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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埃迪特·施泰因1891年出生於西裏西亞的佈雷斯勞，兄弟姐妹11個，其中4個夭折，她最小。西蒙娜·韋伊1909年出生於巴黎，上面有一個哥哥，叫安德烈（Andre），比她長兩歲。漢娜·阿倫特1906年出生於漢諾威，是獨生女。母親後來改嫁給了一個鰥夫馬丁·伯瓦爾德（Martin Berwald），他帶有兩個女兒，名字分別叫克拉拉（Clara）和埃娃（Eva），年紀比漢娜稍大。
三人在幼年時都備受困苦。埃迪特在自傳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列數兄弟姐妹們的疾病。西蒙娜的母親塞爾瑪·韋伊（Selma Weil）曾多次以為要失去西蒙娜。漢娜的母親保留了一本日記，題作“我們的孩子”（Unser Kind），把女兒的小病小災都當作了不起的大事記載下來。
埃迪特家恪守猶太教規。曾祖父約瑟夫·布爾沙德（Joseph Bur—chard）出生於波森，曾當過教堂裏的祈禱文吟誦人，孫輩在家裏都必須練習祈禱。埃迪特的母親奧古斯汀·庫爾蘭特（Augustine Cou—rant），出生於盧布利涅茨，在哈西德教派中地位很高。她做木材生意，堅持正統宗教儀式的傳統，慶祝宗教節日，埃迪特在自傳中用了整整一章來敘述這些。除了逾越節和猶太歷新年，她還喜歡談論贖罪日，這一天對她很重要，因為恰好是她的生日，“我認為，比起其他所有變動不定的宗教節日來，這個巧合更能激起母親對其最小的孩子的特殊柔情。”可是她從來不陪母親上教堂，只是躺在床上讀書，思念故去的父親，等候母親歸來。13歲起，她獲得了守齋到晚的權利，直到她放棄猶太教信仰離開家庭之時，還保留著這個習俗。
西蒙娜出身於一個很有教養的藝術家家庭，她家信奉“不可知論”，甚至是無神論。她只知道祖上屬第三等級。讀了巴爾扎克（Bal—zac）的書，她感到“猶太人”就是高利貸者的同義詞！母親很遲才把她家的猶太身份告訴她，因為母親的父親是加裏西亞人，母親的母親是維恩人，年輕時也受過苦。不過西蒙娜知道，她奶奶篤信猶太教，嚴守猶太人飲食規矩，不能容忍孫女和一個異教徒結婚。西蒙娜的父親安德烈·韋伊，出生於阿爾薩斯，已入法國籍。當父母之間說話不想讓孩子們聽懂時，就說德國話。外曾祖父是個批發商人，文化修養很深，精通希伯來文，甚至能用它寫詩。然而，1942年，當西蒙娜在卡薩布蘭卡準備乘船去美國時，第一次看到身著披巾、帶著經文護符匣的虔誠的猶太人作禱告，卻十分驚奇。烏拉迪米爾·拉比（Wladimir Rabi）把漢娜·阿倫特看到艾希曼（Eichmann）案件——她認為其荒謬性就在於其全部暴行——時的發笑，與西蒙娜·韋伊在卡薩布蘭卡時的發笑作了比較，寫道：“她笑了，這個傻瓜，像1942年5月西蒙娜·韋伊在卡薩布蘭卡兵營裏候船去紐約，看到一起等船的猶太老人身著披巾祈禱時發笑一樣，她們同樣傻。”她流亡美國時，只上一個猶太教堂，還是衣索比亞猶太人的教堂！不過浸禮會教堂她倒是常去。
漢娜家是受過教育的猶太家庭，已經被基督教社會同化。父親保羅·阿倫特（Paul Arendt）是個工程師，母親瑪爾塔（Martha）學過鋼琴和法語。他們不遵守猶太教規，但讓漢娜陪著爺爺奶奶守安息日，和他們一起上教堂。可能就是應他們的要求，她才去柯尼斯堡，跟一個改革派猶太教教士赫爾曼·福格爾施泰因（Hermann Vogelstein）上宗教課。不過，她認識到自己的猶太特性，不是從家裏，而是從大街上，是在一些幼稚的反猶思考之後。她承認自己“在形體上”是猶太人。——“我小時候稍大一點就知道，我有猶太人的相貌，也就是說，我的相貌與別人不一樣”——可是，後來當烏韋·約翰遜（Uwe John—son）罵她：“漢娜，你可真像是從漫畫‘七會堂’（sept synagogues）裏出來的！”她還是裝出了一副很吃驚的樣子。確實，在此期間，納粹散佈的醜化猶太人的這種漫畫形象，已經給他們帶來傷害。埃迪特·施泰因在改信天主教後，譴責這種“令人討厭的漫畫形象，它就像在哈哈鏡裏看我們”，否認“這種猶太人性就是猶太種族的必然結果”。不過，漢娜在兒時就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絲毫對她沒有產生震動。“就那樣，僅此而已”，這就是所謂“愛命運”吧？
埃迪特的父親在一次生意旅行中突然死於中暑，當時她還很小。“我記得，父親在開始那次不歸的旅行之前與我們告別時，我就被媽媽抱在懷裏，因此在母親看來，我就是父親的臨終囑託。”
西蒙娜比較走運一些，雙親一直健在。他們十分愛護她，密切地關注著她的行蹤，甚至偷偷地不讓她知道，一旦她脫身不見，就立即設法把她找到。她確實死得太年輕，因患結核病，竟絕食死在英國醫院裏。據她在亨利四世中學的同學莫裏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說，她的家人帶她在美國流亡時，她堅持要去英國。父母對她的困境一無所知。直到臨終，她還給他們寫了幾封感人的信，讓他們開心，要他們放心。
漢娜7歲喪父。同一年，爺爺馬克斯·阿倫特（Max Arendt）也撒手西去。她很喜歡爺爺，當染上梅毒的父親病重時，爺爺就像父親一樣照顧她。
埃迪特的父親死後，母親不得不接管鋸木廠，因此無暇照顧兩個最小的孩子——埃納（Erna）和埃迪特。埃納比埃迪特大2歲8個月，和她很親，埃迪特還為她寫了一卷回憶錄。她們就像孿生姐妹，由哥哥們帶大。大哥保羅（Paul）給幼小的埃迪特講歌德（Geothe）和席勒（Schiller）。埃迪特認為母親“減輕了她所有痛苦，所有憂傷”，對她百依百順，直到她進入加爾默羅修會，這使她母親傷透了心。
塞爾瑪·韋伊是女兒的“貼心人”，對女兒充滿柔情。女兒在外地工作，接二連三地遷居，還故意過一種艱苦樸素的生活，這常使母親牽腸挂肚，總想設法改善她的處境。雖說塞爾瑪·韋伊和埃迪特的母親不同，對女兒改變宗教信仰似乎並不很在意，既不去細究她的神秘主義，也不責難她的宗教立場，可是一想到女兒要皈依天主教，她還是很擔心。因為西蒙娜在很小的時候，在師從阿蘭之前，就和一位已皈依天主教的猶太女教師有來往。安德烈·韋伊對馬爾科姆·馬格裏奇（Malcolm Muggeridge）談及他父母時坦陳：“那時候，他們對此很生氣。對一個有猶太血統的人來說，最壞的事情就是去受洗了……他們當然會反對”。瑪爾塔·阿倫特也是這樣一位“猶太母親”，對女兒關懷備至，但又十分寬容大度。她很早就發現女兒有獨立思想，天資過人，在老師面前很有主見。覺得女兒需要支援時就支援她，讓她和自己一起崇拜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她一起流亡法國和美國。說到母親，漢娜·阿倫特很乾脆：“我非常感激她，尤其感激她沒有偏見、開放自由的教育。”她肯定地說，她母親雖然不信教，“也一定會做一輩子猶太人，決不會受洗”，還說，“要是我背棄了猶太教，母親知道了很可能會打我兩個耳光的”。她和埃迪特·施泰因和西蒙娜·韋伊不同，從未有過背棄猶太教的念頭。
學業與老師
三人在學校都是出色的學生，都是天才少女。埃迪特很有天賦，記憶力強；她能背誦瑪麗·斯圖亞特（Marie Stuart）的作品。家人有意逗她，把這個作品說成是歌德寫的，她也能立即給以糾正。很小的時候她就有“七印古卷”（Livre aux sept sceaux）的雅號。還不到年齡她就急著要和姐姐埃納一起去上學，在學校如魚得水，比在家還自在。她天資聰穎，活潑機靈，惹人注目。她喜歡德語和歷史，把寫論文當作樂趣。西蒙娜·韋伊也是如此，她跟她的阿蘭老師亦步亦趨，老老實實地服從他“每天抄寫兩個小時！”的命令，而且後來她對自己的學生也採取了這種方法。母親和哥哥姐姐們都對埃迪特的成就加以鼓勵和獎賞，讚許地把她喚作“思想者埃迪特”（Edith l’avis6e，直到今天還有人這樣稱呼她），但她很不高興，她不希望大家這樣關注她，更不希望人們把這些告訴親戚朋友。不過，她小時候就認定自己“註定要做一番大事，而且不屬於她所出身的有產者階層”。在漢娜家，情況則相反，人們從不談論她的成就，從不談論她的分數：這些都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她也一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埃迪特在中學要畢業時，竟然決定放棄學業，顯示她的思想獨立自主，這讓大家很是吃驚。母親把她送到漢堡埃迪特的已是家庭主婦的姐姐家裏，在那裏住了10個月後，才願意回到學校，竟仍以優秀成績通過了中學畢業考試。
西蒙娜在天資上也毫不遜色，儘管由於年幼時疾病纏身，還跟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軍醫的父親四處漂泊，致使她的學校教育斷斷續續。哥哥為了讓父母開心，整篇整篇地背誦西拉諾（Cyrano）、高乃依（Corneille）和拉辛（Racine）的文章，她也都能熟記於心。她邀請朋友到家裏來，就為了排演戲劇。但和哥哥相比，她還是顯得稍遜一籌，她認為哥哥有帕斯卡（Pascal）那樣的天分。哥哥14歲就通過了業士學位考試，而她是15歲才通過；哥哥17歲考入高等師範學校自然科學專業，而她在第二年才考入哲學專業，不過她是同屆同學中唯一的女生；哥哥19歲就獲得數學教師學銜考試第一名，而她在1931年的哲學教師學銜考試中只獲得第七名，那時女孩子是作為編外生招收的，分數至少要達到最末一名男生的分數才行！她要和安德烈一樣，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她比安德烈勤奮，卻又比他遲鈍，年紀輕輕，就想為此獻身。安德烈·韋伊後來獲得了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德獎。說德語的外婆說到西蒙娜時，道出了西蒙娜對安德烈的態度，說她就是安德烈的複製品。她走路的姿勢、衣著打扮、神態、觀點都讓人擔憂。亨利四世中學的學監送她一個綽號：“可怕的怪物”，高等師範學校的校長塞勒斯坦·布格萊（Colestin Bougle）則稱她是“赤色貞女”。
漢娜要想滿足求知欲，只要從家中書房裏拿出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經典著作就行了。她覺得上午的希臘語課程不合自己的口味，母親就同意她不去上，專門為她找一個家庭教師。她甚至曾因對一位老師態度不遜而被露易絲學校開除，後來不得不以獨立報考者身份參加中學畢業考試，當然是以優異成績通過。
她們三人作為業士，要選擇修業方向。她們的父母都讓女兒自己去選擇。1908年，普魯士的女學生頭一次可以和男同學平起平坐地報考大學。埃迪特又讓家人出乎意料，要去學哲學。1911年4月，她報考了，德國語言及文學，還報考了歷史，哲學屬心理學課程，心理學由威廉·施特恩（Willian Stern）教授和赫尼希瓦爾德（Honigwald）教授授課。由於必須考慮以後的謀生，於是高級課程她主修了教育學，母親也不拒絕她的好心。她在佈雷斯勞大學讀了四個學期，主要是學習施特恩教授的課程。施特恩在自己周圍組成了一個“教育學小組”，埃迪特的朋友羅莎·古特曼（Rosa Guttmann）把她引進這個圈子。埃迪特認為她在大學度過的最珍貴時光全靠施特恩，儘管最終她的心理學研究進行得很艱難。這些心理學研究只幫助她“證實這門科學還停留在初級水準，她認為它缺乏基本概念必備的明晰性”。不過，施特恩——在一次化裝舞會上，她把他比做先知拿單（Nathan le Sage）——感到自己靈魂深處達觀明理，反對把哲學和心理學分開。他認為，和他的其他任何著作相比，他更珍視他的哲學著作《人與物》（Person undSache），儘管他根據對自己的三個孩子的觀察寫的實驗心理學著作在世界上為他贏得了聲譽。這三個孩子中有一個叫京特（Gtinther）的，後來就成了漢娜的第一任丈夫。四個學期之後，埃迪特被胡塞爾吸引。1912年到1913年間，她在參加施特恩的討論會時，就多次聽到過胡塞爾的名字，當時施特恩正在與維爾茨堡學派合作研究思維心理學。——在這次討論會上，她自己作了兩次發言，其中就援引了胡塞爾的話。她再次說服了家人，她要去哥廷根。考慮到母親要為此舉破費，她打算只待一個學期。母親為了要埃迪特的朋友羅莎·古特曼和她做伴，為此還負擔了羅莎的費用。莫斯基維茨博士（Dr Moskiewicz）把1901年出版的《邏輯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第二卷帶給她，還把哥廷根田園詩般的景象向她描繪一番：“在哥廷根，人人都是哲學家，不分白天黑夜，餐桌旁，大街上，比比皆是。人們言必稱‘現象’。”這期間她還在報上看到了胡塞爾一個傑出女弟子的照片。她叫黑德維希·馬修斯（Hedwige Martius），與胡塞爾以前的一個學生漢斯·特奧多爾·康拉德（Hans Theodor Conrad）結了婚，得過哲學獎。埃迪特的一位表兄剛剛被任命為哥廷根大學的編外數學講師，寄給她一份哲學講座的大綱。於是她在耶誕節假期裏研讀了《邏輯研究》第二卷，當時就“認定胡塞爾就是當代的哲學家”。而她自己呢，據她朋友黑德維希·康拉德·馬修斯說，就是“天生的現象學者”。現象學使她著迷，“因為正是從闡述現象學的工作中，她發現了它本身的可靠性，而且因為人們一開始就由此為自己鍛造出所需的盔甲”，她後來還說，現象學語言就是她的“哲學母語”。
這樣，她在21歲時來到了哥廷根，並且聽從莫斯基維茨的建議，首先去拜訪一位改變了信仰的猶太人，胡塞爾的得力助手，編外哲學講師阿道夫·賴納赫（Adolf Reinach），由他把她介紹給胡塞爾。埃德蒙德·胡塞爾是奧地利人，出生於摩拉維亞，27歲時改信新教，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們就以這個信仰教養三個孩子。胡塞爾是在萊比錫大學，和古斯塔夫·阿爾佈雷希特（Gustav Albrecht）和托馬什·馬薩利克（Thomas Masaryk）一起服膺了聖經，並請一位牧師為他行洗禮，但最終是在10年以後，才在維也納的一座路德教教堂裏皈依了基督教。在維也納，他遇到了與天主教會決裂的教士弗蘭茨·布倫塔諾（Franz Brentano），這位教士也這樣規勸他的一位猶太青年朋友薩繆爾一胡戈·伯格曼（Samuel—Hugo Bergman）：“不只是耶穌，就連他以前的最偉大最進步的先知，都堅決地超越了上帝選民這種觀念，都認為這種觀念是狹隘的，因此你要擺脫這種觀念，還有所有那些陳詞濫調。”
胡塞爾這時54歲，他的首批門生中有阿道夫·賴納赫、特奧多爾·康拉德、亞伯拉罕·蓋格爾（Abraham Geiger）、漢斯·利普斯（Hans Lipps），在他周圍形成一個小團體，叫“哥廷根學派”，後來有人指責胡塞爾想以“關注物自身”（zur Sache selbst）為口號是“回歸唯心主義”，因而產生不和。他對埃迪特全部讀完《邏輯研究》第二卷這個“功績”表示欽佩。而埃迪特認為，他就是“大師”。這個學期一開始，《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Les Idles pour une phdnomdnologie pure et pour une philosophie ph#nomdnologique，以下簡稱《觀念》）問世，在這個學期裏，胡塞爾就講授這本書，每週還花一個下午在家裏接待學生，聽取他們的提問和想法。這個夏天，胡塞爾談到了“自然與精神”，對自然和精神科學的本原進行探討，這個課題將在此時尚未出版的《觀念》的第二部分重新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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