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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魔鬼之間】
有一個時期，我為了新聞記者究竟是上帝還是魔鬼，發生異常惶惑不安的情緒。把新聞記者當做上帝的人，認為一個新聞記者，一定有一副擔得起道義的鐵肩，一雙鑒往知來見微知著的明眼，一支董狐那樣不屈不撓的直筆，能做政府的諍友，也能做社會的導師。把新聞記者當做魔鬼的人，則認新聞記者是潦倒無賴文人的化裝，他們的筆下，無一字不是獵取金錢的獵槍，給他一點金錢，他會恭維你是比上帝更神聖的偉人；拒絕他的求索，他會痛罵你是比魔鬼更猙獰的人妖，他是最能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種人。
在新聞記者究竟是上帝還是魔鬼一問題解決之前，我極懊惱。正在懊惱，新聞界發生一件敲詐不遂誣人窩藏盜匪的事；一件向妓女求賄挨了一頓打的事。那些本來厭惡新聞記者的人，藉著這題目大加發揮，幾乎把報館描繪成了罪惡的淵藪，把新聞記者形容成萬惡不赦的罪人。於是我在領到第二次的訪稿稿費之後，就擱下寫新聞的筆。
不久武昌起義的消息，來到瀋陽，工程局因局長翁鞏回福州去，參加革命，一時無人接替，宣布停辦，我的七叔也已去杭州，於是我就遇到了職業的問題。恰好自治籌辦處有一名一等司書的缺額，幾個朋友都勸我去爭取這一位置，但我為了兩、三月以前在報上諷刺了楊性恂和方樞，就不肯去爭取這一位置，後來還是表兄林文奎替我做好一個可以半推半就的滑稽圈套，我才去就這個毫無意義的一等司書。
那年年底，自治籌辦處歸併到布政司，布政司後又改為民政司，我也跟著進了民政司，在疆理科做一個司書。疆理科科長陳樵琴，曾在福州廈門兩地做過報館編輯，在司裡有文豪詩聖煙霞客之稱。這是形容他的文章好、詩好、鴉片癮大，他對於我的曾經投稿各報，早已微有所聞，故另眼相看，時常對我談過去辦報的經驗。他有兩句話，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裡。他說：一個報人，倘能跳出金錢這一關，那這人就會被譽為萬家生佛；倘不能跳出金錢這一關，那這人就將被目為無恥的東西。他又說：我贊成你學做報人；但希望你能夠替無告的人說話。他本人後來雖竟因在興城縣長任內以貪墨罪入獄而死，但這兩句話，卻是至理名言。
我在和陳科長作幾次長談之後，解決了新聞記者究竟是上帝還是魔鬼的問題。我恍然大悟：一樣是人，但有上帝和魔鬼之分，新聞記者亦然，要做上帝，自然就成為上帝，要做魔鬼，自然就成為魔鬼。
疑團既已冰釋，我就又開始投稿的生涯。這時我除卻普通的韓僑歸化及各縣劃界事宜以外，還有極關重要的疆域糾紛案件。因此，我的投稿，漸受重視，幾乎做到了有稿必登的境界。
【從上海到台灣】
三十七年這一年，是國軍失敗最慘的一年。這一年的徐州大會戰，國軍最有力的黃伯韜、邱清泉等部隊，都成為戰爭的犧牲者。共產黨縱深的工事，吃住了國軍之後，馬上又繞出國軍後方，加以包圍，這就使國軍腹背受敵，終於失敗。
在國軍著著失敗中，金元券的貶值，更為迅速。早晨手裡的金元券，到得黃昏，已經貶值一、二成。不論是誰，都不能不把許多時間放在金元券的保值上面。國軍生活也就江河日下。國軍士兵，每食僅得定量配給的白飯和一些食不下咽的青菜。在這情形之下，要國軍士兵拚命作戰，就當然不可能。所以，三十七年秋天國軍徐州之敗，敗於貨幣貶值的成分，實比敗於共產黨的成分更多幾分。
當徐州戰事正在進行時，馬星野先生從美國回到上海。他問我的看法如何？我說：我的看法並不樂觀，現狀最多只能維持一年，少只九個月，南京不出半年就要失守，南京丟了之後，上海也保不住。《中央日報》最好是遷台灣。他說：他也已經看到台灣可作退步，所以決定把《中央日報》新機器運往台灣。不過，他為了決定遷移《中央日報》，受了許多方面的責難，都以為在這人心惶惶的時候，不應有此動搖人心的舉動。
馬星野先生回到南京後，李荊蓀先生也來上海，問我對時局的看法。我說：論時局？我覺得半年以前還有救，現在是已成不治之症。現在問題是時間，多則一年或十個月，少則再拖半年，只是無希望的拖，並不會發生什麼奇蹟。我們還進一步討論何處可退的問題。我說：這一次我們的敵人是共產黨，共產黨不比日軍閥，日軍閥在中國人裡面不生根，好對付，所以抗戰八年，我們還能守西南，以重慶為根據地，共產黨本身就是中國人，我們現已無法對付，廣東固不能守，重慶亦不能守，現在唯一能守的據點只有台灣。李荊蓀也認我的意見很正確。他問我：你想到什麼地方？我說：你到過台灣，我也到過台灣，台灣情形都略知一、二，現在我想到台灣。
但時局形勢，我雖看得非常的清楚，然而交通情形的惡劣，卻出乎意料之外。我預算可以等到三十八年二、三月之間，離開上海，飛抵台灣，然從三十七年底到三十八年二、三月之間，交通情形，卻有了大變化。飛機票普通人買不到，就是輪船票，也成為大家搶奪的目標。飛機票所以不易購買，是因為票價奇廉，買票的人多，座位卻甚少。在飛機座位遠較購票人為少之下，機票便幾乎全部要在黑市裡交易。黑市機票，由一兩黃金買二張喊起，越喊越貴，最後喊二兩一張。這種喊價的黃牛，手裡都沒有機票，都是要拿進票錢之後，才再設法買票，因此，委托黃牛買票的人，幾乎都要企踵引領，等待信息，大約最多是百人中有一人買到機票，其餘的人，都是付了票錢，卻等不到機票，終則淪陷在上海，成為共產黨的俘虜。
我從三十八年二月起，就開始買票活動，同時還托潘廷幹、湯增敭兩先生代為購買，但直到四月二十左右，還是買不到票。潘廷幹正害風濕病，臥床不能起，幸而他有一個學生在海軍裡做一艘登陸艇的艇長，把他夫婦和兒子都接登艇上，這才脫離了虎口。我和湯增敭則仍在尋覓交通工具中。一直到了四月二十四日，才由於學生的殷勤，送我幾張船票，我才帶了兩個孩子允健、允康、和湯增敭父子，下了華興輪。
華興輪是去廣州的一艘船，也是行政院管理的交通工具之一，我因上海情形日惡，沿蘇州河已都佈好崗位，看情形，上海確已接近戰爭的邊緣，所以，決定先去廣州，再走台灣。
我在四月二十四日登船的前夕，曾開一次家庭分金會議。在這會議中，計算全家儲藏，是二百元美鈔，五百元港幣，還有十兩多的黃金。太太決定離去上海的人，應該多帶一點錢，省得臨時舉目無親，呼天不應。長女也說：這點家財，我們都不需要，不如爸爸一起帶在身邊。我說：現在我是先去廣州，所以需要帶點錢，如果去台灣，那就無須多帶，現在我帶美鈔和港幣，剩下的黃金，一人手裡帶一顆戒指也就算了。但爭執多時，太太還是給我美鈔、港幣和三兩黃金，給健、康兩人各二兩，把它縫在褲帶裡以免遺失。
在家庭會議中，我說：上次我單身到香港，心裡有幾年後必然能夠再見家人的把握，這一次卻沒有再見家人的把握。因我的年齡已瞬屆六十，能夠再活幾年，無法估計，如果大陸重光是十年後的事，那就未必能再和家人相見了。
這時候，在我是有最溫暖的家庭的人，太太和九個孩子都在一起，除卻新中國學院的事經常使我煩心之外，其餘幾乎無事可管。現在我不能不帶兩個小孩離開上海，好像是由最美麗最溫暖的春天，轉到最蕭瑟最枯燥的秋天，真是無比的難過。
這無比難過的日子，也就是我從虎口逃生的日子，心裡雖非常難過，卻還應該多謝一位叫做趙沛的學生。這位趙沛，是濱海中學學生之一，曾隨政府西遷，勝利後才回到上海。他有一位哥哥，在行政院擔任科長，專管交通工具，在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前，手裡有飛機、輪船和車票，到四月二十四日，才辦理結束。趙沛在他哥哥辦結束前一日，來到濱海中學看我，問我：「你作何打算？」我說：「我想走，卻買不到機票船票。」他馬上就說：「可惜太晚了一點，如果是昨天，那就可乘飛機到台灣。因昨日飛機乘客都不到，只載一個國大代表前往台灣。現在還有輪船，要開往廣州，你如果肯坐船到廣州，那我就去要票。」他立刻出去，馬上拿了華興輪統艙票五張給我說：「現在艙位沒有了，只剩這一些統艙，並且明天要上船。」我接過船票後，立即通知湯增敭，請他準備乘船去廣州。我自己也同樣準備明天下船。
二十四日上年，我帶健康和湯增敭及其長公子明貴，前往浦東下華興船。在下船前十幾分鐘，一位《新夜報》的外勤記者蘇連城也要走，我們要他自己到趙沛的哥哥那裡辦交涉，趙沛的哥哥也給他一張票，於是我們六個人，便同舟共濟，前往廣州。船本定於二十五日開行，但二十五日沒有開，二十六、七兩日也沒動靜，原來船上員工已經罷工，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一直延到五月三日，船才從上海開出。在船開之前，我還回到濱海中學校舍一次，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別離的顏色，聽到的一切，也都是別離的聲音。最難過的一剎那，是在最後看到長子。這孩子的腳，已成殘廢，我沒有方法替他醫治，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我臨行沒有和他說話，僅僅在無言中離別，我希望他能痊癒，能殘而不廢。近得家書，他的腳已醫好了。
五月七日，船抵廣州，我們跟著在碼頭迎接的胡春冰先生，同往沙面胡春冰先生家中暫住。我們到達胡家那一天，正是陳芷町離粵赴港之日，相差不過幾小時，真是不湊巧之至。
在廣州，十幾天的小住中，我很想去看一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然卻沒有去。沒有去的原因，是因為車位太少，我想帶湯增毅父子和健康同去，但車位卻只許我個人前往。
我們在廣州唯一的清遊是荔枝灣。荔枝灣海上盪輕舟，吃艇仔粥，令人有但願終老是鄉之感。
在沙面胡家做了十幾天客之後，我們又上了景興輪。景興從廣州開台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它來到台灣後，即行出賣，不再來台灣。在船上我們遇了若干故人，中間不少是從上海乘華興輪前往廣州，再由廣州轉乘景興前往台灣的旅客。他們和我完全相同，費了最多金錢，最多時間，然後再間接乘船，逃出了上海。他們都在四月二十四日登上華興輪，直到五月二十四日才由景興輪載往台灣。
景興輪從廣州拔錨出發之後，上海已在失守的邊緣，湯恩伯犧牲了一部警察和極少數守軍，帶了大隊人馬走到疏散輪船，一部開到舟山群島，另一部卻開到台灣。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五日，共產黨開始從上海南部滲入，到二十六日，正式宣布佔領，共黨佔領上海消息，是景興輪賬房收音播送的，聽到這消息的旅客，一方面是為留在上海及其附近的家屬而擔憂，另一方面卻為著自己的幸獲逃出而慶幸。旅客們的擔憂，是不知淪陷在共產黨手的家屬，今後將如何過活。究竟是要遭鬥爭清算，還是要被迫掃地出門？因為共產黨對待他們所謂敵人的手段，實在太過毒辣！
二十七日下午六時許，船到了台北外港，大家都預備入港上岸，其歡欣之情，實不能以言語形容。但港口司令因為時間已宴，難於檢查，卻令船主候到二十八日入港。
二十八日，我們早晨在船上吃了一碗向茶房買的粥以後，一直等候檢查。因船上已不開飯，大家都只能設法買東西來吃。茶房煮了大鍋粥，賣到上午十時，已經賣光，此後便只有小艇的西瓜、香蕉之類可買。結果，好些艘小艇的西瓜和香蕉，都賣得乾乾淨淨，時間也已超過正午十二時，檢查還未終了，僅僅是允許船再開向內港，以便繼續檢查。
我們等候到下午四時，才檢查完畢，被允下船。下船後，我們立刻僱一輛卡車，裝載人和行李，前往台北，把行李卸在漢口街的《中央日報》社，結束了一個月零五日的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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