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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按照通常做法，我先得孤立地來分析認知的過程。人們在解析任何一個用數字標誌的觀察系列時，都將涉及無窮多的數學公式，包括任何一個未來將進行之觀察也都能被無數的數學公式所解析。但也僅此而已，單憑任何一種與儀器讀數相關的數字功能都無法單獨建構一套科學的理論。尚未實現的儀器閱讀結果總是無法預測的，不過，這亦只是像徵一種更深刻的不足，即一個理論的顯性內含(explicitcontent)往往無法說明它可能對未來之發現所提供的指導。我們承認某個自然規律為真，便須相信它定將在某個不確定的範圍內顯現，儘管這範圍可能至今還未被人認知，甚至無法在今日之情勢下為人想像。也就是說，這條被信任為真的自然規律是一個人類無法控制的自然界之真實特徵。
此時我們便遭遇了一個新的實在(reality)定義：那些有望顯現在將來不確定的時空中的事物，是為實在。因此，某項言傳陳述之所以能與實在形成關聯，乃因其與意會係數(tacit
coefficient)相聯繫。上述的實在定義以及實在之意會認知(tacitknowing)的定義是我所有文章的基礎。
倘若言傳規則必得依靠意會係數方能運作，那我們就不得不放棄“精確”的理想。可是，認知中有什麼力量能替代它呢?那就是我們在感知活動中施展的那部分力量。科學家能感知持久存在之形狀，認定它們為自然實在之表徵，這種能力與我們通常的感知能力不同。他們能迅速地將看見的形態整全，常人無法做到。科學認知蘊於對實在表面形態的辨識之中。這裡，我稱這種能力為直覺，在下面的演講中，我又將之描述為科學理論的意會係數，或者看作實在之表徵，依靠直覺(intuition)，科學理論與實踐經驗方才產生關聯。因此，直覺《市民科學》(Science fortheCitizen)中，該書發行非常廣泛。對於其他大致循著類似思路完成的作品，我已在《自由的邏輯》(TheLogic of Liberty)一書中進行了一些評述。
相反的觀點是很難有機會發言的。那些對蘇聯生物學家的遭遇有所知曉的人們總不願意向人透露他們掌握的資訊。1943年，我和貝克爾(LRBaker)開始撰文揭露這種迫害的內幕，卻被冠以反黨言論的罪名並遭到排擠。與此同時，蘇聯組織科學研究的方式仍被看作科學管理模式之範例，為世界各國所紛紛效仿，甚至連有許多英國著名科學家參加的公開會議也支援這種模式，促成效仿之潮流。
遭遇這些事實之後，我逐漸意識到自己所捍衛的立場有其弱點。1939年，瓦維諾夫發出了他對李森科的最後抗辯，意在博得西方科學權威的支持，閱讀瓦氏此文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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