者還是讀者看來，只要是拿到這裡發表的文章，就應當具備理所當然的學術質量。可惜誰又知道，這種質量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的餡餅，而需要擠出教學和研究之餘的時間去苦苦尋求，不管那剩餘的時間原本就怎樣少得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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