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出誤區踏進世界——中國譯學：反思與前瞻
【提要】本章討論中國翻譯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認識上的“誤區”，認為以歷史觀點看，中國翻譯成一個開放而非封閉的體系。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學科，與領域內其他體系互動，可以更有效地發展其理論個性。因此，不能將各種語言文化間的不同之處看作是互動的障礙，或者是對所聲稱的中國翻譯獨一無二的特色的支援。超國界的中文研究過去是、將來也永遠會是全球翻譯研究大系的一部分。據此，我們要下功夫強化中國翻譯的哲學基礎，擴大其研究視野，改善其研究方法，以利於國際間的互動。
1.0 引言
1996年初，於國際譯聯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之後在澳大利亞的迪京大學舉行的口筆譯研討會上，與會者提出的問題中，有一個是：中國國內有人提出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對此有何看法？
這個問題，含蓄地表達了國際譯學界對中國大陸近年來產生的一種守成型的研究心態和研究取向的關注。這種關注可以說是衍生於對加強交流的期盼（如R.阿埃瑟朗，見許鈞1996：2，8），也是觸發筆者思考中國翻譯研究中的所謂“自成體系”和“特色”論的一個契機。本章旨在說明，這兩個說法，在更深的層面上是互為因果、互為表裏的；而對它們的過分強調，已經成了中國譯學中的兩個誤區，既局限了自己的研究視野，也影響了中國譯學體系與世界其他譯學體系的互動。
1.1 中國翻譯理論是一個開放的體系
1.1.1 “成體系”與“自成體系”之別
在羅新璋（1983/84）的文章發表之後，“我國翻譯理論自成體系”這一說法可謂在中國譯學界不脛而走，儘管並非得到所有論者無保留的一致認同。羅文的確是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但如果放在歷史的高度來看的話，其貢獻更多的應該是在於對中國歷史上一些有影響的翻譯實踐和名家觀點進行了有系統的梳理、總結和綜述。應該指出的是，這些名家觀點，有的只是一種“意見”，借用譚載喜（1998：13）的說法，是“偏論”、“散論”而非“主論”、“專論”，也就是說，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理論。這一點，作者本人也承認的（羅新璋1983/84：601）。
但是，在中國歷史文化大系統中，作者看到並揭示了這些偏論、散論之間的聯繫及其繼承關係，因此認定它們是成“系統”（可否理解為system？）的，由“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貫穿成發展主線（另參見趙秀明1996：37）。對歷史的梳理總結，可以說是羅文的一大貢獻。然而，說這些散論偏論可以結合而“自成體系（system？institution？）”，那就在邏輯和認識上值得商榷了。首先，“自”字所本的，如果是同時以國界、國籍、血統、語言等四個界定因素定義的狹義“中國翻譯”（關於“中國翻譯”的邏輯定義，參見第二章有關論述。在本章中，如果沒有特別說明，“中國翻譯/譯學”以狹義解，指的是目前在中國大陸所進行的翻譯及其研究；而“中文翻譯/譯學”一語指的就是單以語言文化界定的廣義的“中國翻譯”，其中“中文”包含中華民族的文化、文學、文字等構成民族性的成分），那單以國境線為界，任何一個國家內對翻譯（或其他人們感興趣的課題）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集腋成裘”地說是“自成體系”的。中國翻譯之“自成體系”一說，也就失去意義了。其次，如果我們採用單純以語言文化定義的廣義的“中國翻譯”，那羅文中並沒有對其他語言文化體系間的翻譯進行系統的分析研究，從而同“中國翻譯”對比而彰顯出後者的“自”有或“獨具”特色來。因此，在缺乏進一步證據與論證的情況下，“自成體系”的認定便只能是個假定了。在這一點上，董秋斯是保持了一個較為冷靜客觀的立場的：反觀我們中國，雖然有一千幾百年的翻譯經驗，從事翻譯的人也是以千計以萬計的，但是研究翻譯的人，幾乎可以說沒有。我們所有的，是一些供臨時參考的翻譯條例和片段的經驗之談。僅[盡]管這些東西是很可寶貴的，有過很大的功效，但是，無可諱言，不能合成一個體系。一種體系的構成，是一種廣泛地調查研究的總結。（董秋斯1950/84：25）
至少，羅文提出“自成體系”一說，但並未駁倒董秋斯對體系概念的上述基本界定。而20世紀50年代以來新提出的說法，如“神似”與“化境”，本身既不是成體系的論述，也不見得就是外國沒有的“特色”。如當年馬修？阿諾德（MatthewArnold）借用柯勒律治（Coleridge）描述人性和聖靈的結合來說明翻譯時，
其比喻就與“化境”說有異曲同工之妙：[……]譯者與原作合二為一，惟此方可成佳譯。二者結合，端賴相互間之迷霧——於譯者言乃思想、言說、情感諸方式相異所生之迷霧——能否“排解至純然透明”而不復見。（MatthewArnold，見Robbinsonl997：253）
其“同工”之處，用張柏然和薑秋霞（1997：7）的話說，就是“[從嚴複的‘信、達、雅’到錢鍾書的‘化境’說]都局限於對翻譯導向的總體把握，而很少甚至不涉及翻譯過程中具體的操作技巧”。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概念上應該進一步澄清的是，有共同歷史淵源的觀點可以歸納成一個系統，但並不等於可以自動形成一套成體系的理論。如果聲稱是成體系的，那就得嚴密地論證出該體系的（共同）哲學基礎、理論架構和術語系統等基本要素的存在。而這正是中國譯學目前尚待開發的一個領域。
1.1.2 “回顧”與“規定”之別
儘管如此，羅文作為對歷史的總結，按其標題和總的內容所示，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回顧性的表述評說，本身並沒有包含、暗示或規定現代人應該對這一體系要採取什麼態度。整篇論文本意，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應該也是“絕無牢籠以後之意”（羅新璋1983/84：601）。問題在於，中國人尊崇傳統的這一心理模式往往又會營造出一種把傳統神聖化、絕對化的氛圍（許蘇民，見孫蓀1992：540—42）。（應該附帶指出的是，把傳統神聖化、絕對化同發揚繼承傳統是兩回事，而在翻譯學術之外的領域如道德和文化，一個民族更是完全有權有義務維護自己的傳統的。）而羅文在最後一句（頁604），也頗有點動感情地通過呼籲而“規定”（prescribe）：“發展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建立卓然獨立於世界譯壇的翻譯理論體系！”如果“自成體系”的認定只能是個假定的話，那“卓然獨立”便失去了依託，而這種獨立與特色能為中文翻譯提供多大的理論優勢，更就成為見仁見智的猜測或多少帶有感情偏愛的武斷了。
這一回顧性表述後來的話語演變可以為上述論點提供進一步的佐證。當人們把“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這一封閉的定中結構短語演化成“我國翻譯理論自成體系”這一開放的主謂結構句子時，一個回顧性的現象表述就變成一個判斷了（在缺乏論證的情況下，甚至可以被簡單化為一句口號，事實也往往如此）。因為作為一個陳述句，它的開放系統為表示個人解釋的情態動詞留下了空間，比如說，在接受者的潛意識裏，可以讀作：“中國翻譯（過去曾經是、將來必定還是/一定是/必須是/可以是/應該是/永遠是/……）自成體系。”各種解讀在接受者潛意識裏相互作用，潛移默化中鼓勵了一種封閉心態，或者一種不容比較的極端對立。如果推到極致，這就成了“自說自話”的所謂理論，一種勞隴（1996：41）所稱的“空洞”的理論得以產生的認識論基礎。
在現實中，“我國翻譯理論自成體系”常常也是作為前瞻性的判斷被引用的，如“（……）建立起自成一體的學派，應該是值得鼓勵的事”（許鈞1997：5）。應該說明的是，當我們說一個理論“成體系”時，這個體系是開放的，起碼沒把它關上。可是當我們把它說成是“自成體系”的時候，這個體系便呈現為排他性的，傾向於關閉了；而在演繹中更有可能（實際上也經常是這樣）把“自成”推導成是可以或應該“自外”於其他體系而存在的體系了。
一個理論，強調其個性和獨創性，證明其結構有個可依託的基本體系，是該理論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問題的關鍵在於其自省過程中的著眼點。一個個別的翻譯理論體系，不管是正在形成還是已經形成，只能是同整個翻譯研究知識體系，進而同人類的大知識體系相聯繫的一個“次體系”。這個次體系，因其創新的視點、開拓性的視野和獨到的見解而獲得體系間公認的理論個性。（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個純粹學術意義上的“學派”，不是主觀地、先入地去努力“建立”或自我標榜而成的，而是客觀地事後“形成”的。）同時，這樣一個開放的（次）體系有能力通過與其他次體系的互動而持續發展，並為整個翻譯研究的知識體系、為整個人類的大知識體系的持續發展和精密化做出貢獻。
1.1.3 比較：“盲融的優越感”與“有根據的自尊心”之別
事實上，許多論者都指出（儘管很多是停留於印象化的表述）中國譯論和其他譯論之間存在著共同之處，如許鈞（1996：4）。從歷史發展的軌跡看，有一點似乎是非常相似的，如許鈞（1998：5）報告說，“喬治？穆南（……）認為在本世紀之前，涉及翻譯的文字大多為經驗之談，缺乏理性的思考，更少有科學的探索”。可以認為，在語言學發展之前對翻譯的研究，整個是處於其“幼年期”，大部分的討論“憑的是趣味和秉性而非知識”（Bates1943：15）。用譚載喜（1998：13）的話說，就是“[世界性的翻譯理論的發展]都經歷了一個從偏論、散論到主論、專論的發展過程”。另外一個相似之處是，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翻譯理論，整個還處在探索發展之中（注意，探索與發展是個永無休止的過程！），“翻譯中的許多理論問題，還期待人們去探索”（R.阿埃瑟朗，見許鈞1996：3）。
因此，環顧世界，我們似乎無需為中國早期譯學中各自不成體系的經驗之談或目前在有些方面的不夠成熟而耿耿於懷或自慚形穢，更不用從一種盲目的自卑感演變成盲目的優越感，大而統之地聲稱“就整個譯論發展或全部資料來看，[中國這些貌似不成系統的譯論]卻是彼此貫通，共成體系的”（如上所述，給出這樣寬泛的條件，那全世界的譯論都可以既“自成體系”又“共成體系”的）；或者以“西方譯論所討論過的內容，我們的前輩一樣探索過”來證明中國譯論“一點也不比西方遜色”，有的甚至“是西方譯論望塵莫及的”[本段引文均出自趙秀明1996：37；關於以“古已有之”來證明華夏文化的至高無上這一心理模式，見黎紅雷（孫蓀l992：542—43）]。
無論是否贊成“自成體系”說，我們都會拿中國的譯學同其他譯學體系比較的（關於比較，除本節外，另見下一節討論）。但作為學術研究，在比較中需要避免因為不自覺地以（民族）情感為出發點加上價值判斷的介入而落入認識上的謬誤。比如有人警告說，“摒棄前人的翻譯理論，將之批駁得體無完膚並不有助於我們的翻譯理論研究工作順利向前發展”（董史良1997：5）。這個論斷在邏輯上就經不起推敲。一個有其合理性的理論，不管是誰的（前人的、今人的、中國人的、外國人的），都無法把它批（只要是理性的批判而非感性的評判或出於其他目的的“宣判”）得“體無完膚”，而一個可以被批得體無完膚的理論，不管是誰的，不摒棄要留著又能如何推動（我們的或別人的）研究工作順利向前發展？
因此相反的，在比較中我們必須採取一種客觀理性的立場。比如同樣基於“古已有之”，方夢之（1996：5）就得出了一個客觀的、發展的觀點：“現代譯學的一些核心思想我國譯家早有表述，不過由於歷史的局限，未能形成全面系統的理論，這就需要融合吸收外來新理論使之發展”。這種建設性的態度隱含了一個對中國譯學現狀的挑戰，這就是，應該如何融合吸收外來理論以保證自身可持續地發展呢？從目前看，在融合吸收外來理論的過程中，根本的還應該是瞭解特定理論背後的形而上的研究哲學、思想方法，形而下的研究方法，從而使自己能以新的視點、新的方法，從新的哲學深度來觀照與漢語有關的翻譯現象，最終從漢語這一角度提出現代化的、國際化的理論（theories），與非漢語的譯論進行對話（criticalengagement），為整個世界的翻譯研究提出新見解、開拓新視野，再進一步通過對翻譯的研究，使整個人類對世界及人性的觀察和認識更為精密。正是以這種客觀的總結和理性的前瞻為根據，我們可以建立起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1.2 中國譯學的理論個性是在國際互動中發展的
1.2.1 “中國特色”：出發點還是目的地？
由於一個本來是回顧性的表述於不知不覺中演變成規定性的呼籲，於是在中國譯學展望未來之際，出現了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提法，那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這不但已經成為一個口號，而且要成為一項任務。在這個階段，中國譯學，往後看是“自成體系”，往前看又要保持或發展自己所聲稱的獨具的特色，一脈相承。但是，單單以“自成體系”作為提出這口號的理據是不充分的。
比如說，要是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作為任務因此也就是目的提出來，那無意中隱含的前提便是以下三個之一：中國譯學目前既沒有中國特色也沒有理論；中國譯學目前有中國特色但沒有理論；或者中國譯學目前有理論但沒有中國特色。無論是哪一個前提，都與中國譯學現狀不符，都會給中國譯學帶來認同危機。其實，以中國語言文化現實為一個立足點的中文翻譯研究，“中文特色”是其天然的研究出發點（而非終極目標）。以其獨特的出發點溶入體系間互動研究的主流，從而在整體（通用）理論方面有所建樹，也是它在發展過程中能為國際譯學做貢獻的特質之一。如果因為狹義地理解“中國翻譯”而把出發點與目的地等同起來，那就談不上實質性發展或自我超越而成“通用理論”（generaltheory）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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