祕行緣起
為了研究1950年在西藏三區發生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幾年來我在美國、台灣、印度、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檔案館裡收集資料，並五次前往印度，在印度、尼泊爾的十七個西藏難民定居點採訪了幾百位來自西藏三區的第一代流亡者，以親歷者的口述歷史作為文獻記載的佐證。幾年努力的成果，是《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這兩本書。
2012年6月底，紐約炎熱的夏季剛剛開始，我完成了《鐵鳥》的最後校訂，並與台灣聯經出版公司談妥出版事宜。
我隨即束裝返國。幾年中，我在印度做歷史調查的時間遠遠超過在中國的時間。研究告一段落後，我應當去陪伴高齡的母親。此外，我的內心深處始終有個願望：以研究者的身分返回歷史現場。我想在茫茫草原上，在蒼蒼藍天下，在浩浩黃河邊，對那些死在解放軍槍炮炸彈下的牧人、農民、商販、僧侶，老人、婦女、孩子的亡靈說一聲：歷史絕不會因掩蓋而消失，我已將你們的遭遇告訴了全世界。
想在2012年的夏天裡進入藏區旅行並非易事。自2008年起幾乎遍及藏區的抗議事件發生後，目前行政規畫下的「四省一區」藏區形勢一直高度緊張。2009年，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發生了第一起僧人自焚抗議事件，此後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境內藏人僧俗自焚抗議事件多次發生。中國政府加強戒備、封鎖消息，藏區形勢因此更加緊張，持外國護照的旅行者被禁止進入西藏自治區，持續數月之久。旅遊旺季時，拉薩雖然向西方旅行者開放，但只能「團進團出」。在我逗留大陸期間，西藏自治區周邊四省的藏人被禁止進入拉薩。因此，我向「有關方面」提出去拉薩的申請立即被拒，倒也不出意料。
不過，我的研究重點是傳統的西藏三區之康和安多，即現今之四川、甘肅、青海、雲南藏區。除了某些「高度敏感」的地點，這些地區還是開放旅行的。因緣巧合，我無意中得到了一個在這些地區旅行的機會。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帶著簡單的行裝，把手機留在家裡，悄然而去。一路上，我和我的旅伴們儘量避開大城市，盡可能不出示自己的護照，以免引起「維穩部門」的注意，如此一來，我的藏區之行無形中成了一次祕密旅行。
幸運的是，一路還算順利，我有機會與許多普通藏人交談。我的「通行證」是我對藏區現代史的了解，以及數年前達賴喇嘛尊者給我的一份禮物。我將這份禮物揣在懷中，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將之呈現在偶然相遇的藏人面前。往往是在一聲低聲驚歎後，我當即被隨緣相遇的農夫、牧人、僧侶、體制內不同級別的藏人幹部引為「自己人」。在深山、草原、路邊小餐館、寺院一角、某家的佛堂、某人的客廳，在各種無法事先安排的地方，我與各種身分的藏人交談，了解該地的歷史與現狀，聆聽各階層藏人的心聲。
此外，我終於走到了《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中寫到的一些主要作戰地點：四川阿壩自治州紅原縣、若爾蓋縣；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興海縣中鐵溝，即「興海東南圍殲戰」的主要作戰地點；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阿萬倉鄉，即青海久治縣康賽部落與甘南瑪曲縣阿萬倉部落聯合作戰處。在瑪曲歐拉草原的一座高坡上，我站在濛濛細雨中遠眺黃河對岸的平坦大草灘—極有可能，那裡就是「柯生托洛灘戰役」的戰場。從青海黃南自治州澤庫縣城到甘肅甘南自治州碌曲縣的途中，我無意中走進了夏河縣柯生鄉──《鐵鳥》中的人物之一，阿媽卓嘎吉的家鄉。
就這樣，在四省藏區，我與九寨溝、臥龍、花湖、黃龍等「國家級景點」擦肩而過，以一個旅遊者的身分，進行了一次特殊的旅行。我懷著極複雜的心緒，穿行於歷史與現實之中，在現實中窺見歷史的映射，又在歷史中看到現實的因由。
本書是這次旅行的記錄，書中圖片也是我在途中拍攝的影像記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必須隱去一些人的名字，以及我與他們交談的地點。
卓克基的故事
卓克基土司家系始於1286年，終於中共建政後，共傳承十八代。紅軍進入卓克基時，當時的土司是第十七代，藏名桑朗澤讓，漢名索海寰，字觀瀛。莊學本在《羌戎考察記》裡說他是個「漂亮的土司」，「威容真和皇帝一般」；還說他能講很流利的官話，他的書房叫「蜀錦樓」，藏有不少藏漢文書籍。
1935年6月24日，紅一方面軍前衛第二師第六團過夢筆山，就在這一帶跟卓克基土司率領的兩百名部落武裝遭遇。部落武裝埋伏在半山的峽谷，打死了帶路的通司（翻譯），雙方開戰。部落武裝武器簡陋，加上下雨，火藥受潮，他們死傷六十多人，敗退回寨，紅軍緊追，雙方且戰且走，糾纏了兩天。
後來成為上將的楊成武回憶說，他們快到卓克基時，老遠就看到一座「頗為宏大的建築物」。到了近前：「這土司宮……足有十幾丈高，全部是用石塊砌成，在這偏僻的山區更顯得巍峨瑰麗。」在卓克基，迎接紅軍的是從官寨裡射出的子彈。這場戰鬥持續不久，土司看到紅軍發射的信號彈，以為是某種神祕武器，大驚之下棄寨而逃，紅軍占據了官寨。
紅二師在卓克基停留了幾天後開往馬塘。6月29日，紅九軍團司令部駐進官寨。該部測繪員林偉在他的日記裡記載，他們在卓克基住了一周，多數時間都在附近一帶搜尋糧食。7月2日凌晨，「七、八千反動藏軍由松崗、馬爾康兩路來襲」，官寨被團團包圍。部落武裝占據官寨周圍的山頭，居高臨下朝官寨開槍，同時還大喊大叫。紅軍沒有翻譯，聽不懂他們喊什麼，司令部只得急電駐在馬塘的紅八團，令其前來解圍。
雙方僵持到上午，紅軍把迫擊炮搬到樓頂，朝部落武裝發了幾炮，「反動藏軍」這才撤走。此役紅軍傷亡十餘人。
第二天，中央機關進駐卓克基土司官寨。毛澤東住進索觀瀛的書房，離開官寨時，順便帶走了一套線裝本《三國演義》。
在卓克基，紅軍官兵各自忙碌。部隊已近斷炊，士兵們四處「籌糧」，割青稞、挖土豆、找牲畜……搜羅一切能吃的東西。紅四方面軍在藏區時間較長，對「籌糧」經驗豐富，他們教會紅一方面軍的士兵在藏人家裡尋找「窖藏」的方法，頗有成效。當時卓克基土司轄下有四十七個農、牧業寨子，全部人口不足兩萬，而僅紅一方面軍的人數就超過了當地總人口。
這段時間裡，臨時中央的領導們忙著開會。總政發布《關於糧食問題的訓令》，中央軍委發布《關於組織別動隊籌糧辦法》，中央則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康藏西番民眾書—進行西藏民族革命運動的鬥爭綱領》這份文件。
研究1956-1962年藏區發生的戰爭時，我在一部中央統戰部內部發行的資料集中找到了這份文件的全文。文件沒有日期，注釋說明這是一份草案，是在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後寫的。文件一開頭就鼓動康藏民眾「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中國軍閥和本國的統治階級，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權」，還闡述了「康藏民族解放運動」的目標：「康藏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是要徹底的脫離英國和中國而獨立，實行民族自決，只有與英國和中國進行徹底的分裂，才能使康藏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解放。」文件顯示，當時的中共不僅把康、藏看成與「中國」不同的國家，還認為「民族自決」就是要與「英國和中國」徹底脫離和分裂。這是一份明確鼓動「藏獨」和「康獨」的文件。
當時我有點疑惑，兩軍會師後，張聞天等人已經明白，在川西建立根據地繼而「赤化全川」的可行性不大。會師不到兩週後通過的「兩河口會議決議」，確認「大小金川流域在軍事政治經濟條件上均不利於大紅軍的活動與發展」，決定北上開闢「川陝甘蘇區」，為何要在幾天後通過「進行西藏民族革命運動的鬥爭綱領」呢？
從目前資料來看，這份文件的起草與通過可能與在兩河口通過的《關於松潘戰役的計畫》有關。根據這一計畫，實行「松潘戰役」時，以理番（今理縣）、卓克基、阿壩為後方，且以卓克基為總後方，並在這一地區留下一支遊擊隊，「將這一地區造成蘇區」。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加強少數民族工作」。鼓勵康藏民眾與「英國和中國徹底分裂」，是為了換取當地土司和民眾的支持。
有關紅軍長征的研究和文件中，幾乎都未提到這份文件的內容，最多提到文件名。2011年出版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二冊中收入這份文件，但刪去了「徹底的脫離英國和中國而獨立」這幾個字。
滂沱大雨中，我進入茫茫草地
一直想去阿壩縣，是因為在這個川、青、甘三省交界地區，發生過許多現代史上鮮為人知的事件。在形形色色的「宏大敘事」中，那些事件不是被掩蓋，就是語焉不詳，特別是有關紅軍長征的那段歷史。長征期間，紅一、二、四方面軍都經過藏區，在阿壩境內累計達十六個月，其中駐留時間最長的是張國燾部，他們在阿壩走過的地方也最多。可是，幾十年裡，關於長征的「英雄主義」宣傳基調掩蓋了「流寇主義」的行為，以及那些行為造成的後果，使得此後發生的事件看上去成了無源之水。
1935年8月，朱德和張國燾率左路軍自卓克基出發，北上阿壩。在龍日壩附近，他們遇到楊俊紮西所率的部落騎兵阻擊。數千藏騎試圖阻擋紅軍進入阿壩。兩方在龍日壩附近接觸後，藏騎潰退。對於紅軍在其他地區的行為，阿壩各部落早有所聞，於是各部落民眾集體逃亡。楊俊紮西帶領全家逃到果洛。
朱、張率部到達阿壩。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我們西行三天，通過草地，順利到達阿壩。這裡是這一帶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邊的一個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稱。阿壩的大喇嘛廟建築雄偉精緻，極為壯觀。這個大喇嘛廟的兩側，還有幾個較小的喇嘛廟，四周有數千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戶的店鋪，結成一個長方形城市，大小等於內地的一個普通縣城。這裡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靜的大金川穿流期間，河邊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圍有更廣闊的美麗草原。我們到達這裡時，喇嘛大多已逃亡了，留下的糧食卻能供我軍幾個月之用。」
這座雄偉精緻的寺院就是阿壩格爾底寺。
左路軍總指揮部設在格爾底寺，朱德、張國燾等領導人住在大殿樓上，軍隊分散住在寺院裡。他們找到未及逃跑或者留守看家的五十多名藏人，召開了「群眾大會」，宣布成立「川陝省阿壩蘇維埃政府」，選出了名叫俄紐的十八歲女孩當主席。這個「蘇維埃政府」並無任何活動，張國燾率部南下後，「阿壩蘇維埃政府」也就自動解散了。
九月中旬，張國燾在格爾底寺大殿裡召開「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即「阿壩會議」，就下一步是「北上」還是「南下」的問題，與會者發生了激烈爭辯，「省委擴大會議」幾乎開成了「鬥爭會」。會後，左路軍離開阿壩，沿阿曲河南下，返回馬爾康。
紅軍離開後，在山裡躲了一個多月的僧俗民眾返回家園。他們看到寺院一片狼藉，一百多個銅質轉經筒只剩下一個，其餘不翼而飛。大殿裡的壁畫全部遭到破壞，有的壁畫上寫了他們看不懂的漢字，有的被塗抹。大幅唐卡有的被鋪在地上充當坐墊，有的被用來作避雨的篷布，佛像的手臂被卸掉，經書被燒，有些殿堂被拆掉，木料用來生火。一些民眾家裡也遭到破壞，藏起來的糧食、酥油統統被搜走。
在阿壩草原地區，每隔數百里就有一座寺院。在人煙稀少的高原草地，寺院有多種功能，也是一個部落或者一片地域的中心。紅軍進入藏區後，很快發現土司官寨和寺院是駐軍和補充給養的好去處。他們所到之地，寺院受到無妄之災，有時候甚至被一把火燒掉。藏人對此深惡痛絕。這一帶的藏人世代以遊牧為生，他們與世無爭，在高原水草地裡過著自給自足的日子。1935至1936年，紅軍在上、中阿壩先後籌集了三十多萬斤糧食，留給當地藏人的是歷史上第一次饑荒。
雖然紅軍長征是發生在我出生前二十年的事情，但在我成長的年代裡，一直到今天的中國，沒有人不知道長征，沒有人不知道長征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但是，紅軍長征的一路上發生了什麼，我們其實並不知道。我們對長征的認知，來自於毛澤東的一首詩，那首七律的八句中有四句寫的是紅軍經過藏區。還有來自於宣傳部門的描述，譬如我們青少年時代熟悉的《長征組歌》，以及經過粉飾的「老紅軍回憶」。在這些詩詞和回憶錄中，紅軍長征是悲壯的英雄史詩。長征是「播種機」，播下了革命的種子；紅軍所到之處，民眾夾道歡迎，紛紛投身革命。我們根本就沒有讀到過別人所描述的紅軍長征。事實上，紅軍長征從江西出發後一路上經過的地方，今日的老百姓已經無人知道當年情況，除了新編的地方志裡可能有一筆帶過，可以說大軍過後如今已了無痕跡。只有藏區除外。紅軍長征留在了藏人的集體記憶中。
當我們沿著當年紅軍長征的足跡一路走來，來到藏地的山谷草原，身臨其境，常識出現，英雄史詩的宣傳頓時化為碎片。自古兵法講「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紅軍也是要吃飯的，幾萬人的軍隊，一頓飯要吃掉多少糧食？可是長征卻是一支沒有先行糧草的遠征軍，吃飯問題是怎麼解決的呢？毛澤東的詩詞和《長征組歌》裡都沒有說。我們從革命回憶錄裡知道，紅軍在長征途中是一路自籌糧食的，走到哪裡吃到哪裡。在漢地，那就是靠「打土豪」來解決。「打土豪」後，紅軍帶走從「土豪」和商家搜到的糧食、現款、金銀珠寶等，紅軍帶不走的田地、房屋、傢俱、農具等則分給農民。因此，「中國革命」的早期一直是「打土豪，分田地」，而非「打土豪，分財富」。到了藏區，紅軍用的也是同樣辦法。問題是藏區人口少，存糧十分有限，而且，這些糧食對於生活在嚴酷而封閉的自然環境下的藏人來說，是生存的必需。生活在深山和草原上的藏人和漢人不同，他們是沒有地方可以逃荒，沒有地方可以乞討的。沒有了當年收穫的糧食，下一年怎樣活下去就成了嚴峻問題。可是，對於紅軍來說，吃飯問題更是生存必需，既然到了這個地方，就只能吃這個地方。於是，糧食問題就成為紅軍過藏區的主要問題。
紅軍搶走了藏人的糧食和牲畜，而被搶走了糧食的藏人是如何度過以後的日子？他們因此而經歷過怎樣的困難生活？我們沒有見到過任何文字記載。這一事件也一定給紅軍的領袖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幾十年後都提起過，紅軍虧欠了藏民。如今我們沿著紅色旅遊線一路走來，對當年紅軍搶糧、藏人護糧的情景，只能從紅軍將領自己回憶錄的零星流露裡略知一二。然而，只有了解「英雄史詩」背後的史實，才能理解，今日藏區發生的一切，並非毫無前因後果。
中國建政後的幾十年中，阿壩地區發生過一系列事件。1950年代初，中共軍隊在這一帶追剿國民黨殘餘部隊，一直打到1953年。1956年，中共開始在草地推行「民主改革」，建立「牧業合作社」，把富裕人家的牲畜集中起來辦「公私合營」牧場。「合營」幾年後，牧場變成「國營牧場」。對藏人來說，當年的紅軍又來了，這回不但對他們的掠奪更徹底，還要改變他們的社會結構、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民主改革」開始不久，藏人就奮起反抗。1958年，中共在「宗教制度改革」運動中，大規模摧毀寺院，藏人反抗更加激烈。這就是官史中偶爾會提到的「草地叛亂」事件。
文革期間被官方定為「新叛」的「紅成事件」，也是從阿壩縣開始的。這個事件後來蔓延到青海和甘肅，數十萬人捲入，全部死傷關押人數至今未公布。這一事件造成無數冤案，根據後來的阿壩州委書記楊嶺多吉回憶，「紅成事件」在阿壩州涉及阿壩、紅原、若爾蓋、壤塘四縣以及松潘的毛兒蓋地區，當時那幾個縣總人口不過十五、六萬人，「叛亂分子」就定了三萬人。1980年代初，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指示四川省委重新審查這一事件，後來定為冤案，成千上萬的受害人才得以平反。
1958年的「民主改革」中，紅軍住過的阿壩格爾底寺和查理寺是「重點改革」目標。阿壩格爾底寺逃過一劫，據說是因為朱德曾在寺裡住過。然而，這座寺院沒能逃過文革。1968年，阿壩格爾底寺被拆毀。現在的寺院是1980年後重建的。
2008年的「拉薩事件」發展成整個藏區的事件，阿壩民眾上街抗議時，武警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打死二十多人。2011年，阿壩格爾底寺發生第一起自焚抗議事件。此後，藏人自焚抗議事件此起彼伏，引起全世界關注，阿壩縣格爾底寺也成了「重中之重」的「維穩目標」。從2008年到現在，阿壩一直是「高度敏感」地區。
縱觀歷史，可以說中共與阿壩藏人從第一次接觸開始，至今處於不同形式的對抗狀態。
在209和302號省道分岔的三角形路口上，我們沿209號公路直行。我靠在椅背上，看著302號省道朝西彎去。我與阿壩就這樣擦肩而過。
藏在「第一彎」裡的往事
黃河首曲經過青海黃南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藏族自治縣、甘南州瑪曲縣、四川若爾蓋縣和青海果洛州久治縣。這幾個縣都是1956年到1962年青藏高原上那場祕密戰爭的戰場。幾年來，我無數次對著地圖、軍事作戰圖，參照兩方親歷者的口述和回憶，將歷史的碎片一點一點地拼攏，讓沉落在歷史深處的事件漸漸浮現。
根據中共官方資料，1955年初，若爾蓋的形勢開始緊張不安。資料未提引起形勢緊張的原因。但是，中共進入草地後，大小軍事行動不斷，在與國民黨殘部作戰的同時也打擊反對中共的部落武裝。當時甘南碌曲、若爾蓋、黑水等地部落對中共並無好感，幹部、測量隊、郵遞員等常常遭到襲擊，甚至人數不多的軍隊也時常被藏人伏擊，沒有資料顯示那些襲擊是有組織的「叛亂」，更像是少數人的隨機行動。軍隊「剿匪」時不分青紅皂白大開殺戒，1954年2月，軍隊在現在的若爾蓋凍列鄉然多村打死打傷「無辜群眾」三十多人，即至今詳情不明的「然多事件」。
1954年，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推行到若爾蓋。這一地區糧食產量有限，1950年之前，全縣約六點一萬畝土地，各類糧食產量約三百一十萬公斤，按照當時的總人口，平均每人一個月不到九公斤。1955年初，當地牧民和回民就到工委請願，要求解決糧食問題。這一年，中共在若爾蓋農區，即紅軍曾大規模「籌糧」的巴西、阿西茸等地開展土改，至十一月下旬結束。
1956年3月，中共開始在若爾蓋農區設立稅務所，同時國營唐克農場在唐克部落的草場上大規模圈地開荒，唐克部落的牧民被禁止進入他們原先的牧場，政府還命令他們交槍。在政府看來，土地草場統統都是國家的，政府可以為所欲為；而在牧民部落看來，草場世世代代就是他們賴以維生的駐牧地，歷史上從未有外來人占據他們的牧場，而且政府一邊在產糧區實行統購統銷，控制農民的口糧，一邊又在牧區大規模開荒屯墾，擠壓牧民生存空間，加上「老紅軍」留下的歷史傷痕，兩方的衝突難以避免。
1956年4月，就在阿壩州政府宣布「農區基本完成民主改革任務」之後不到半年，各部落紛紛起事，參與者約三千五百多人，加上甘南的幾個縣和青海果洛、班瑪等縣，總共約十六萬人參與。中共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川、甘、青邊境聯合指揮部平叛前線指揮部」，派至少三個團進入草地。這年6月21日的新華社《內部參考》報導：「若爾蓋地區在我軍到達後共打死、打傷、俘獲敵人二千多人」；《若爾蓋縣誌》提供的數字是「擊斃五百二十五人，打傷二百六十二人，俘二百三十一人，投降一千七百八十七人」，這僅僅是1956年的資料。
這年十二月，中央慰問團到阿壩訪問期間，與若爾蓋部落頭人們談判。當時唐克部落頭人華爾謙和部落民眾逃到麥窪地區，華爾謙表示對四川政府不滿，要求移居甘南；並派人提出十一項條件：一、政府賠償部隊打死的十三個部落老民家屬；二、部落百姓願住哪裡就住哪裡；三、本部落的積極分子和幹部交由部落處理；四、繳獲的物資不予退還；五、談判過程中若發生衝突，部落不負責；六、不再外出參觀；七、唐克農場不再開荒；八、對保護宗教作出切實可行的規定；九、投降時間推遲一個月；十、不交槍；十一、與其他部落領袖喝血酒盟誓，如政府再有錯誤，則聯合反抗。
這十一項條件很清楚地說明了唐克部落反抗中共的原因，同時也顯示唐克部落頭人的態度：他認為自己有權按照他們的傳統來解決衝突，而且，如果政府有錯在先，部落有權反抗。用現在的話來說，唐克部落頭人這些條件表現出明確的「權利意識」。然而，對政府來說，向政府提條件本身就是「驕橫」、「氣焰囂張」。雖然中央慰問團與唐克部落達成了七項「解決問題」的協定，對唐克頭人十一項條件中的一、二、六、七項作出讓步，換取唐克部落的投降，但這只是權宜之計。中共不會因為藏人的反抗而放棄對藏區的粗暴社會改造。
……
我曾多方尋找向中央慰問團提出十一項條件的末代唐克部落頭人華爾謙的下落，但至今沒有找到任何關於他的信息。這個當面向中央慰問團道出「政府再有錯誤，部落還將反抗」的部落頭人，不知何時消失在草原深處。「政府有錯，民眾有權反抗」，當今中國此起彼伏的維權抗爭行動，背後的信念不正是如此嗎？
「請告訴他，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從合作寺去拉卜楞寺的途中，我們在一家藏人開的小店裡吃飯。就在這家路邊小店裡，我遇到了兩個藏人失地農民。
聊天是從店裡的佛龕開始的。我問正在為我們蒸藏式包子的女店主，佛龕上的那些照片是什麼人？女店主不大會說漢語，她走進旁邊的小單間，叫來兩名顧客。這兩人穿著漢式衣服，一個是滿面風霜的中年人，看上去約五十多歲，另一個還年輕，看上去不到三十。中年人為我介紹：戴眼鏡、穿金色藏袍的是第六世嘉木樣仁波切，黑白照片是貢唐倉仁波切……我輕聲說：「沒有嘉瓦仁波切嘛。」
兩個人楞了一下。稍頃，年輕人低聲對我說：「不會擺在這裡。」我點點頭。
H和我跟著兩人走進小單間。我對他們介紹自己，然後拿出哈達裹著的小黃包，分給他們一些藥丸，H從外衣的內袋裡取出兩條吉祥結，雙手捧著送給他們，告訴他們這是「嘉瓦仁波切加持過的」。兩人雙手接過吉祥結，輕觸額頭，然後鄭重地繫在頸上。
我問他們：「你們的生活還好嗎？」
中年人眉頭緊鎖，沉重地歎了口氣：「壓力很大。」
「什麼樣的壓力？」我問。
「窮，日子不好過。」他回答。
他告訴我他們兩個都是農民，家裡的地被徵收了，沒有地，沒有收入，生活艱難。
「地被誰徵收了？」我問。
「政府收了，修公路。」年輕人說：「你們是走合作那條路過來的吧？徵地就是修那條路。」
從瑪曲返回二一三號國道，公路相當不錯。路修在狹窄的山溝裡，路兩邊不時可見村莊梯田，靠近路邊的很多梯田已經被劃入「退耕還林」區，地裡種的不是莊稼，而是松樹苗。路邊常常看到有關植樹造林、旅遊興州的大型宣傳牌。一路上我們都誇路況不錯，完全沒有想到，在這樣狹窄的山溝裡修路會占用溝裡的農田，加上路邊種樹占用的地，對農民來說這意味著什麼。
「徵地給錢嗎？」H問。
「給一點。」年輕人說：「一畝莊稼地給兩萬六千塊錢，一畝草灘一萬塊，河灘三千塊。」
我拿出筆記本，邊記邊問：「就這麼點？」
中年人說：「就這麼多。地沒有了，一家人吃的糧食都要買。這點錢花不了多久就沒了。」
「那你們怎麼生活呢？」
他長歎一聲：「到城裡去做苦工，什麼活都做。壓力很大。」
我問年輕人：「你的日子過得好嗎？」
年輕人搖頭：「壓力也很大。溝裡靠河邊的地沒有了，坡地又沒法種。」
「為什麼沒法種？」
「不讓種莊稼，只能種樹。你們在路上看到沒有，路邊上的地裡都種上小樹。」
他告訴我他有兩個孩子，都在讀書，他和妻子都為孩子們未來的學費發愁。孩子上小學和初中不需要學費，但要想讀到高中以上的話，各項費用一年要花一萬二到一萬三千塊錢。我想起來，中國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也就是從小學到初中這個階段是免費的，高中需要交各種費用。
「考高中分數線是六百分，差幾分就要花錢買。一分要花幾千塊錢。」年輕人說。
這顯然是學校的生財之道。年輕人說，他打算讓孩子們讀到初中畢業就回家幹活，高中以上讀不起。在內地常聽人們抱怨政府對非漢民族的特殊照顧，其中一項是非漢民族學生高考可以加分。但是，享受此類照顧的前提是學生能進入高考，如果他們由於貧窮連高中都上不起的話，「照顧分」對他們毫無意義。
自從1950年代以來，中共對非漢民族的政策實質上一直就是「胡蘿蔔加大棒」，在宣傳上則是以少量的「胡蘿蔔」來掩蓋嚴酷的「大棒」。藏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都被深深掩蓋，藏人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也不為人注意。在目前的中國，失地農民的抗議是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來源之一，但藏人失地農民無法抗議。藏人的一切抗議活動，無論是為保留藏語文教育，還是抵制採礦造成的環境污染，都會被貼上「藏獨」標籤，遭到嚴酷鎮壓。
窗外傳來摩托車的聲音。我回過頭，見一個小青年把摩托車停在窗下，走進餐館。我對面的年輕人神色慌張：「不能說話了，這裡不安全。」
我把小筆記本放進衣袋裡，低聲對兩個失地農民說：「我們過兩個月要去『那邊』，你們有什麼話對仁波切說嗎？」
中年人含著眼淚對我說：「請你告訴他，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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