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最後的除夕
下車的時候，李友邦回頭看了一眼，那吉普車依舊停在不遠處，很明顯的，就是要讓他們知道這是跟蹤。
寒流來襲的夜晚，李友邦默默扶著嚴秀峰走入醫院。不遠處的吉普車燈閃著兩道寒光，有如監視的眼睛。
一九五○年二月十六日是除夕，嚴秀峰不知道，這是她和丈夫李友邦渡過的最後一個除夕，最後一次年節。後來她才知道，國民政府打算讓她過完這個年，再逮捕她。
這件事情非常古怪。
當時，嚴秀峰的丈夫李友邦是台籍人士在國民政府裡，官位做到最高的人。一九四九年，李友邦受陳誠之邀，出任台灣省黨部副主委，又兼台灣電影公司董事長、台灣新生報董事長等職務。隨後陳誠出任行政院長，為蔣介石處理國家內政，尤其是推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以防止共產黨用土改之名，在台灣搧動革命，避免大陸的歷史重演。
陳誠是蔣介石手下的紅人，李友邦是陳誠提拔的人、國民政府有意拉攏的台籍人士，他的妻子嚴秀峰怎麼會被逮捕呢？
但事情就在這個不平靜的農曆年前後發生了。
杭州人的嚴秀峰是在抗戰的時候，和當時是台灣義勇隊隊長的李友邦認識，後來戀愛，就在烽火之中，嫁作台灣媳婦。抗戰時，杭州老家給日本人毀了，她的父母跟著李友邦夫婦逃難到浙江省金華、上饒和福建省龍巖等地。她母親因病在龍巖過世，父親則跟著她來到台灣。但父親和嚴秀峰一樣，都是在台灣光復後才來台灣，還不太不懂閩南語，沒辦法調度家裡上上下下的事，李友邦只得請了弟媳婦來家裡幫忙。
農曆年前，剛剛生下的第五個孩子才八、九個月大，嚴秀峰卻發覺自己又懷孕了，正高興著，不料不知道為什麼，竟小產了。她的下體流血不止，每天都得上延平北路的一家醫院打止血針。雖然醫生作過子宮刮除手術，但依然血流不止。她在床上躺了十幾天，身體還不能復原。
舉凡買年貨、年節的必須物品，都還是由弟媳婦和傭人阿明幫著打點的。尤其台灣年俗所需要的東西，像是拜拜要用的三牲、四果、香火蠟燭等一應物品，就由弟媳婦直接處理了。
由於李友邦的職位相當高，平常出入都有專用的車子和司機，這在當時算是非常之少的。但為了公私分明，不要影響公務，他特地由上海買了一部三輪車，平常孩子上下學就由傭人阿明接送。阿明是一個蘆洲鄰居的孩子，才十八歲，年輕老實，平常幫著拉三輪車、帶小孩上學、買菜煮飯等等，算是相當熟練了。
除夕那一天中午，傭人阿明照例端著午餐到房間裡給嚴秀峰。為了幫孩子哺乳，弟媳婦還特地吩咐阿明做了花生燉豬腳和魚湯，但在病床上躺了幾天的嚴秀峰卻沒什麼胃口，只是為了襁褓中的孩子，她簡單的用飯配著豬腳吃。不料阿明卻站在床邊說：「太太，外面有一點奇怪的事。」
「什麼奇怪的事？」嚴秀峰抬頭問。
「我去買菜的時候，有一些不認識的人，在門口問我：你家太太身體好不好？
是不是生病了？最近有沒有出門啊？我跟他們也不認識，好像他們也沒來過家裡，怎麼會這麼問？我覺得很奇怪。」
「你以前沒見過的人嗎？」嚴秀峰問。
「沒有。」阿明年輕的臉上充滿困惑。
「那就小心一點吧。現在的時局有點亂，總是小心一點的好。」嚴秀峰安慰道。
「年都過得不像年了。」阿明嘆著氣。
「年都過得不像年了！」她也在心底感嘆著。
她還記得出門看病的時候，車子由廈門街轉重慶南路一帶，再轉延平北路，只見街道上充塞著從大陸逃難而來的人。
他們像動物一般，蝸居在街道的角落，無家可歸。衣衫襤褸的乞丐，排著隊在一些店家門口，等待人們吃剩下的食物。
一些看來像大學生、高中生的年輕人，站在騎樓下，竟然帶著書，或者不知是那裡批發出來的衣服，在街頭出售。其實書是沒什麼行情的，賣不了幾個錢，但連書都必須出售的時代，知識有什麼用呢？生存在這種年代，要怎麼辦？她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悲哀了。
年節應有的氣氛全沒了。她看著廈門街一帶的公務員們，用一種安靜而謹慎的心情，節儉過著小日子，不敢買什麼年貨，也不敢上街幫孩子買新衣，只是把錢積存起來，彷彿災難就要來臨，要作好準備似的。
這日子啊！她彷彿看到抗戰時期的浮動與不安，正如十八歲在浙江省富陽縣所感受到的那樣。
「戰爭的味道。」她在內心沈吟著。
戰爭的陰影籠罩在台灣島的上空，物資的匱乏讓年貨都沒法辦齊。
打從日本開始大東亞戰爭以來，台灣在物資管制、糧食配給下，早就失去年節的快樂。唯一的快樂只是過年有機會多吃配給一塊肉，多一點食用豬油，或者有機會吃一頓真正的白米飯。但尋常人家還是捨不得吃，而是把年節配給的白米，留著接待遠來的親戚。
台灣光復後，期待著和平與建設的台灣人民，卻迎來了新的悲劇。白米被征收去打大陸的內戰，農村裡依舊吃著蕃薯簽，日本人撤走後的工業生產停滯，接收大員在上層急著謀自己的錢財出路，失業者成群的在街頭遊走，社會不安在凝聚，接著就是二二八事件。台灣在貧窮的生存底線上掙扎。
然而，一九四九年卻是更為艱難的一年。隨著大撤退而流離到台灣的士兵和流民，像被大風吹散的草籽，渺小、卑微、沉默，無人理會，無人管理，散置在台灣各個角落，自生自滅。他們在街頭流浪，尋找生存下去的口糧、立足的角落。
原本已經貧困的台灣，被大量湧入的約二百萬人口所擠壓，物資更困難，物價也跟著通貨膨脹。市場上買不到東西，大陸來的流民在街頭只有變賣家當，黑市買賣盛行，生活必需品得付出高價才買得到。社會不安已不是隱藏的危機，而是明顯的一股動盪的暗流。
在大撤退的陰影下，民間流傳著各種耳語。擔心戰爭的烽火隨時會延燒到台灣。經濟情勢的混亂，政治上的腐敗，社會人心的不安，使國民政府政權汲汲可危。
為了確保政權在台灣的生存，一場全台灣肅清共產黨嫌疑分子的白色恐怖行動，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展開。先是由四月六日（史稱「四六事件」）開始，從台北師範大學開始清理學生運動，逮捕主要領導者。隨後發生「基隆中學」案，逮捕鍾浩東等共黨嫌疑人，並依此展開更大規模的搜捕。與他們有往來或是稍有嫌疑的人就被逮捕。被逮捕的人供出自己交往過的人，再變成新名單，依名單又進行新一波逮捕，再刑求逼供，再列新名單，再逮捕。全面性的株連像拉住一條線頭，往上拉起，就牽出一整串肉粽一般的人群。
這是一個不平靜的年。
她總是在黃昏，吃過晚飯以後，搭李友邦的車去看病。車窗外，道路安靜，街景寥落。她恍惚想到，參加抗戰的那些歲月，一樣是貧困，卻活得充滿希望，充滿戰鬥的意志力，現在怎麼會變成這樣？
正茫然想著，李友邦的司機轉頭說：「奇怪，後面怎麼老是跟著一部吉普車？」嚴秀峰沒有力氣起身回頭看，李友邦倒是看了一眼，沒作聲。
「這吉普車還是從我們家巷子口就開始跟著了。」司機說。
事實上，在這個車子還非常少的年代，整條馬路上都沒幾部車，更不用說一部吉普車了，那目標更為鮮明。難怪司機發出疑問。
嚴秀峰不能不想到傭人阿明中午向她提過的話：有陌生人在外面問太太是不是在家？是不是生病了？那麼這是什麼意思呢？國民政府再蠻橫，也不至於逮捕一個將軍的妻子吧！她想著。
下車的時候，李友邦回頭看了一眼，那吉普車依舊停在不遠處，很明顯的，就是要讓他們知道這是跟蹤。
寒流來襲的夜晚，李友邦默默扶著嚴秀峰走入醫院。不遠處的吉普車燈閃著兩道寒光，有如監視的眼睛。
1、 年初二廈門街的逮捕
季澐身上穿著髒舊的衣服，頭髮散亂，身體好像被刑求過似的，雙腳拖行，慢慢走著。她直接走到嚴秀峰的身邊，坐了下來。低垂的眼睛看著她，悲哀似的說：「老嚴，我們組織現在已經被破壞到心臟，已經沒有什麼好隱瞞了。妳就坦白跟他們講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看得出來，季澐受到的痛苦絕對超出「皮肉之苦」。
但嚴秀峰知道事情的嚴重性。經歷過抗戰，也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過的嚴秀峰清楚知道，季澐說出來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是致命的。
一九五○年二月十七日，農曆大年初一。
嚴秀峰的父親起個大早，到房間來探視她有沒有好一點。新的一年，他總是期望她的身體會跟著好轉。
李友邦已經起來接待來拜年的訪客了。整個上午，訪客駱驛不絕。嚴秀峰似乎聽到他在客廳裡，和人在談著台灣的局勢，一起擔憂喟嘆著。她在病床的恍惚中，信耳聽來，並不去記得內容。
倒是李友邦中間抽空進來的時候，向她說：「是去年放出來的人。」
「啊？什麼人？」她看李友邦有些開心的神情，關心的問。
「以前因為二二八被關的人，來了六個人呢！說是特地要來感謝我。但其實也應該要放的。」
嚴秀峰知道這件事。陳誠邀請李友邦擔任省黨部副主委時，陳誠正是省主席兼省黨部主委。當時，李友邦就向陳誠建議：要拉攏台灣人的心，要化解本省外省的矛盾，莫如釋放因二二八事件而入獄的政治犯。
當時陳誠本想同意，卻遭到彭孟緝、柯遠芬的反對。彭和柯是二二八事件當時的鎮壓者，李友邦還曾被他們逮捕，送到南京去關押了一個多月，幸好嚴秀峰隻身赴南京，面見了蔣經國，李友邦才得釋放。
如今為了陳誠要用李友邦任省黨部副主委，還要釋放二二八事件的犯人，他們當然不同意。不過，由於陳誠是蔣介石面前的紅人，而李友邦則是陳誠要重用的人，他們不好直接反對，就提出一個附加條件：刑期五年以下的，同意釋放； 五年以上的，要經過李友邦核准才能釋放。講明了就是要李友邦背書。但李友邦二話不說，全部給釋放了。當時有三十幾個人一起釋放。他們非常感激李友邦，特地選在大年初一，來拜年道謝。
將近中午的時候，還來了一群年輕人。他們是台灣的年輕知識分子，有些理想和抱負，卻對時局感到無能為力，特地來請教李友邦的。他們總認為，李友邦是台灣人之中，還可以在陳誠面前說得上話的人，要了解台灣何去何從，要為台灣做些事，李友邦還是一個可以期望的領袖。
這時，嚴秀峰躺久了覺得不舒服，想起來坐坐，更何況她喜歡聽聽年輕人的想法，特地在客廳坐了一陣子。雖然有些台灣話還不是太明白，但感受年輕人的理想和朝氣，總是比較開心。
中午，李友邦還留下這些年輕人一起吃便飯。
下午，嚴秀峰身體不好，依舊躺床上休息。大年初一就這樣過去了。
一九五○年二月十八日，農曆大年初二
年初二早晨，一位在情治機構工作的人林秀欒竟出乎李友邦意外的來拜訪。李友邦有些驚訝的接待著，但他平日公務上與林秀欒並無多少接觸，此時來訪，總不免透露著詭異。
林秀欒並不多說什麼，寒暄一番後，卻特地鄭重的問候了嚴秀峰身體好不好。李友邦稍稍感到訝異，只得請嚴秀峰出來寒暄一下。
更奇怪的是上午十點左右，蔣經國手下的一個重要助手許素玉也來探病了。
一九四六年，嚴秀峰和李友邦來台灣之後，曾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與許素玉互相認識，來訪倒不奇怪。只是許素玉從未來過李友邦家，現在卻繼林秀欒之後來探病，不免讓嚴秀峰覺得奇怪。
許素玉是一個中年微微發胖的婦人，面孔圓圓的，看來相當和善。她知道嚴秀峰在病床上，就說：「不要叫她起來了，我進去看她。」就直接到房間裡。
嚴秀峰簡單的說明病情，以及每天去醫院打針的情況後，不免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這過新年的時候，勞妳來探病，真是麻煩妳了。」許素玉就答道：「應該的，總是來看看。希望早妳日康復。」也不多坐，就起身走了。
連續兩個奇怪的訪客，再想想蔣經國是情治單位的主管，嚴秀峰和李友邦的心裡有一種不安的預感。
黃昏七、八點左右，嚴秀峰出門去看病。她由巷子裡出門，看到廈門街一帶的住宅，愈發的安靜了。
北風吹過台北盆地，帶來無盡的寒意。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但整個廈門街卻反常安靜。
廈門街細細長長巷子裡，日本式的平房帶著一種古唐朝式的風格，樸素而安靜的排列著。帶有一種京都風格的庭院裡，種植扶疏的花木，高高的樹影在北風中搖曳。這兒，原本是日本公務員、教師居住的住宅區，平房建築顯示出一種日本平民生活的味道。在戰後，這些日本人原有的住宅就由國民政府接收，再發配給公務員或者出租給政府的中級幹部。他們剛剛來台，沒有親戚可以走動，政府給的薪水又只夠過一個寒酸的戰爭下的新年，此時更顯得安靜了。
「咦？怎麼會這樣？」車子轉過街角之後，司機奇怪的「咦」了一聲。
「怎麼了？」李友邦問。
「那吉普車還是跟著哩。」司機說。李友邦回頭看了一下，臉色肅然，沈默不語。嚴秀峰想到早晨奇怪的訪客，更有一種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的感覺。她的手緊緊和李友邦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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