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從價值轉換到歷史還原
一
本書所收六篇長文大多數寫於我那本自傳──《我的反動自述》──出版之後，各篇文章的寫作動因及其論題的側重雖各有不同，但對於「如何詮釋百年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這一中心議題則關注始終，並以遞進展開的走勢在各篇間構成了一定的連貫和交響的呼應。用「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來命名這本文集，自信還算切合内容而突出要點，儘管它印上封面擺到書店裏未必特別搶眼。
2011年即將到來，兩岸當局都在為迎接那可慶賀的一百週年做各自的準備。媒體上最近已就此展開政治造勢的熱議，文化市場為製造賣點也有了相應的動作。面對此「百年中國」話題的眾聲喧囂，再環顧身邊的老少中青，出生於四十年代的我不由撫今追昔，紛雜的思緒中驟然有一種生命和歲月的季節感溢於情懷。正如春有春的氣韻，秋有秋的風味，不同年代的人群都具有各自特殊的代徵。四十年代的中國之命運曾充滿希望的曙光，但後來卻逐步被導向了致命的歧途。我不遲不早，正在此由希望轉向危機的關頭來到了人世。我說它「不遲」，是強調我至今還記得大陸未被「解放」時某些溫馨的情景，即使在已進入「新社會」的最初幾年，民國世代的氣韻還殘存於當時的日常生活，也體現在很多親屬長輩的身上。又說它「不早」，則是慶幸我不像父祖輩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在他們於土改、反右等運動中頻遭衝擊的日子裏，我因年齡尚小，不只幸免於那一波波政治狂瀾的攪擾，且有機會在祖父的花園内靜心讀書，趕在文革大破四舊前，及時博覽了家藏的經史子集和民國年代出版的不少名著。好比是黑暗酷寒降臨前一霎溫煦的晚照沐浴了我的身心，讓我在精神貯備上得到了足夠自強的充電，以致我後來雖被打成反動分子，長期被迫勞動改造，但在我心裏，卻並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麽，也從未真心接受那強加的改造。就我當初的年齡和水平來説，我那個「思想反動」，哪談得上有什麽明確的政治觀點和獨特的思想，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不過是我這類天性的人在當時的情勢下很容易招惹的一種罪過，是由於我比其他人更固守一己之區區喜好，因而不可避免地與黨天下主流趨勢發生了不幸的碰撞。幾年前，《我的反動自述》在海外出版，每當與讀者談話時被問及我那個「反動」的内涵，我常以「性情反動」的自我界定作答。
性情反動的人喜不喜歡什麽，乃發自他的内心感受，而非取決於利害的權衡。他不會為表現積極，追求入黨而把自己明明認爲的「是」說成黨所判定的「非」，把自己心悅的「好」說成黨所誣衊的「壞」。是非好壞之辨，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向來都屬於良知和常理的範疇，是普通人無需置疑的做人準則。但在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事情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顛倒。之所以會有那麽多人一批批被揪鬥、監禁，甚或殺害，就因爲武力奪權的中共集團硬要把良知和常理認爲的「是」和「好」橫加上「封建」或「資產階級」等一系列屬於反動的罪名，從而方便地扣在需要批判和打倒的敵人頭上。很多依然行其所是而流露其所好的人便在那顛倒黑白的風暴中遭到迫害，從身心受損直到枉送掉性命。而更多的人則於大勢所趨下或被迫作僞，或積極表態，在互相欺瞞中捲入一場場政治運動。我頗感幸運的是，顛簸造次中基本上還算保持了我那個性情反動的本色，直到六四後舉家移居到美國，在拉遠的距離外回顧走過的道路，才對我硬挺著走出來的世界漸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倘若說我所秉持的性情反動是我的父母、家世和那個出生年代給予我身心發展的人格遺澤，是我個人情意結構的硬核，是我在撰述自傳過程中體悟到的生命根基，那如今我進而要對百年中國的曲折歷程作此一譜系敍述的嘗試，便可説是從個人經驗出發，帶著我充沛的感性深入到國家民族命脈的系絡中辨別是非曲直，去努力糾正被顛倒的價值序列了。
是非好壞的判斷本植根於價值序列的構成，人們喜歡或不喜歡、認同或不認同的事物之可被喜歡或不被喜歡、值得認同或不值得認同，不只固有其客觀存在的高低優劣之分，同時也與不同的人自身質地的高低優劣之分存在著一定的對應和聯係。常言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而不仁不智者不惟無視於仁和智，且會在更多的情況下趨同不仁不智的事物。由此可見，越是高等的價值，越不易感受識別，越少有人直覺到它的可貴，反而是較低層次的價值常容易為更多的人賞識和接受。這樣看來，由通俗或庸俗向低俗惡俗的下降也就只差一兩個臺階。我這樣來描述價值序列的結構，並無一味崇「高」和專斷貶「低」的用意，價值序列所顯示的只是高低的等差及其排列，連帶著各行其是的運動。這一差別的普遍存在與自由、民主、平等之類的現代觀念並無對抗性的矛盾，只要它處於各安其位，各正性命的穩定狀態。在傳統社會中，陽春白雪不管多麽曲高和寡，下里巴人不管多麽粉絲衆多，也不曾有人站出來煽動群衆，號召他們用暴力顛倒兩者的位置，更不至於給前者扣上「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帽子，給後者戴上「人民大衆文藝」的桂冠。這種連不同層次的品味也被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始於中共所倡導的階級鬥爭，自從閙土地革命起，他們便以窮人翻身作號召，開始在中國社會的根基上打眼放炮，最終炸翻了固有的價值序列。
二
這種顛覆價值序列的方式讓我想到了尼采在《論道德的譜系》一書中對「善」與「惡」、「好」與「壞」兩組道德觀念追根溯源的討論，以及對弱者的怨恨心理所作的病理分析。與古代中國的世家大族重門第修家譜的傳統相類似，在古代西方社會中，譜系或譜系學（genealogy）所關注的乃是領主和貴族的血統和家世，通過確立代表譜系的家徽，可以顯示合法的財產和權勢。是尼采最先借用譜系學這一追根溯源的方法，對當時流行的道德觀念展開顛覆性的批判，建立了革命性的價值理論。按照尼采的説法，「好」與「壞」的觀念屬於主人道德，蓋指主人對自身的良好感覺，是他們對自己的強力意志之肯定。這種以第一人稱自居的心態使主人享有了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相對而言，「壞」只是自我肯定的主人對奴僕居高臨下，保持距離的俯視眼光。對主人來說，「壞」屬於被排除在外的範圍，是他自我肯定的光圈外無關緊要的陰影，而真正值得重視的乃是，要保持體面的身份，他必須通過充分發揮個體的生命力來維繫自己的良好感覺。因此，在他的眼中只有競爭的對手，並無可恨的敵人。對手間只存在強力的較量，即使你身為統治者，也需在較量中砥礪志氣，磨練人格。一旦在格鬥中失敗，便只有放下架子接受教訓，承認對方的勝利。在這一性質的競爭中只有高低之分，並無什麽對錯可言。毋庸否認，尼采對主人道德的陳述在後來一直引起不同的質疑和非議，這裡無暇涉及那些枝節問題。我在此對他的部分説法特作發揮，並無意求諸歷史的實證，而是要藉以描摹一種不局限於階級劃分的人格狀態，突出其普遍存在的，並非為某一特定階層所獨有的血性倫理價值。
與主人的自我肯定正好相反，奴僕必須通過他人來界定自己。主人的那個「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奴僕則渴求投機和變天。他因對主人心懷羡妒而滋生了怨恨情緒，尼采稱其爲ressentiment，即一種因缺乏強力而壓抑自己所產生的負面反應，一種情感的消化不良症慪成的有害酸氣。奴僕的貧困感不只緣於自己的貧窮，更使他難堪的是與主人相比，他深感自己太窮。主人因此而成爲他打心底仇視的對象。但又由於他深知自己無力打倒主人，便只好在意念上把主人當作敵人，在一邊詛咒其「邪惡」的同時，一邊把自己設想成受苦受難的「好人」。這樣一來，對方被說得越邪惡，他自己就相應地顯得更美好了。由此可見，對比主人的重對手而無敵人，奴僕則需通過樹敵以立己，且本能地懷有醜化敵人的強烈傾向。必須指出，讀了尼采所描述的奴隸狀態，實不必硬拿去與古希臘羅馬存在過的奴隸制掛鈎。就我的讀者反應來説，還是更傾向從廣義的和比喻性的含義上理解其中的道理。比如説，任何人一旦遭遇貧窮、無力、低賤、被剝奪、受難、病痛和醜陋等不幸，就很容易失去自我肯定的強力，以至精神上受到奴役的創傷。這樣的情境人世上隨處皆有，不管誰都有陷入的可能。由此而滋生的怨恨也一直都存在著，並在不同的程度上對有關的人群及其生活產生毒化的作用。但那一切只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僅在局部的和個別的範圍内自生自滅。不幸在精神奴役創傷無比深重的苦難中國，隨著中共掀起的階級鬥爭星火燎原，愈演愈烈，日常生活性質的怨恨才被全面引爆，裂變出前所未有的破壞力量。
三
關於這種怨恨發生的恐怖連環爆，可從本書首篇討論三農問題的文章說起。三農問題的成爲熱門話題，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它此後一直在持續惡化，迄今未從根子上得到解決。我自2001年冬開始接觸這方面的材料，便從我曾經落戶農村的感受出發，把聯產承包制以及鄉鎮弊政的當前危機置於中共農村政策和農業路綫的脈絡中作尋根究底的考察。當時雖未有意運用上述的譜系探源方法，但就我父母兩家雙料地主成分的家庭背景和我在農村接觸父老鄉親的經驗而言，我很早就對黃世仁、周扒皮之類醜化地主形象的電影和小説懷有直覺的反感。與其說那是我作爲「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對共產黨鬧革命的仇視，不如說是我對革命的反現實主義虛假美學自發的本能抵制。我的「思想反動」其實始於我在表達方式和審美趣味上與中共及其庸眾的尖銳對立。有關土改中的暴力和罪行，雖説都是從近年來不斷公佈的材料中瞭解到的，但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從我身邊很多可親可敬的地主活人身上，我已感性地確認了他們與文藝宣傳上那類刻板的地主形象迥然不同。對誇大性污衊他們的宣傳，我自發地保持著漠視的距離。諷刺的是，回憶我在農村落戶多年的經歷，我發現，反倒是貧下中農的積極分子中，尤其是生産隊的大小幹部中，卑劣粗俗者竟然爲數不少。由此也可見，中國農民，無論是富還是貧，大體上還是以淳厚勤勞者居多，樂於分他人財產和甘心寄生在人民公社化制度上的劣質農民，顯然只佔極少數。甚至可以說，就連那一部分少數，也多是中共階級鬥爭的風浪中增生出來的渣滓。如果說現代農民的素質已呈現出劣化的趨勢，那也只能説是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的結果。因此我認爲，討論當前的三農問題，不能簡單地就事論事，只局限於當前造成諸多問題的語境，而應上溯到公社化以及土改的倒行逆施中檢討其根源，追究始作俑者的罪責。毛澤東路綫所導致的現代化歧途也不應只從反右算起，實際上自新中國建立開展土改運動，三農就被導上歪路。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村社會的經濟文化長期落後，到底是不是地富對貧僱農的剝削造成的？經過研究和對比，有充分的數據和事實證明，是土地資產不能轉爲工商資本，農村的剩餘勞力無法轉入非農業生産的瓶頸導致了普遍的貧窮和長期的落後，由此引發了貧富之間的衝突。這一矛盾本可通過發展現代化經濟，在農村實行和平的社會改革來逐步解決，但在大革命的二十年代，中共為乘勢壯大武裝奪權的力量，竟盲目在南方的局部地區首先發動土地革命，結果激化了本可以緩和的衝突，導致了國共長期的互相殘殺。
中共的不少領導人均出身地富家庭，包括毛澤東在内，他們這些地富子弟爲什麽甘願背棄家庭，熱心領導窮苦農民去搞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讓我們再回到尼采的道德批判。尼采批判基督教道德，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針對著當時歐洲流行的利他主義（altruism）學説。批判利他主義，並不意味著尼采完全排斥現實生活中普通人利他的行爲和態度，他的批判立場基於他對人類正當的利己心之捍衛，他極爲不滿的是那些通過宣揚利他主義理論來充當教義監護的激進者所作出的高調姿態，及其偏重後果的功利主義取向。他認爲這種過分擡高他人重要性的取向一旦過頭，必然貶低個人的價值，阻撓個人的充分發展，促成集體主義的膨脹，最終致導致人群的劣化。蘭德（Ayn Rand）有幾句話可為尼采的不滿和擔憂作一生動的解釋。她說：
應不應該給乞丐一個硬幣並不是問題。問題是假若你沒給出這個硬幣，你是否還有權活在世上，問題是你是否要沒完沒了地施捨硬幣給不斷向你伸手的乞丐，問題是你得拿自己的生命和存在的道德目的抵押他人的需要。難道人必須成爲自我犧牲的動物？每一個自尊的人都會回答「不」，而利他主義者卻説「是」。
尼采和蘭德抨擊的利他主義思潮未必與中共的土地革命有直接的聯係，但正是挺起了類似的教義監護人高調姿態，手握了剝奪他人財產的正義旗號，早期共產黨中投入農運的激進分子硬是把紅色的打富濟貧奉為救助勞苦大衆的崇高使命。須知，在那個讀書人仕進無路的時代，革命其實也是一種新興的職業，參加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為某些無業的文化青年提供頗爲理想的出路。革命固然不是請客吃飯，但不可否認，大量的革命者都是到革命隊伍中謀飯碗的。接下來的問題是，一時間組織起成千上萬人的紅軍隊伍，軍糧、軍費以及整個革命團體的總開支從何而來？瑞金的蘇維埃政府又沒有財政收入，到底有哪個利他主義的個人或團體曾捐獻錢財資助過紅軍？
翻檢記錄當年蘇區真實情況的材料，特別是曾任紅軍高級將領的龔楚回憶錄，我才發現，原來打土豪分田地並非救濟窮人的利他活動，其真實的和現實的目的是從富人家中搶到糧食和錢財，用來養活紅軍的隊伍和草創中的蘇維埃政府。而大量入夥的紅軍士兵，則來自本應轉向非農業生産，卻因經濟凋敝而無處可去的農村剩餘勞力。中共這支小米加步槍的武力之得以日益壯大，其強力意志的資源汲取了被昇級的窮人怨恨，其人力資源主要來自未能妥善轉化的農村剩餘勞力。兩股資源的低劣質地決定了其蠢動的盲目性和浪費性，革命於是被閙成一場燃燒怨恨的烈火，它消耗了大量的過剩人口，最終也破壞了本來已很凋敝的農村經濟。紅軍的武裝鬥爭還另有一至關重要的國際資源，它來自布爾什維克的蘇聯。正是從那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紅軍獲取意識形態和物資上的補給，照搬囘黨和軍隊的組織形式，並不斷地接受任務，按莫斯科的指令展開種種危險的行動。兩種劣質的本土資源在錯誤的外來導向下就這樣殺入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其富國強兵的衝動和努力固然不容否認，但它的實現過程卻敗壞了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也扭曲了初步引入的西方文明，造成了低下暴力對現代自由民主價值的野蠻踐踏。
四
因此，你若真以爲中共很民族主義，具有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明確意識，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在〈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一文中，我從探源英倫的民族國家之形成及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出發，對民族主義的内涵和要旨稍予梳理，粗略勾畫了它向四方傳播的概況。從一系列無可辯駁的事實可以看出，中共集團在求取幸存的整個過程中，其所作所爲不只一點也不民族主義，且有損於國家利益，拖累了民族的新生。但中共善於利用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那情緒也正好具備供其長期寄生的條件，因此中共才得以從中激發出打擊敵對一方的動力，一步步壯大了自己的聲勢。
中國的民族主義焦慮源於國人的他者心態，一種用別人的眼光看自己，把自己視爲他人的心態。未受西方衝擊的中華帝國一直以天朝自居，你不管認爲它多麽落後和專制，它畢竟持有自我肯定的民族元氣。及至晚清屢受列強侵淩，國力衰弱的事實終於使國人──特別是知識人──在西方文明的鏡子中照出了自己很不起眼的影像。那就是國家貧弱和國民愚昧的形象，一種用外來標準自己把自己定格成「他者」的形象。中國人失去了文化自信，開始把國家的貧弱歸罪於中華傳統。這一他者心態的文化論述首先為中共打倒封建地主和一切舊權威的暴民導向提供了順理成章的口實。對比日本較爲成功的現代化經驗，我們不難發現，在保持傳統價值序列的情況下向現代社會轉型，不但有益於社會的穩定和民族元氣的維護，且易於有效地吸納和融合自主引入的西方價值。不幸在中國，他者心態泛濫成災，隨著傳統的價值序列在暴力革命中遭到破壞，底層的粗暴力量隨即以沉渣泛起之勢佔據上風，湧入權力中心。
這一價值顛倒的過程分三個階段完成。其一，通過内戰的獲勝，中共武力奪取政權，顛覆了上承辛亥革命的民國價值，截斷了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正道。其二，通過反右，將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群體踏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腳下，背棄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將辛亥、五四、抗戰幾代精英人物摧殘殆盡，扼殺了共和國真正實現「共和」的生機。在評論李劼的文章──〈從傳統到現代的悲愴變奏〉──中，我特別提到林昭的同學李雪芹談及林昭的一幕，李雪芹所說的那段話再明顯不過地顯示，來自農村的女學生初入高等學府，乍一面對資產階級情調的民國女子，其微妙的心理所聯係的政治判斷：她這一邊私下那樣豔羨，但另一邊轉臉便換上不以爲然的面孔。毛澤東其實就是一個拔高放大貼金塗彩的李雪芹，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受難，就是林昭個案漫無邊際的擴散和株連。反右後的大陸社會儘管已一片肅殺，但民國畢竟上承中華數千年文明傳統，趕走國民黨政府，批臭資產階右派，並不等於就徹底消除了舊社會在新社會深遠的影響。李雪芹一類人物盡可以通過入團入黨在政治和權位上提昇身價，卻無法以他們的是非好惡扭轉普通人的是非好惡，甚至連自己的是非好惡都難以踏實放心地把握。所謂「階級鬥爭處處有」的那個焦點就膠結在這裡：粗鄙低下者是號稱當家作主了，但「外行領導内行」的他們仍不具備自我肯定的良好感覺，仍需沿襲奴僕界定自己的方式來加固他們做主人的姿態。他們之所以在價值的確認上不惜採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舊」的運動方式，是因爲他們必須通過全面否定的方式從物質上，甚至人體上毀壞消滅了讓他們感到壓抑的價值，才得以肯定他們那個並不具備實質内容的無產階級文化。第三個階段的文化大革命就這樣在毛澤東的一再鼓動下全面引爆。對毛本人來説，更重要的是，要用被動員起來的紅衛兵怨憤暴力趁勢打倒黨内一大批使他產生李雪芹那種不適感的人物。毛所顧忌的那些老人，借用陳丹青的説法，多屬於共產黨人内的「民國範兒」。長期以來，面對他們獨當一面的領導能力，對比他們的品位和風範，毛澤東有時候難免爽然自失，致使他一種相形見絀的困窘如芒刺在背。由此可見，價值序列的客觀存在及其與主體人格的對應和聯係多麽形影相隨而難以僭越，即使位尊如毛澤東者，戴上了黨國的皇冠，仍無法祛除那個妨礙他充分肯定自己的沐猴陰影。僭越的罪過必帶來自戕的災難，毛澤東在黨的九大上躍居頂峰的那一刻，即已開始了紅太陽的隕落。
綜上所述，中共的種種作爲，實在是既不國家，也不民族的！這個集團自稱以民富國強為己任，所積累的富如今已相當可觀，但卻更多地富到共黨一族身上，所鍛造的強也不可小覷，但都最大限度地集中於對内專政機器的強化，至今尚未能有效地武裝起一個崛起的大國應具備的強大國防。六十來年的發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到的和自誇的實在還有很大的差距，僅從這一點來評價，就不符合英倫民族主義增強國民財富的經典内涵。至於要檢討中共在民族主義作爲上對外的表現，對比一下同樣是極權專制的蘇俄在維護領土完整和衛國戰爭上的赫赫武功，再查一查中共與蘇共合作過程中就國家利益上所作的交易，中共還有臉談什麽愛國和主權！能暫免於賣國主義罪責的起訴，就是他們很僥幸的現狀了。
五
在評論胡志偉、李劼和周劍岐三位作者論著的文章中，我除了繼續揭示中共在百年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道路上所導引的歧途及其惡果，更重點討論了三位作者的論述所突出的民國價值，評述他們如何通過價值觀的矯正，洗刷了中共抹黑已久的歷史真相。
胡志偉是一位深具民國情懷的作者，多年以來，他勤奮致力現代史研究，編著了很多有關國共鬥爭史的通俗讀物。直到胡志偉那些揭示歷史真相的書籍陸續在海外暢銷的日子，大陸民衆還很少知道，抗日戰爭的勝利，對國民政府和中共集團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和後果。後者因此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贏得勝利之後，立即面臨維持戰後殘局的嚴重危機。但前者卻在國軍浴血奮戰期間，抓機會鑽空子發展壯大了兵力，進而趁勢將政府的危機推向絕境，最後打贏了内戰。國民政府不管為贏得抗戰勝利付出了多麽慘重的代價，遷台後都只好作爲打斷的牙齒吞入肚子，蔣介石忙於鞏固他在那裏的外來政權，中華民國在大陸的那段經歷，此後便成爲有所忌諱的痛史而很少提說。但對摘取了桃子的中共來説，卻正逢勝利者編寫歷史的大好年月，在政府統一頒發的歷史課本上，從未參加一場大會戰的中共至今仍被頌揚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包括我這樣「思想反動」的人物，移居美國多年，對於誰打了抗戰誰基本上沒打的史實，也與幾乎所有的大陸民衆一樣因缺乏瞭解而稀里糊塗。這的確是一個可悲的反諷，在大量的海外大陸移民中，不管是反共的還是不反共的，我發現，由於長期接受學校的黨化教育，每論及有關國共兩黨的歷史問題，常顯得是非混淆而觀念模糊，仍囿於黨史所灌輸的説法。近年來，我的寫作内容之所以轉向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在很大的程度上即出於排解此類困惑的求知衝動。我本是中文系出身，興趣和專長多限於文學研究和批評，近年來轉向現代史方面的閲讀和寫作，就是要以個人在黨化教育歷史觀上的突破來帶動更多讀者的突破。對我這樣一個常在網絡上發表文章的作者來説，提高價值識別的水平，構建正確的歷史觀，自然要比埋頭學院的學術研究更刺激，更富挑戰，也更貼近一個走向晚年的生命在知性上的熔煉。在我閲讀補課的大量書籍中，就有胡志偉正面書寫國軍抗戰功績和揭穿中共黨史謊言的幾本讀物。
華夏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可謂一史的文明，自古以來，史書的編寫和傳閲始終發揮著政治倫理的警戒作用。每一代新朝都有責任為前朝修史，不管那個滅亡的前朝有過多大的罪過，修史者都須嚴守古今一致的褒貶原則：對於君主的賢明昏聵和臣屬的忠義奸佞，俱應秉筆直書，持論公允。這裡面仍然是對手與對手較量的關係，勝歸勝，敗歸敗，即使由勝者書寫雙方較量的歷史，也絕不容許顛倒是非，信口雌黃，把髒水全潑向失去話語權的一方。中共最缺德，也最無史德的一點就是違背了這一嚴正的修史傳統，長期以來，全靠他們那一整套歪曲事實的黨史來維持其「偉光正」的形象。胡志偉則以私修國史為己任的勇氣與中共的僞史針鋒相對，窮追不捨，必欲揭一個底朝天而後快。他採取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做法，以列傳的方式為毛澤東欽點的108名「戰犯」重訂褒貶，恢復了古代「以真僞論人品」，而「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品評標準，重建了被篡改的價值序列。如今，隨著中共偽史工程的日漸剝落，現政權寒磣的過去已越來越多地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如果說胡志偉最初發表他那些編著的年月，曉得中共沒打抗戰的國人還十分之少，而自五年前世界反法西斯勝利六十週年紀念至今，中共的抗戰空白史便越來越露出貧乏的箱底，其衣不蔽體的窘態已無所逃於天下。今日，凡看過幾部新編抗戰電視劇的大陸觀衆，都對那事情略知其一二，儘管官方還在吃力地維持既定的説法。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僞裝終被剝去，連現行歷史課本的編者似乎都不好意思再完全沿用以前那些已騙不過人的假話，在敍述抗戰史的課文内容上因無所適從而只好含糊其辭，一筆帶過，致使課堂上老師可講的現代史内容被刪減得越來越少。最近出了個有名的歷史老師袁騰飛，針對那内容貧乏的課本，他挺起南史氏無畏的胸膛，把揭穿中共僞史的課堂演講搬上網絡，已通過視頻傳遍了國内外的網友。
與胡志偉繼承傳統史學，以編排「忠義譜」和「罪惟錄」的方式重構價值序列的取向不同，李劼以雄健的鋪排創建了他鑑賞文化精英的精神光譜。對於晚清和五四已降的文化人，通行的論述多按思想史或文學史之類的設限分別羅列他們的文本，泛論所表現的思想，然後根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標準給出個乾巴巴的評定。李劼的精神光譜撇開此類學科分割，拓展出一片融合的視野，從唯文本讀解轉向了人物品鑒，突顯出不同人物在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中所呈現的人文異彩。光彩的亮度與人文環境的自由度總是呈正比的，通過人物之間的對比，李劼讓我們明顯地看到，被稱爲舊社會的民國年代之所以群星璀璨，才俊輩出，是當時那遠較新社會自由的環境養育和包容人才的結果，同時也與那個正在轉向現代的過渡期去古未遠有一定的關係，在很多西化的知識分子身上，或多或少還留存著傳統文人剛毅的風骨和儒雅的氣度。那是一個舊有的價值序列正在吸納新的價值，並開放出文化嫁接之花的年代，文化人的精彩就精彩在那個推陳出新的天真階段。在精神光譜上曾放異彩的文化人中，早死的或出走的一群可謂死得適時或走得幸運，不幸的最是活下來留在新社會跟黨走的愛國學人，他們為建設新中國留下來不走，或從國外趕回來服務，到後來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殘。因此在李劼譜寫的光譜上，1949便成爲生死攸關的陰陽交界，在人物的際遇上劃下了明暗對比的一條界綫。曾經發光彩的人物此後都逐漸黯然失色，甚至有不少人爲爭取「進步」而甘願改變顔色，像珍珠蛻變成魚目。而特別可悲的是，自四十、五十年代已降長在紅旗下的人群中，好像立秋後長出的嫩苗，再也沒成長出可與老一輩文化人比肩的俊傑。普希金曾慨嘆有才幹的人生活在俄羅斯十分可怕，但即使在那樣可怕的沙皇時代，仍有大詩人普希金輝映文壇，流佈佳話，並活出了一系列俄羅斯大師。兩相比照，對一個既沒養育出新一代文化精英，又扼殺了大量舊一代文化精英的新中國，你又該如何想象和形容它的可怕！
六
具有台灣背景和美國經驗的周劍岐在他的博客文集中展現了更爲深遠的視野，在本書嘗試譜系敍述的每一步驟中，幾乎都從他的論述得到相關的啓迪。他所勾繪的民國世代遠非時下那種情趣性的民國懷舊，與李劼的文化失樂園情懷或胡志偉過於黑白分明的翻案取向都有所不同。耐人尋味的是，他的民國論述所作的透視並不靜止於那一段過去，而是穿過它向它連接的傳統延伸下去，探測了從歷史深層流通到後來的東西，包括從先秦的民德歸厚到江湖的血性義烈，直到辛亥、北伐、抗戰的剛毅不悔……歷時與共時交織在一起，從而顯現出一個並不僅僅等於國民黨政府的民國世界，一個從傳統正在自發地長入現代的發育階段，一個古今、新舊、中西和城鄉相混雜的兼容年代。基於他對西方資本主義幾百年發展過程的瞭解，以及他從中洞察到的民主制度形成過程中詭異的辯證關係，他的論述中對中國自由主義論壇空談理論的泛文傾向多有中肯的批評。他建議熱衷轉述西方經典文本的人士應從英法兩國從帝制到共和經歷的混亂和鬥爭中認清民主制度形成過程的曲折和吊詭，提醒讀者要讀懂資產階級如何為爭取自身的利益而爭鬥出自由文明的果實。就周劍岐本人多年來的閲讀和思考來説，正是帶著他自己獨特的中國問題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感悟到某些可資對照的人物和事件，他然後再回顧所矚目民國世代，才逐漸聚焦到一些具有潛在因素的方面，在地方豪強、富商、鄉紳和所謂的民族資本家等長期以來被否定的階層及其被忽視的作爲中，他試圖探求出可能引申到當前的發展綫索。
因此，周劍岐的民國論述和對中共現代化歧途路綫的批判就遠超出那種僅作爲反共姿態的泛藍訴求或逢共必反的情緒性言論，他一再試探和苦心點撥，就是要把他論述的長鏡頭推進到被一度中斷的文化─政治─經濟生命力在改革開放的今日可能還魂新生的穴位上。在「閲讀周劍岐」這篇長文中，我之所以稱他為「血性思者」，就是要突出，一方面他的文化觸角連接著民國的血脈，另一方面，他熟讀西方典籍的頭腦内另有一套識辨價值序列的方法論框架。他放在網上的博客文章之所以讓某些讀者讀起來甚感吃力，是因爲他試圖闡述的傳統更偏重於那些活在人和事中的東西，更著力於激活古今相通的文化血脈，與讀者通常讀慣了的快餐文本的確有懸殊的差異。至於周劍岐文中費力傳達的西方觀念，如果把它們引入中文語境的過程比成草木的移植，周筆下的文字大都像那種根上滿帶溼土的植株，可謂為原汁原味活過來的轉換作出了非常紥實的準備，但對讀者來說，麻煩的卻是，你得先挖下自己的樹坑，需連根帶土栽進去，才能整體地領會它的枝枝葉葉。而主要靠中譯本接受西方學説的讀者，長期以來，已經習慣接受插在瓶中的花枝，只有一目瞭然，鮮艷奪目的東西，看起來才覺得順眼。自然，面對周那種疙里疙瘩的文字，就覺得不易吃透了。這裡實在是梗阻著一種難以穿透的「隔」，我的表述只能充當勉爲其難的中介。
對周劍岐來説，投向過去年代的凝視從來都不是流失到過去的，他一直在多維的掃描中摸索著一種三級跳躍的角度，要從過去反照到現在，進而折射到將來。現在大量的批評言論都對當前的全面腐敗大加撻伐，舉目所見，無非黑吃黑的黑老鼠遍地橫行。周劍岐向無義憤填膺的衝動，卻別有心思審視否定之否定的現象，比如仔細觀察一下黑老鼠是否長出了褪色的灰皮，甚或幾根依稀可見的白毛。在他看來，平庸也許正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命裏注定的基調，中共的平庸惡不但至今還那麽惡，新一代資產階級的平庸性似乎也在所難免。很難指望正義的理想呼喚會呼喚來令人滿意的現實，未來的可能性也許就在那兩種平庸的摩擦中相克相生，去負負得正了。問題在於當今的論壇要以什麽樣的話語帶領方向，為價值序列上可能出現的變數注入積極的因素。類似的問題，我在「閲讀周劍岐」的文章中均有所涉及。總的來說，周劍岐的論述一向敏於覺察和勤於捕捉健動的因素，國内外反共厭共的人士常好談論中共何時崩潰的問題，與他們不同，周更爲擔憂的問題是崩潰後如何善後和重建的棘手現實。因此他特別建議我們要思考關注，從現在直到那個不知將會以何種方式崩潰的時候，更值得發現和促成的健動因素究竟是什麽？
七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多少是有些天意之所在，六十年來，民國價值不但在那裏得到延續和發展，而且以它的民主新貌向大陸民衆提供了可對比參照的樣板。就這一點來看，那一塊隔海分治的島嶼不但是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一個承上啓下的關鍵部分。中共「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決策之一再受阻而拖至今日仍遙遙無期，不能說不是天意為這一個「百年中國」轉向下一個「百年中國」留下的伏筆。現在，想象中渡海登陸該島的解放軍仍處於「狼來了」的狀態，極具戲劇性的一個現象是，想象了六十年之久，如今率先上岸者卻置換成前來觀光的大陸遊客。等十三億中國人中一定數量的人口都輪番參觀了那個威權退場後的國度，在他們的觀感中，哪一邊的價值更好，就對比得更加分明，像李劼精神光譜上的景象一樣，會令人不禁發出「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慨嘆了。
我當初撰寫這篇論台灣文化譜系的文章，雖僅出於應景學術會議，現在收入本書，再聯係上述集中剖析中共導引歧途的各篇文章，對比之下，該文有關台灣由威權轉向民主歷程中可感嘆的人物和事件就愈益突顯出民國正根的示範價值。「民國」不僅不是國民黨一黨專利的政體，也從沒有被規定為任何一個政黨可以專政的國體。中華民國的憲法從總綱即規定國體「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明確了「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儘管漫長的戡亂威權期在台灣製造過深為世人詬病的白色恐怖，但畢竟有憲法所規定的基本價值恆定在那裏，民國的正根還是為台灣人民和民進黨最終爭取到民主權利打下了基礎，起碼為後來向憲政的轉變提供了依據。再轉過來看一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的條文，它把國體規定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緊跟著就以警示的口氣宣示：「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一篇莊嚴的國家憲法，怎麽一開篇即露出外交部那個很兇的發言人蠻橫的口氣！請注意，中國共産黨的黨章與共和國的憲法是相表裏的，黨章上開頭即界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可見，憲法上所謂的「工人階級」，不過是共產黨的代稱，而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是為一黨專政發明的一個漂亮説法。中共這個歪苗從根子上就拒絕「民有民治民享」，也正是從此一根基出發，與國民黨分道揚鑣，越走越遠。直到今天爲止，經濟上的改革已改到這步田地，政改上還是沒有一寸一分的退讓。如此炙手可熱的經濟繁榮會不會單行道地長久好下去？腐敗，民怨，亂象，一大堆由於政改滯後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會惡化到什麽地步？台灣的民主成果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撬動大陸的板塊？隨著選票民主的熱潮在台灣越漲越高，藍綠兩方在爭議中可求的共識還有多少？在兩岸經濟交往日趨熱絡的形勢下，對於那邊並未撤除的導彈，這邊的國防到底有多大的迎戰實力？兩岸如今都在迎接百年大慶，但不知兩岸的政要和民衆究竟在如何思考上述的嚴峻問題？誰在一天天好起來？誰在一天天爛下去？這個被叨念了六十來年，在兩岸之間互相推搡而至今還不確定的問題，在下一個一百年將呈現出何種確定的走勢？
2010年歲末
第一章 脫貧與致富的悖謬──誰製造了三農問題？
向普通讀者說「三農」
去冬以來，報刊網站上常讀到討論三農問題的文章，友人周劍岐與我多次談及此一話題。我因有過農村落戶經驗，提及三農，有感於心而一時難以訴諸口者甚多，躊躇旬月，欲言又止者再三焉。周君因促我全面研讀相關文字，寫一篇面向普通讀者的文章。周君持論冷峻，深思明辨，常發人之所未發，交談中使我獲益尤深。此文之寫成，實我與周君學問砥礪，思想互動之成果也。寫作過程中，我發現國內外朋友每聽我提及「三農」一詞，多有不知我所云的反應，故不避繁冗淺露，就先從該詞的出籠切入以下的討論。
從官語到熱門話題
「三農」（農業、農村、農民）一詞本為中共官方用語，常見於各級政府下發的文件，也常傳播於幹部們人云亦云之口。像很多行政套語一樣，其作用不過給相關的政策法令乾巴巴貼上一個歸類的標籤。長期以來，這標籤一直都向下面和外界顯示出黨和政府對農業的重視，對農民疾苦的關懷，以及黨的農村工作中不可否認的重大成就。當然，所有這些表面文章的效果早已是黨和政府很久以前良好的自我感覺，近年來風衰俗怨，三農方面出了成堆的問題，且越來越多地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上訪的冤民成群結隊，暴力抗議事件接二連三，官員們實在擔心亂了求穩定的大局，這才從他們口中不安地冒出了三農問題之說。而隨後，報刊網站上也就跟著出現了日趨激烈的相關論壇。
「三農」這一標籤於是從過去的封條式官語變成了今日公眾群策群議的熱門話題。其中有激起社會公憤的記者報導，有觸目驚心的實地調查，還有個別的普通農民在網上跟貼上去的怨訴，更有鄉鎮幹部站出來為民請命的呼喊……所有的事實都讓聽慣了官方套語的公眾感到失望和吃驚：原來這個靠農民運動起家，且自稱是為貧苦農民謀福利的執政黨一直都在坑害農民，原來憲法上聲稱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打一開始就把農民壓在最底層！那麽農民到底是怎樣失去了原先屬於他們的土地的？為什麼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村居民一直要受戶口隔離制度的管制？政府既然明知農民的收入微薄之極，何以至今仍未對他們減免高額的稅費徵收？農民都被剝奪了哪些社會保障？而同時他們又遭受了哪些嚴苛的行政束縛？在網上的中國農奴控訴論壇中，諸如此類的問題真是多得難以在此逐條列舉，你若拉出其中的任何一個事例叫那些還記得土改中訴苦大會情景的人看上一眼，其悲慘的情節都足以使他們生出時間倒流的感覺。當年曾以自家成分為榮的貧下中農們恐怕一時還難以想通，這改革開放的好年頭何以無端罩上了如此濃重的舊社會陰影？受過黨的階級教育的幾代人自然不難從中看出他們熟知的社會不平現象，特別是讀了鄉黨委書記李昌平那本名叫《我向總理說實話》的書，讀到書中村民棄田成群外流的圖景，讀到留在村裏的老人都說這世道再沒有什麼活頭的憤懣，義憤填膺者想必都由不得要慨歎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句老話了。
尋找深遠的禍根
中國農村到底都出了什麼問題？有人把種種不良現象簡單地歸罪於腐敗──由官員的腐敗到制度的腐敗。有人則認為中央的政策倒不錯，錯的是下邊的幹部沒有貫徹好。或期待臃腫的縣鄉級機構主動裁員，或面對聯產承包制的困境懷念起集體耕作的好處。三農問題形同一團亂麻，若只是就事論事地評說是非，是很難把問題全部說清楚的。因為三農問題的根源深遠，早已存在，並不是實行了土地承包政策才出現的。手頭有一本1999年廈門大學出版社所出的新書，題為《毛澤東農民觀透視》。讓我感到十分驚訝的是，時至今日，該書從頭到尾仍對毛在農村工作方面的種種言論和作為滿口讚賞。顯然，按照官方的論調，包括很多普通中國人模糊的認識，像土改和合作化那樣的運動似乎仍然屬於偉大的革命實驗，即使其執行過程中有所偏差，也都已劃入保險櫃似的括弧，可以封起來存而不論了。但也有眾多的論著突破了這樣的設限，如白沙洲散見於網上和報刊上的系列文章所作的歷史性揭示，曹錦清等人在他們合著的《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一書詳實的記錄中所指點出來的清晰脈絡，他們的論述全都讓我們看到，今日的三農問題不只是孤立地發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問題，而是歷次運動和共產黨整個農村工作留下的後遺症，甚至可以說是百年來中國激進的土地改革思潮鬧騰出來的總報應。應該把它置於中國土地制度變遷史的背景中，特別是中共創立至今各階段農村工作路線的參照中作一認真的梳理和檢討。本文的探源就是嘗試追尋那被掩埋的蹤跡，觸摸其禍根，揭示其癥結，為澄清當前三農問題的前因後果勾畫出一個可供參照的歷史坐標來。
階級鬥爭論的歷史謬說
農民靠土地務農，農業需通過合理而有利的使用土地以求得發展，因此土地及其所有權問題是一切的基礎，要談論三農問題，首先得從土地制度談起。
自1949年中共執政以來，歷史教科書一直偏重階級鬥爭史觀的建構，在關於歷代土地問題的敍述上多強調兼併土地的大地主與廣大農民之間的敵對和矛盾。歷史課堂上灌輸給學生的往往是這樣一幅圖景：每到了王朝的末年，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便逼迫得廣大的失地農民揭竿而起，武裝奪權。一場農民起義戰爭過去後，很多地主在戰亂中滅亡，其產業遭到破壞，遂留下大量可供分配的空地。新王朝在建立之初吸取前朝的教訓，一開始總要向農民實行讓步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給農民耕種，社會經濟從而得到發展。按照課本上的説法，因為封建王朝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權，承平日久，地主的兼併勢必又趨嚴重，失去土地的農民隨之增多，於是再起戰亂。剝削造成了貧窮，窮極導致造反，歷史便在這一貧困經濟的怪圈內惡性循環，只有接連發生的農民戰爭會推動社會緩慢地進步。這大約就是非專業的普通歷史課堂上灌輸給學生的歷史概況，至少我這一代人小時候學的都是這一套説法。它無非要讓我們記住這幾條道理：其一，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其二，消滅地主是解決衝突和消除剝削壓迫唯一有效的辦法。其三，實現均田是勞動人民的社會理想，也是全體農民脫貧致富的基礎。
然而這種迎合現實政治需要的歷史觀並不符合中國的歷史真實。縱觀中國歷代各朝，出於充實賦稅和穩定社會的考慮，對豪強的兼併土地，朝廷均持限制和阻止的政策。從某種程度上說，朝廷與大地主的利害衝突其實更甚於千萬個小農戶。土地兼併的實質是，國家實行了累退稅制，官員又有免稅的特權，小戶貧者耕地無利可圖，因負擔不起田賦才棄田而去，逃入大戶富室以求蔭庇，從而擺脫官府的賦稅。國家因此流失了大量提供賦稅的人丁，自然國家在政策上要反對兼併。至於均田制，也並非後來的「土地平分」論者設想的那麼理想。其實歷史上曾實行過的均田制乃是大亂後土地荒蕪，人丁銳減的情況下，朝廷強迫推行的一種經濟恢復政策。與其說那是朝廷對人民的恩賜，不如說是國家為生息人口而派給受田者的負擔，因為其論口授田的分配方案完全建立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上。有趣的是，這一束縛耕者為國家種地的辦法正與今日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形成了前呼後應的對比，制度上的戲仿不能不令人撫今追昔，隱隱看出了中共改革中的歷史返祖現象。然而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不再收還的私田逐漸增多，必須收還的公地相應地減少，多次劃分後，耕地日益變成分散的小塊，私有土地隨之擴大起來，均田制終趨於破壞。不管怎麽說，國家的需要始終是個無底洞，官府無盡的誅求必導致生產的破壞，結果又是逼得貧困戶投靠了大戶。個人或群體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往往就是這樣地做出被動的選擇，國家財政的過量汲取無形中竟促成了國家本不希望發生的情況。
租佃制及中國農業的困境
但總的來說，唐宋以降，大地主的土地擁有量一直都在下降，無地農戶也隨之同步減少，據各方面的統計，截止20世紀初，全國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農田都由業主自耕。可見農業的嚴重問題主要不在於地權的高度集中，而在於地少人多，資源匱乏，特別是小農戶眾多，土地在細密的耕作過程中被分得七零八碎，致使畝產量無法大幅度提高。據趙岡等人的研究，規模經營的莊園農業自宋以後即無利可圖，地主因此轉而出租土地給佃農耕種。不惟無地者租佃，少地者或雖有地卻家中富於勞力者也需求租佃。農村的剩餘勞力太多，租佃者寧願交納重租也不放棄多種莊稼多收穫的機會。五四以來的革命話語始終強調租佃制的剝削因素，包括我個人在內，幾乎所有按照教科書所灌輸的教條來想像歷史的人，可以說對地主剝削農民的罪惡全都銘心刻骨而又深惡痛絕。我們的歷史意識本能地仇視富人，談起了舊時代農民的貧困，大都會不假思索地把它歸罪於地主剝削的結果。但如果我們能擱置成見，擯棄薰染已久的義憤，去實際地考察歷代的土地制度，多少總會認識到，在整個社會無法給剩餘勞力提供出路的情況下，正是通過租佃制，需要租地的農戶才獲得耕田而食的機會，因而才逐漸發展出一種普遍適用於華夏大地的生產方式。所以可以初步總結說，中國歷代土地制度的變化，均在經濟因素的影響下自然而發生，並非人為的政治制度硬行設計的結果。其中人口的不斷增長，始終都是一個起主要作用的動力。在生產力落後的古代社會中，用墾荒和提高畝產量的方式發展農業都極有限度，且受到技術、資金的極大限制。除非降低人口出生率，或把過剩的勞力全轉入非農業生產，均田或抑制兼併的措施都不足以徹底解決缺少耕地的嚴重問題。而要把過剩的勞力轉入非農業生產，只有發展了工商經濟，使地主士紳有條件集中土地投資工商業，建立了城鄉經濟的交流，才有可能逐步實現。可惜歷朝政府多重農抑商，視經商為末，以「末」而致富者尚多有廣治田產以「本」守之的現象，不要說由地主把地產轉換成商業投資的做法一直缺乏條件，就連有限的工商利潤都常會返回去廣置地產，最終把資本凝凍在鄉下。就是在這樣長期的土地產業積累下，大量的待租土地為租佃制的擴展增強了慣性。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落後的小農經營，它在此狹窄的迴旋中長期凝滯下來，形成了前現代中國經濟結構的瓶頸。
當然，這也與國家的鼓勵有關，國家只知道用「輕賦薄徭」的政策抓住廣大的農戶，從而擴大賦稅的徵收面，結果在無形中促成了人口的增多和耕地的分散。但脆弱的小農經濟絕不可能滿足朝廷不斷增加的財政需求，而政府又無法通過發展工商業開通財源，結果隨著農戶負擔不斷增加，一碰到大範圍的天災人禍，或外患頻仍，便加劇農村經濟的崩潰，最後釀成大規模的動亂。民普遍窮，國也富不起來，種種社會問題交相滋長，致使地少人多的固有矛盾更加惡化，這就是進入民國後，中國社會從歷史上承襲下來的農村問題。因此我們在談論中共的農民運動及其土地革命之前，必須確定一個符合歷史實際的出發點，那就是：生產力的落後既不該簡單地歸罪於地主的剝削，窮人的脫貧更不應該靠破壞生產的打劫富人以得到暫時的緩解。想當初，志在救亡的讀書人大都喜歡談論如何向列強學習製造所謂堅船利炮的技術，卻很少見有人留心研究人家如何走向富強的經歷。因此可以明確地總結說，中國革命的根本不幸在於，大量的革命者不懂經濟，根本沒弄清中國貧弱的真正原因，就在二十世紀初那個歷史全面失序的情況下，盲目地煽動起農村中部分仇視富人的貧困戶，亂哄哄拿地主士紳開了刀。
孫中山的土改構想
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時，他和他的國民黨人還抽不出手來全盤考慮社會改革和經濟發展方面的細節問題。國民政府固然建立了，但到手的政權差不多是個空架子，財政收入沒有著落，軍隊尚待組建，面對列強和軍閥割據的干擾，國民黨只有向可能求得支援的勢力靠近，借助國際和國內可與合作的力量以求自身的發展。正是處於此一窘迫的境地，孫中山才提出了聯俄、容共和扶助工農的政策。聯俄的實質是接受蘇聯的援助和採納那些派來的布爾什維克顧問所給的建議。容共的作法是出於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偏好，在自己的黨內培植一股更容易聯繫工農大眾和談論馬列主義革命理論的力量，以期建立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統一戰線。在這一特殊的時期，國民黨內部的革命思潮因而特別趨於激進，幾乎同容入的共產黨同聲相應，一個鼻孔出氣。從某種程度上說，共產黨早期的擴大影響及逐漸得勢，多半都是北伐前的國民黨不得已親近了蘇聯，又急於從工農中動員革命力量的選擇所促成的。所謂近朱者赤，正因存在著這一國民黨的赤化傾向，才從而激化了其內部左右兩派勢力的衝突。
但需要澄清的是，就孫中山本人的態度而言，聯俄、容共並不意味著認同馬列主義及其階級鬥爭的路線。他明確指出，「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是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學家。」因此，孫中山從來都不主張用蘇俄的暴力革命方式解決中國的問題，他常說中國人只是大貧與小貧之分，並精闢地點出中國的問題「是患貧，不是患不均」。顯然，中國的改造在於如何有步驟地脫貧，而非重複歷代農民造反過程中那種打富濟貧的掠奪行徑。按照中山路線的構想，耕者有其田的目標乃是在大局穩定後，與振興資本等國計民生整體上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以和平的方式去實現的。他明確反對「奪富人之田為己有」的強暴方式，他進而指出，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也「恐無此等力量」，所以「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歸納起來，其程式即是：規定地價，照價收稅，然後照價收買和漲價歸公。可惜這些構想僅粗具輪廓，尚未提上議事日程，孫中山便遽爾病逝。而在他逝後不久，國民黨在當時的國民革命根據地廣東急劇左傾，黨內激進的革命論調一時達到頂峰，其中製造聲勢，鼓動社會，搞得轟轟烈烈的，首為南方那些人多地少地區的農民運動。
《中國農民》及早期農運的激進思潮
我從學校圖書館的書庫中翻出了幾本《中國農民》月刊，這些發黃的舊雜誌出版於民國十五年（1926）春夏之間。編印者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撰稿者中既有毛澤東、彭湃等共產黨員，也有陳公博、廖仲愷等國民黨左傾人士。我翻了翻那上面的文章、決議、宣言、報告，封內的照片及末尾所附各地農運的通訊，其語調、氛圍、表達方式，激越的程度，多少讓我聯想到今日網上的三農論壇或《北京之春》等民運刊物那種製造聲勢以激發公眾情緒的話語。歷史竟是如此諷刺，近百年之前鬧騰過的土地權及農民的貧窮和受剝削問題，如今又以新的表現形式再次登台，轉思執政當局在目前改革道路上剜肉補瘡的被動抉擇，真令人對世事的顛倒和革命事業的蒼黃反復感到荒謬不解，不勝慨嘆。
《中國農民》和農民運動講習所同時在廣東創辦的時候，廣東以外尚在各地軍閥控制之內。那時正當蘇俄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之初，五四運動後，西潮乍湧，包括馬列主義在內的各種激進思潮使年輕的知識份子一時頭腦發熱，紛紛從中尋求救國之途。特別是某些躁動狂熱分子，讀了幾本翻譯的新東西，對他們想要拿來的主義，未必有全面的瞭解，便在愛國熱情和社會正義感的驅使下宣揚起他們並不知道會產生什麼後果的革命理論。中國在對外事務上接二連三受屈辱，刺激得社會上積壓的種種不滿應機而起，列強對中國的欺淩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革命緊迫性的假像，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情緒一時間激發起各種烏七八糟的仇恨。然而，帝國主義這一過於寬泛的大靶子畢竟遠而且虛，需要樹立一個可以切實打擊的對象，才便於及時而有效地喚起民眾，增強鼓動者的狂熱，造成革命的聲勢。中國還是個農業國家，除了地主，再也找不出其他更有錢的人可充當冤家對頭，於是地主就被劃到帝國主義和軍閥那一方，成了革命者眼中的敵人。其實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閥的征糧派款，同樣也損壞了富裕農戶的利益。有錢人和窮人都同樣經受著兵荒馬亂的苦難，把地主作為一個階級統統推到敵人一方，這從來都不是孫中山的立場。就拿鼓動農民運動的言論中最激烈的言論，即反對租佃制度的言論來說，農民佃耕，地主收租，那又不是民國社會新生的不公平現象，為什麼這一歷來存在的問題單單在那時候突然變得特別尖銳？難道當時的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突然變得重於以往任何時候，以致嚴重到不剝奪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村社會便不得安寧的程度嗎？
據費孝通的調查，地租自古都很沉重，農民只靠種地，從來都不夠吃穿，之所以平日猶可維持溫飽，多因農業勞動一年中閒餘時間甚多，農民大都兼營其他副業以補充農耕不足的緣故。至少就費孝通著重考察的南方農村而言，其鄉村經濟是靠農工混合維持下來的。但軍閥混戰的亂世破壞了鄉土工業，洋貨的湧入更衝擊了鄉鎮的土產加工業。用費孝通的話來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只無情的魔手加劇了農村的凋敝。這樣看來，中國農村當時的嚴重問題乃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在不得不轉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關口上遇到了轉型的麻煩，不只農民深受其苦，地主階層也度日惟艱。正因為情況如此複雜，孫中山深知貧窮乃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綜合病症，所以他才把土地改革置入振興資本等一系列國計民生問題的全盤考慮之下，而沒有打算孤立地從平均地權方面粗暴地下手，去搞所謂「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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