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變動紛擾的世界
台北作為台灣的首府，是總督府的所在地，也是日本政府對台灣一切經營的核心，1935年的台北是個基礎建設、海陸交通與國際貿易都已走在時代尖端的現代化都市。台北的居民們，享受著便利新穎且充滿人文氣息的城市生活，對於來自世界各國的新知、娛樂和物質享受都未曾缺席。這一年，對思想積極控制的皇民化運動尚未包圍生活的每個層面，知識分子們正試著為台灣的在地文化走出一片天，而戰爭也還是海峽對岸尚稱遙遠的一朵烏雲，而新時代的命運，在這片都市榮景尚未察覺時刻，已悄悄地轉向另一個方向，台北的居民們或許未曾預見，統治他們的日本政府將在未來數年深陷軍國主義的泥沼，再難自拔，而台灣的歷史也將翻開新頁。1935年，台北寧靜而豐富的城市風景是時代珍貴的縮影，具體而微地將十九世紀以降，人類文明發展的因和果展現在後人面前，也讓生活在這片土地的我們，在回顧過往美好歲月的同時也能為新時代汲取養分。
1. 作為殖民地的台灣
台灣是日本在帝國主義競爭中所獲得的第一塊殖民地，1935年的台灣，經過40年的殖民統治後，社會漸趨穩定，殖民政府積極經營著台灣現代化的形象，希望能作為擴張帝國版圖的樣板。這年的台北舉辦了日本始政40週年的博覽會，展示著台灣的物產、風土，與日本在亞州各地的殖民成果。
2. 風雨飄搖的中國
1930年代的國民政府致力於中國經濟與社會制度的現代化，但918事變後中國始終籠罩在日本全面侵略的陰影中。面對共產黨勢力增長，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受到廣大的輿論壓力；1935年10月共產紅軍抵達延安重建據點，12月，學生在北平發起大規模示威行動，希望政府全面抗日。
3. 走向軍國主義的日本
高樓、汽車、興盛的商業活動是1935年東京街頭給人的印象，但在榮景的背後，右翼軍國主義的勢力正漸漸鞏固，為了在政治上賦予天皇神聖地位，軍方開始大力攻擊作為君主立憲基本精神的「天皇機關說」，並在這年以叛國的罪名控告並意圖刺殺支持這類民主理論的學者。
4. 自谷底回歸的美國
正努力自大蕭條中復甦的美國，1935年遭受劇烈沙塵暴侵襲中部各州，飛沙蔽日加以連年旱象，使得近千萬畝農田受災。德州、奧克拉荷馬州等地，生活無以為繼的農工家庭被迫遷徙，他們大多沿著66號公路進入加州，試圖展開新生。這也是美國繼1849年的淘金熱後最大規模的一次人口遷徙。
5. 納粹掌權的德國
1935年德國已進入希特勒當政的「第三帝國」時期。在集權統治下，德國的經濟在世界性的蕭條中相對穩定，但納粹黨的軍事野心及毀滅性的種族優越情節愈見顯露。希特勒在今年毀棄了一次大戰後限制德國軍備的凡爾賽條約，將大量國家經費投入軍事之用，使德國步入集權軍國主義的時代。
城內：官廳聚集的心臟地帶
在日本殖民政府以西化、文明為宗旨的城市規劃理念下，台北城於1884年才完全竣工的城牆，注定成為歷史舞台上短暫的一瞥，從日治初期為鐵路改良拆除了西門與周邊城牆後，隨著一系列道路拓寬、興築公園的都市計畫，台北的城牆消失了，但因為改朝換代而犧牲的城牆其實並未離開台北，它的石材大多轉移至台北城內的官廳建設中，無論是台灣總督官邸、台北監獄、台北醫院還是統管物產輸出的專賣局，建築中都有台北城牆的「細胞」。日本人踩著過去城桓的腳印，特意留下的四座城門作為點綴，開闢了東、南、西、北四條寬闊筆直林蔭三線道，重新定義了台北城的景觀，而被四條三線道路圍繞的「城內」區域除了是台北的日本人聚居之處外，更是日本人殖民政府大量投注資源，以期掌控全台的心臟地帶。
台灣總督府
1935年，台灣總督中川健藏來台已接近三年了，他每天進出辦公的台灣總督府已經啓用將近25年了。1906年，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興起新築總督府的想法，因此舉辦了兩次設計競圖，最後由設計師長野宇平治的作品勝出，經過總督府營繕課建築師森山松之助的修改後，以七年的時間建築完成，花費了280餘萬鉅款，與同時期完成的博物館相比，耗資十倍以上。雖然這項當時全東亞僅見的巨大建案，曾受到日本國內輿論的批評，但完工後的總督府樓高五層，擁有後文藝復興式的歐化外觀，而高達60公尺的中央高塔，也成為當時台北最高的建物，完全地彰顯殖民地政府希望在新領土上建立的威權。
遞信部
位於城內書院町的總督府遞信部是棟1920年代中期落成的三層樓建築，從正面氣派的圓拱入口與複合式羅馬圓柱可再次看出總督府建築師們對古典巴洛克風格的偏愛，遞信部廳舍也採用鋼筋混凝土構造、鐵製骨架拉門、特殊板壁塗料等新式工法，確保防震、防盜、防火的效果，也是台北頭幾棟擁有電梯升降設備的建築。遞信部掌管的業務十分龐雜，是控制台灣通信相關的郵政、電報、電話等業務的最高主管機關，此外與交通相關的海運、空運以及部份金融相關的匯兌、儲金等項目也歸屬遞信部管理，由遞信部管理的員工多達千人。
台北州廳
東三線道與北三線道之間，台北州廳華麗的廳舍以V型展開的姿態蹲踞於轉角處，這座1913年起造，費時兩年完工的巴洛克式建築，是總督府營繕課長森山松之助的得意之作。森山松之助與一群明治維新後受歐式風格影響的新銳建築師，因為在日本本土的傳統氣氛下無法盡情發揮，紛紛以技術官僚的身分來到殖民地參與公共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工作。除了台北州廳外，森山也參與了總督府、總督府專賣局、遞信部等重要官方建築的設計，可說是定調台北公共建築樣式的重要人物。
本町消防組詰所
要說台北城內本町最為醒目的建築，那必定是四丁目消防組那棟五層樓高的望火樓，它的功能是供值班人員瞭望台北城內的動態以隨時警戒火災。這座在1916年落成的望火樓採用鋼筋混凝土構造，在結構上領先全台他處的消防建築二十年以上，直到消防設施日漸普及的1930年代，台灣的其他地區才出現木造或磚造以外的消防建築。同時，本町消防組詰所也在1918年率先全台申裝緊急電話，有效地縮短了火災通報的時間。
總督府博物館
新公園內台北天后宮的原址上，總督府營繕課在1913年完成了一座以中央圓頂配合古希臘多力克式柱列的華麗建築，原先使用著彩票局舊樓的民政部殖產局博物館自此遷往此處，改稱「總督府博物館」正式開幕。博物館一萬餘件的展品中包括有台灣、南洋等處的地質、動植物的動物資料，也有台灣各族原住民的文物以及漢人來台拓墾的史料。1935年博覽會期間，博物館擔任「第一文化設施館」的場地，展示日本政府在台教育、社福和衛生防疫的成果，再次顯露殖民地政府積極利用博物館展示治績的目的。
都市的秩序：消防、警察與金融
消防
1935這年，想加入台北消防組的青年們有機會了！為了千歲町第二消防詰所的成立，台北舉行了招募常備消防手的考試，想得到這份工作，除了參加體能測驗外，還得通過日文、算術、作文等科目。消防是台灣眾多公共事務中較晚制度化的，1922年台北才率先全台，將義勇隊形式的消防組建置為常態編制的組織，到了今年，城內城外的3個消防組中已有了三十二名的常備消防手，也從國外引進了新式消防車與蒸汽幫浦車等打火利器，不過這時的全職消防手絕大多數仍是日本人，鮮少見到臺灣人加入。延續日本國內的消防傳統，消防組的組長稱為「頭取」，消防人員穿著制服，也穿印有隊名的法被，其中以花紋搶眼的花褲子最具特色。每年新年期間的消防演習是消防組最重要的活動，具危險性的爬梯比賽是演習中最具傳統的節目，這不僅是個刺激熱鬧的特殊競技，也是消防手展示在火場中及時反應的技藝。
警察
這張南無警察大菩薩海報中的千手警察形象，精準地描繪了日本警察在殖民地所扮演的角色，對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的民眾而言，「警察」就是統治者的代言人。雖然1935年的台灣正處於1919年以來的文官總督時期，但警察在台灣社會的權力並沒有因此削減，直接受總督府的支配的日治時期警察，代表殖民政府與台灣人民接觸並進行管理工作，也因此，警察的管轄範圍涵蓋了治安維持、地方稅務、疫病防治、戶政管理、甚至思想控制等業務，可說台灣社會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幾乎都在警察系統的監督之下，而警察的權力在實質上也超越了地方上的行政系統，讓台灣總督府對於殖民地的掌控能力達到最高。
金融
日治時期對於度量衡和貨幣的統一是日本對於台灣統治的重大政策，也是決定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之一。在清朝統治時期，台灣的貨幣種類既多且雜，各種鑄造來源的的銅錢、銀幣、銀塊都能做為交易之用，因此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後，立即著手籌備台灣銀行，並統一發行紙幣作為主要貨幣，這張正面為台灣神社，背面為鵝鑾鼻燈塔的台灣銀行券，是台灣銀行在1910年所發行的，成為往後30多年間台灣的固定貨幣。不過，台灣銀行券僅限於台灣地區使用，使日本能有效地控管殖民地中的資金流向，此外，1931年，日本大藏省頒布法令禁止日本領土內的銀行，進行金子與貨幣間的兌換，這也讓貨幣對金融活動的控制更有效也更嚴格。
都市的基礎建設：電力、廣播與郵政
電力
博覽會期間，有「台北銀座」美稱的榮町主街，商家們配合著活動期間對台北城市的宣傳，每晚亮起製作精巧的霓虹招牌，與城內臨時加設的47000多盞街燈相映，輝煌而熱鬧的夜景，是都市生活中的新奇體驗，同時也能藉由穩定供應電力的成果，展示台北現代化的基礎建設。經營台灣電力設施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成立於1919年，是總督府所投資的半公營會社，1930年代開始為了增加會社營收，推動了多次以優惠電價為號召的「增燈增燭」活動，積極地向都市的一般大眾推銷電力服務，但其實當時台灣的電價遠高於日本本土的價格，這也讓電力的獨佔經營飽受社會輿論的批評。同時，「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為提供當時工業化設施所需的電力，在台積極研發以水力發電為主的發電方式。1934年10月，台北鐵道飯店有一場盛大的宴會，為的就是慶祝耗時十五年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竣工，這項設施的完成不但登上了當時亞州最大發電廠的寶座，也將供給全台近七成的電力。
郵政
參觀台灣博覽會的遊客，在各個會場中都能找到「臨時郵便出張所」的服務，將手中的明信片寄出，與家鄉的親友分享遊覽台北的體驗。日治時期台灣郵政的最高管理機關是總督府遞信部，從日治初期野戰郵局的型式開始，台灣的郵政到了1930年代無論是島內或是與日本之間的通郵都已上軌道，在台灣島內，隨著鐵路跟公路系統的延伸，郵車和郵差可以將信件送達偏遠的村落。1935年，台北飛行場落成了，台灣的國際郵路也在定期輪船之外增加了航空郵遞的方式。人們走進當地的郵局，除了可以買郵票寄信、寄包裹以外，還可以存錢、發電報、交電費或替家裡申請當時十分稀奇的電話服務。
台北放送局
1925年左右，在台灣擁有收音機的人，只能收到日本、朝鮮、中國等地跨海而來的廣播，直到台北放送局於1931年在台北新公園中開台，全島廣播時代才揭開序幕。1935年的博覽會，收音機在一個標榜「電氣家庭的一天」的展間中出現，作著廣體操的早晨、收聽廣播節目的悠閒午後都向參觀者展現富裕而悠閒的情調。由此可見，收聽廣播此時仍是非常時髦甚至有些稀奇的活動。而台北放送局除了延請專職的播音員、組織樂團進行固定節目外，也有許多和一般市民結合的活動，如邀請中小學的合唱團演出，或舉辦特定主題的演講。中研院院士曹永和先生就曾在末廣小學校的遊藝活動中，和同學前往台北放送局表演唱歌和說故事的節目，1933年，日本皇室成員隨軍艦來臺演習巡視時，台北放送局也曾特別組織「奉迎之夜」的節目，當時包括大稻埕蓬萊公學校在內的多所學校，都曾指派學生在節目中表演唱歌。
廣播亭
台北放送局開台後，新公園中也設置了放送亭公開播放廣播節目，兩公尺的石造廣播亭採用神社宮燈的造型，亭身上鑄刻的JFAK就是台北放送局的呼號。
大稻埕：台灣人聚居的商業及文化中心
港町尋常的午後，大街上瀰漫著茉莉花與烘茶的香氣，撿茶的女工們正在亭仔腳內對著茶簍忙碌，賣東西的小販們，也在街道間穿梭。往來於大稻埕各町間的賣布小販忍不住與客人聊起這幾個月來的熱鬧景象。由於大稻埕鄉紳富商的爭取，博覽會標榜南國風情的第三會場設在太平公學校一帶，其中介紹泰國、菲律賓以及福建華南的展館全都精緻而新奇，這讓許多外地遊客走出屬於日本人的城內，來到台灣人聚居的大稻埕。
當然，年底的選舉也是最近的熱門話題，過去全由官方派任的街庄協議會會員，今年將開放一半的席位改為民選。雖然撿茶女工們以及叫賣的小販沒有投票權，但參選的蔡式穀與陳逸松辯護士，都是大稻埕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近日四處奔走演說、散發傳單。陳律師的宣傳遊行裡還有艋舺慈善機構愛愛院的院民，拉著胡琴助唱競選歌曲，十分引人注目，這番積極倡導，讓大家不管能不能參與，都對這次的選舉更關心了一些。
大稻埕一帶被當時的日本人視為「本島人的市街」，1922年的町名改正後，舊時大稻埕的區域涵蓋了大橋町、港町、永樂町、太平町、日新町、蓬萊町、下奎府町、建成町、上奎府町幾個地區。雖然日本統治後的種種建設如鐵路停靠與道路修築等大多獨厚日人聚居的城內，但仍不影響與台灣人社群的活躍，大稻埕街市上舉凡茶葉、藥材、布匹乃至各式南北貨的貿易無不興盛。同時，屬於台灣人的政治與文化理念也都萌發孕育於此地。靜修女中是全台第一所西式女子學堂，永樂座是台灣現代化戲劇的舞台，而「港町文化講座」是蔣渭水醫師推動台灣文化協會的根據地。日治時期唯一為台人發聲的《台灣民報》，也以蔣醫師在太平町的大安醫院做為發行處
太平公學校：台灣孩子走進新式學校
阿欽到公學校念書已經三年了，他是家裡第一個讀日本書的人。以前阿公覺得日本學校又是體操又是畫圖，不像個讀書的樣子，所以阿欽的阿爸和阿叔只在書房上了兩年學。其實阿爸本來想讓阿欽去讀小學校，這樣以後念中學的機會高，但阿欽家不說日語，準備了幾個月還是沒考過。但阿欽覺得還是念公學校好，至少同學都和他一樣是台灣人，言語通習慣都一樣。上不上中學阿欽不太在意，至少公學校念完，他學會日語就能回家幫阿爸阿叔做生意了。
三年級開始，都要上一整天的課，老師也從台灣人換成了日本人。他喜歡在修身課和歷史課聽先生說故事，但國語課寫作文的時候，他都希望家裡有日語流利的人可以幫他。阿欽的同學們都想加入野球隊，代表學校去校際對抗賽很神氣。但是阿欽更喜歡唱歌課，每次先生找人搬風琴的時候他總是跑第一，上課時也賣力練習，他盼望著加入學校的合唱團，有一天能到台北放送局表演。
二宮尊德象徵的教育目的
出現在台灣最多公學校門口迎接孩子們上學的銅像，不是將軍偉人，而是一個背著柴薪手拿書本用功的少年。他叫二宮金次郎，又被稱為二宮尊德，是江戶時代的貧困農家少年。據說，他在代替病故的父親照顧母親幼弟之餘，還不忘自修上進，最後不僅恢復了沒落的家業，還成為家鄉的領袖人物。他所象徵的「孝順」、「勤勉」、「至誠」與「忠實」等德目，正是殖民政府希望透過基礎教育為台灣人民養成的行為準則，因此二宮尊德的故事也出現在公學校的修身課本中，受到大力推崇。
理科課本
20世紀開始，日本的學校系統對於科學教育越來越重視，這項轉變，也讓「理科」開始進入了殖民地學生的課程中。1922年的新教育令頒布後，公學校中本來五年級才開始學習的理科課程也向下延伸，改從四年級開始授課。每周一到兩小時的理科課程所教授的內容包羅萬象，從自然現象、生物、礦物、天文、基本的物理化學，乃至於健康教育和疾病衛生知識都在理科的學習範圍內。統治台灣之初，總督府在公學校設置理科的主要動機，是為了加強民眾的基本常識以「破除迷信」，而這樣的目的到了1920年代已漸漸淡化，取而代之的目標，是讓學生習得實用的科學知識，以便應用在農業、養殖業和加工業相關的工作領域中。由這樣的課程安排，其實不難發現當時日本對於殖民地人民的教育養成，還是有意識地侷限在「實用」與「技術」的層面。
圖畫課本
公學校的科目中，音樂、美術和體育教學的出現是新式教育的象徵，從公學校圖畫課本的目錄可發現當時圖畫課的範例圖都採西式畫風，線條與色彩也十分細緻。在總督府的教育方針中，圖畫課主要是在訓練學生觀察與描繪的能力，以培養日常生活中的美感，早期的圖畫課常被視為手工科目的一環，希望學生能細心、仔細地畫出圖像。當時要成為公學校準老師的師範生，也都要學習繪製黑板畫作為課堂範例。課本中的例圖幾乎都是日常可見的物品與景色，同時也因地制宜加入了台灣本地的風景和文物。上圖畫課的時候，學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臨摹老師黑板上的示範或課本中的圖例、以尺規練習幾何製圖，或有時到校園或公園中寫生。這種以繪圖實用性為主，不特別鼓勵個人風格創作的教學風氣，一直到了1924年，才因為日本推行自由畫運動的山本鼎先生訪台而有了一些變化。他在台灣所舉辦的兒童蠟筆畫展，以及為學校教員舉辦的演講，都讓自由畫的種子埋進了台灣校園，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往後數十年間的美術教學。
第一劇場及永樂座：台北人多采多姿的劇場體驗
受到大稻埕富商陳清波先生的邀請，上海名伶小三麻子從上海帶領鳳儀京班來到台北演出。經營錦記茶行的陳家在台北赫赫有名，由其家族在大稻埕出資興建的第一劇場，配合10月博覽會的人潮隆重開幕，並驕傲地宣稱，新劇場無論是設備或規模都將超越台北所有的劇場。10月5日開幕當天，小三麻子演出拿手的《古城會》，華麗的布景、英武的關公扮相讓現場數千名觀眾為之瘋狂，也登上了隔天《台灣日日新報》的版面。鳳儀京班的風采讓第一劇場一炮而紅，成為熱門的流行娛樂場所。今晚的夜戲，小三麻子再演關公走麥城，經過一個月來的口耳相傳，才七點不到，戲迷們不管是願意掏出2圓坐特等席，還是屈居50錢一座的三等席，都沒機會擠進劇場了。想在小三麻子約滿返滬前一睹風采的戲迷，月底的全本《彭公案》可是不能再錯過的最後時機。
歌仔戲的誕生
1930年代大受歡迎的歌仔戲是唯一在台灣土生土長發展成形的戲劇型式。歌仔戲起源自早年迎神賽會隊伍中的說唱演出，經年累月融合了南管、亂彈、車鼓戲等傳統表演的唱腔、身段，又向頻繁來台公演的福州或海派京班吸收新奇的舞台技術，例如將火焰效果搬上舞台或利用電力驅動機關製造驚奇，配合即興發揮的演出方式，發展出成熟的內台商業劇種。最有趣的是，歌仔戲除了在語言上貼近台灣民眾，劇本選擇也十分靈活，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甚至近日見報的社會事件都能即時編成劇目上台搬演。雖然新鮮活潑的演出方式使歌仔戲常被知識份子與政府當局批評為傷害良善風俗的低俗娛樂，且不時受到警務機關的監視查禁，但仍不影響歌仔戲成為台灣商業劇場中賣座的新寵兒，還時常受邀至海外巡演，在福建、東南亞等地大為風行，擁有無數的戲迷。
人與神的交會：霞海城隍廟及圓山神社
霞海城隍廟
今天是新曆的6月13日星期四，但卻不是個普通的週間日，大稻埕的街道早已被等待的人群給塞滿了，因為農曆5月13日是城隍爺的生日，也是霞海城隍廟舉辦年度祭典的大日子。當七爺八爺從轉角進入視線後，街上的鞭炮隨著鑼鼓聲一塊兒響起，獅陣跟著鼓吹陣，八仙過海跟著各家商號的廣告陣頭，光是由牛車拉著的藝閣就有二、三十個。有藝旦坐彩閣，也有囝仔扮仙扮神將，在豔陽高照的天氣裡，高高的藝閣上還得支起花花綠綠的傘，甚至得吹著電扇才能繼續浩浩蕩蕩地向前移動。街道兩旁的人家看熱鬧的同時，還得關注著家裡正在張羅的酒席。迎城隍這天，幾乎家家戶戶都在請客，有些人家為了面子，就是借錢殺豬也要擺上幾桌。霞海城隍廟的祭典，每年都吸引十幾萬名香客湧入大稻埕，迎神遶境不僅是一般民眾重要的精神寄託，1920、1930年代開始，也與台灣各都會區的商業宣傳有了緊密的結合。
圓山神社
10月28日祭典紀念日當天全島放假，成千上萬的日本人從台灣各地湧入神社，明治橋頭的鳥居前人車川流不息。總督中川健藏的座車從東三線道出發，駛過東門後就走上了寬闊筆直的敕使街道。大道一路向北往圓山方向筆直延伸，跨越基隆河時，窗外可見明治橋上精雕細琢的青銅燈柱與花崗石欄杆，穿過鳥居，就是劍潭山頂肅穆的台灣神社了。在神官的引領下，中川總督與一列官員步入神宮展開祝祭。這條參拜之路，是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在1901年建成神社後，每位台灣總督都同樣走過的。台灣神社是日本治台期間，台灣唯一的一座由皇室奉獻供品的官幣大社，主要祭祀的是日本古神話中的開拓三神，以及接收台灣期間逝世於台南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台灣神社不只是在台日本人的信仰中心，也是殖民當局企圖改變台灣人民宗教和文化認同的象徵。許多從台灣各地至台北修學旅行的學生們，都在台灣神社這個必遊景點前留下珍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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