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新聞，也見證歷史！
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三時。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此時此刻正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兩岸領導人會談」。我原計畫趕赴歷史現場見證採訪，卻因出席正在北京飯店十八樓舉行的《首屆兩岸媒體人聯席會：北京座談會》，只能留在北京同步觀看央視直播千里之外的「馬習會」。此時，遠眺北京飯店窗外的紫禁城，帝都正飄落入冬以來的第一場細雪。
「馬習會」是自一九四九年兩岸分裂分治以來，兩岸舉行的最高級別的領導人會談，也是兩岸談判史上的一次重大進程。遠的不談，從一九八六年，一架華航貨機飛入廣州白雲機場，揭開兩岸歷史性的談判序幕之後，卅年來，兩岸的談判協商，經歷了兩航談判、奧會談判、紅會談判、兩會商談，以至國共之間高層政治對話等各種型態的溝通，形成了具有兩岸特色的談判對話模式。
歷史性的「馬習會」，雙方互稱「先生」，會面定位為「兩岸領導人會談」，避開仍屬高度敏感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的稱呼，兩岸當局展現「擱置爭議，務實協商」的政治智慧與理性態度，顯示雙方在積累卅年的協商談判、交流互動的豐富經驗之後，已能逐步領悟「求同存異」的談判真諦，雙方建立的互信基礎，更為兩岸最高領導人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世紀之握」。
「北京一下雪，就變成北平！」兩岸主權的核心爭議，正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和平相處的問題。歷史場景回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城。十月一日
，下午三時。紫禁城的天安門城樓上，剛當選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澤東，率領參與全國政協會議的民主黨派代表出席「開國大典」，毛澤東透過廣播，以濃重湖南鄉音大聲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當天，國民政府時期的「北平市」，再度改稱「北京市」，並成為新中國首都。幾個小時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派出的第一批「外交使者」，騎著破舊自行車，穿梭於各國駐華機構，遞交毛澤東當天簽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及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簽署的新中國第一份外交公函。
應邀觀禮「開國大典」的蘇聯總領事齊赫文斯基，回到總領事館，就收到外交部禮賓司科長韓敘送達公函，周恩來在公函說：「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表了公告。現具函將此公告送達給您，並希望您轉給貴國政府。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建立正常外交關係是必要的。」
這是新中國開展外交工作的濫觴，更是國民政府與新中國啟動漫長外交零和鬥爭的歷史起點。十月二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在莫斯科發表聲明，決定承認北京的新中國，並將建立蘇中外交關係，兩國互派大使。同時，蘇聯也宣布將斷絕與廣州國民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撤離蘇聯駐廣州的外交機構。
國民政府此時雖已撤到廣州，但雙方的外交鬥爭並未完全結束。十月三日，美國政府在華府發表聲明，承認在廣州的國民政府仍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華府的聲明，並沒有因國民政府的軍事失利，政府機構遷徒，而有所動搖。美蘇各有抉擇，既反映二戰後的對峙格局，也呈現國共所面臨的複雜國際情勢。
國民政府雖處於「流亡狀態」，但美國重申外交承認，對國府確有「振奮士氣」的激勵作用。蔣介石當時已下野，李宗仁代總統又無心政務，行政院長閻錫山即成為最高行政首長。他在新中國成立第四天，十月四日，在廣州發表的《為共匪在北平成立偽政權告全國同胞書》，即成為兩岸分裂分治史的重要文獻。
這是遷徙於廣州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首度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對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的第一份政治聲明。根據閻錫山秘書原馥庭老先生廿年前贈送給我，行政院秘書處於一九五○年編印《閻院長政論輯要》上冊記載的聲明，其遣詞用字，全是國共敵對時期的「經典詞彙」，該聲明全文如下：
「全國同胞們！此次共匪在北平成立偽中央人民政府，是共匪出賣祖國的最具體的表現，它不僅將斷送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並且要準備著把我們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與全國同胞的性命，供給另一個國家作侵略世界的犧牲。政府為救國救民，並維護世界和平，一定要貫澈戡亂國策，並與世界反侵略國家，共為反侵略而奮鬥到底。
我們全國同胞，一定要認識共匪的北平傀儡政權，如同日本帝國主義所導演的汪精衛漢奸政府一樣，它是蘇聯卵翼下的一個出賣國家主權的國賊政府，這個偽政府是專為蘇聯的利益，完全為蘇聯効力的。我們全國同胞，必須認識這與歷代的改朝換帝不同，萬不存敢那個朝廷不納糧的心理，本漢賊不兩立的精神，同共匪拼命到底，以保障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
全國同胞們！北平傀儡政權的成立，為我國家民族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禍害，我們只有實行反共保民總動員，有錢的出錢，大家出力，以毀產保產、拼命保命的精神，來保國、保民、保身家，我們要知道，共匪是世界的敵人，它不只是不容於中國，更不容於世界，只要我們同共匪戰鬥，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全國人民的。」
當年四月，解放軍在攻陷南京後，軍事行動屢傳捷報，六月間，中共提出談判條件，準備與國際社會建立外交關係，條件大致有三：第一，外國武裝部隊必須自中國撤退；第二，國際關係必須以平等互惠，尊重彼此之獨立領土完整爲基礎；第三，必須撤銷承認國民政府。這種「零和遊戲」的外交爭鬥，攸關國共政權的存亡絕續，六十六年來，除近年的「外交休兵」，雙方從未實質妥協。
輾轉遷徒於廣州、重慶、成都的國民政府，因在西南各地與解放軍部隊展開的軍事鬥爭節節敗退，對外工作只能緊緊抓著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才能維持與中共抗衡的形勢。相對的，共產黨人在宣布建立新中國之後，趁勢拉攏蘇聯、英國，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全面開展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希望透過更多的外交承認，創建有利的國際環境因素，解決國共內戰所遺留的兩岸統合問題。
採訪兩岸關係與談判協商，經常碰觸的是：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後所遺留的主權分裂、治權分治的複雜難題，或兩岸不同政治體制呈現的絕對矛盾，即成為採訪歷程難以迴避的敏感課題。曾幾何時，兩岸研討會上，大陸學者只要聽到「中華民國」，不是爭的面紅耳赤，就是怒目相視，拍桌走人。如今，兩岸領導人見面，談笑用兵，還大談總統府、中華民國，顯現兩岸對話正在務實開展。
一九九○年三月廿七日，我第一次到北京採訪大陸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期間，參加兩會新聞中心舉辦的中國外長記者會。由於當時「六四事件」即將屆滿一週年，兩岸爭取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關貿總協GATT，即世貿組織WTO的前身）正進入關鍵的角力階段，北京對台灣爭取入會的政策動向，自然受到中外記者的關注，台灣記者更希望在中國外長的記者會爭取提問機會。
兩會新聞中心發言人姚廣很快點到了華視記者李艷秋，她問到台灣媒體關切的「中共對台灣申請加入GATT的立場是什麼？」中國外長錢其琛答稱：「台灣既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台灣就沒有資格加入GATT，唯有在中國的同意之下，台灣可以一個中國內部單獨關稅領域的身份，申請加入GATT。」針對錢其琛無視於台灣事實存在的強硬說詞，台灣記者紛紛舉手，準備追問。
現場三、四百位中外記者出席的外長記者會，爭相提問各式各樣的國際外交或與中國的雙邊問題，台灣記者想爭取第二個提問機會並不容易。在記者會結束前五分鐘，姚廣終於點到我。我即刻追問錢其琛有關GATT的問題：
「剛才錢外長強調，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就沒有資格加入GATT，但你忽略了一項事實，即在兩岸關係仍未改變之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國際社會所分別承認的兩個國家，或兩個政治實體；是不是台灣李登輝總統領導推動的務實外交政策，已對中國的外交決策部門構成壓力或困擾，你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領導人，你有何評論？」
錢氏對我的提法似乎很有意見，當我提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時，已可看到他不耐的表情。他在外交部翻譯將問題翻成英文之後，立刻答復說：「台灣當局最近也曾聲明，只有『一個中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國際社會所普遍承認的國家。同時，聯合國及其他的國際組織，也都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因此，你所說，世界上有『兩個中國』的說法，是錯誤的，我必須當場糾正你！」
其實，我只是客觀敘述兩岸現狀，就如同馬英九在「馬習會」提到「中華民國憲法」的敘述一般，我當時並沒有使用「兩個中國」用語，也無意渲染兩岸政治矛盾，但錢其琛卻在大會堂公開糾正我的提法。錢其琛作為中國外長，他的反應與答復，我完全可以理解。尤其，一九九○年代初期，兩岸剛開始交往，彼此對政治分歧正在相互探索，外交部門的反應，無非就是「政治正確」。
兩岸關係的互動發展模式與變化歷程，應該是舉世罕見的特殊類型。從廿五年前，中國外長為了「中華民國」的稱呼，公開糾正台灣記者的提法，以至廿五年後，兩岸最高領導人都已雙邊會談，把酒言歡，甚至還不時談到「總統府」、「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等敏感話題，雙方也都坦誠溝通，各抒己見，兩岸價值觀的相融，兩岸歷史觀的整合，出現了值得關注的最新發展趨向。
一九九三年四月廿七日，在新加坡海皇大廈登場的「辜汪會談」，為兩岸政治對話揭開了歷史新頁，舉世矚目。不過，辜汪會談外的另一個場景，廿餘年來，始終歷歷在目。剛和汪道涵握手，回到香格里拉的辜振甫，一改談判桌上的和顏悅色，怒氣沖沖地說：「這種談判怎麼談呢？對方出招，要談經貿，要談三通，我們卻不能接招，也不能回應，讓黃昆輝（陸委會主委）自已來談吧！」
新加坡香格里拉的這一幕，每回想到辜老先生的談判身影，我的影像記憶經常浮現這經典畫面。李登輝執政期間的「海陸大戰」，總是讓人感傷。作為媒體工作者，海陸兩會砲火相向，雖增添不少新聞題材，但海陸「內鬥內行，外鬥外行」，激烈互鬥氣氛「比反攻大陸還緊張」（陳榮傑語）。在兩岸談判桌邊「觀戰」時，我常思考：台灣內部理念分歧的談判團隊，意識型態對立的藍綠政黨，坐上兩岸談判桌，如何抵擋談判紀律嚴整、政治意圖強烈的中共代表團？
隨著兩岸形勢變遷，兩岸之間的授權協商、國台辦與陸委會的業務商談，甚至兩岸領導人都已實現面對面會談，雙方對歷史遺留各項政治分歧的逐步解決，出現良性發展趨勢。雙方近年對涉及主權等敏感議題的分歧，都能坦率地開展溝通對話，顯示雙方的耐心與信心指數都在穩定增長，這應有利於政治分歧的理性解決。然而，二○一六年之後，台灣政黨生態的全新變化，台灣政局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也正在對兩岸關係發展前景形成不可預測的變數。
大陸涉台智庫近年對政治分歧的解決模式，已提出愈來愈多富有創意的建議方案，包括上海、廈門部分務實派學者，已敢於在學術研討會，公開倡議思考兩岸政治統合議題時，應務實、理性面對涉及中華民國的問題，這是無可迴避的課題。同樣的，在開展高層對話過程，台灣愈來愈直接地傳遞「中華民國」的聲音，並建議大陸應務實面對歷史事實與政治現實，這是必然要面對的課題：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辜振甫在北京對江澤民說：「江先生，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要有所突破，大陸方面總要務實地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二○一四年二月十八日，連戰在北京對習近平說：「大陸應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問題，這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穩定和平發展是一項重要資產。」
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馬英九在新加坡對習近平說：「兩岸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達成的『九二共識』，內容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其涵義可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我方表示內容完全不涉及『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與『台灣獨立』，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不容許的；這樣的定位非常明確，也獲得台灣多數民意的共識。」
「馬習會」譜寫了兩岸談判新篇章，但新篇章帶來的究竟是「和平的新局」或「動盪的年代」，仍是不確定的未知數。從兩岸走過卅年接觸談判、溝通對話的經驗可以確定的是，「馬習會」不是兩岸談判的最後結局，「馬習會」只是兩岸開展大談判時代的起點。無論任何政黨執政，任何人當選台灣領導人，持續開展各種形式的溝通對話，將是維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由之路。
過去廿五年來，隨著兩岸關係跌宕起伏、談判協商模式不斷變化，我幾乎全程採訪並見證了兩岸談判協商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發展進程。從香港會談、辜汪會談、港澳主權移交、博鰲論壇、國共論壇、兩會復談，以至中共十五大以來的黨政動態，個人採訪經歷與兩岸關係發展史，已形成緊密連結的「新聞共同體」，終能體會到所謂「新聞是明天的歷史，歷史是昨天的新聞」的真義。
我經常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見證到中國政局與兩岸關係變化的歷史時刻，而東大廳那幅萬里長城圖所題寫毛澤東〈浪淘沙‧北戴河〉的詩詞：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總是讓人意會到兩岸風雲變幻，猶如滾滾波濤迎擊而來，兩岸關係未來發展，誰主浮沉？
狄更斯在《雙城記》曾描述，「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一九四九年以來，台海兩岸也曾經歷砲火相向、戰雲密佈、敵對冷戰、人道探親、經貿合作，以至和平發展的漫長歲月與發展歷程。卅年來，兩岸接觸、對話、溝通、協商、談判的發展路線圖，從蔣經國／鄧小平，李登輝／江澤民，陳水扁／胡錦濤，馬英九／習近平，兩岸高層決策較量過程，構築起一個跨越四個世代的《談判時代》，主導並決定了兩岸政經社會的發展走向。
正值「馬習會」期間，在北京遇見同樣出席首屆兩岸媒體人聯席會的老同事、現任時報出版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趙政岷等新聞界友人，彼此談到兩岸領導人會談後的未來走向、政黨再輪替後的台灣政局，兩岸談判前景等話題，由於今年是我首次進入大陸採訪廿五週年，最近正在整理相關資料，趙董當場熱情邀約有關採訪兩岸談判歷史進程的書稿，備受鼓勵，當下決定再結書緣。
一九九三年，時報出版了我的《不確定的海峽：當中華民國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後，我陸續書寫了《兩岸和談：台灣與中國的對話》（財訊）、《對話與對抗：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較量》（天下文化）、《北京光華路甲9號：駐京採訪札記》（印刻），二○一五年，兩岸談判風雲再起，與時報出版再續書緣，《波濤滾滾：1986-2015兩岸談判30年關鍵秘辛》也可作為我的新聞工作的歷史見證。
王銘義（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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