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軍：何海鳴短篇歷史小說集

【一個槍斃的人】

一條寬廣的馬路被紅日閃耀著，誰說不是一條光明大道？
遠遠地一隊人馬逼近著走來，起初望著似一隊螞蟻，蠕蠕的向前展動。愈來愈近，過路的人全都可以看明白了。
「槍斃人！槍斃人！」被兩個粗心大膽的少年發現了，嚷著跑去告訴人。又有幾個好事的人，證實了這個消息，也附和著嚷：「槍斃人！槍斃人！快來看呀！」
這個奇異的聲浪傳開去，登時哄動了馬路兩旁的店戶人家，全搶著出來看熱鬧，連巷子裡面的人，也都擠到馬路上來看，老年的伯伯、叔叔發動了一種世道人心的感慨，搖搖頭說：「少管閒事罷，槍斃人有什麼好看？況且不過是道經此地，不見得就在這裡槍斃，合著古來『殺人於市』的老話。」然而他儘管說沒甚麼稀奇，並不曾禁遏住許多人好奇的觀念，而且自己也還逗留在屋檐底下，仍是想看個明白。
慈祥的婦女們，口口聲聲念著阿彌陀佛，被那很小的膽拘束著，卻真的不敢出來，只躲在屋子裡向窗縫中偷覰。
小小的孩童深藏在娘懷裡，聽見一片喧嚷，嚇得哭了。大一點頑皮的小倌，卻又和成年的人一樣，要端一個凳子立上去高高的看，心裡雖有些害怕，也顧不得許多了。
不一會，那隊人馬慢慢的走過來，於是大家很肅靜的看。
只見那八個騎馬的兵在前開道，接連又有一小排步兵夾在中間，步法很整齊的在那裡走步兵操典上的慢步。騎兵的短槍套在背上，步兵的步槍托在肩上，槍口上的刺刀映著日光，一閃一閃的又紅又亮，耀人眼目。這才又有八個拿手槍的弁目，簇擁著一輛板車，車輪子緩緩展動向前行來。看熱鬧的不約而同，都十分注意看那板車上的漢子。
那漢子用五花大綁綁著，端坐在板車之上。顫巍巍如一尊神像一般。兩隻有神威的神光，時時往左右兩旁射來。凡是被他眼光射著的人，都覺得有很不安寧的震恐，再也不敢多望他一眼。那立在人叢後面，沒擠上前看不清楚的人，不知道那漢子眼神的厲害，只顧一味瞎嚷：「這就是槍斃的人。」
板車輪子展動著過去了，車輪多轉一遭，那漢子的生命便漸漸短促下去，一直任這轉輪將那漢子轉到死鄉裡去。好比白日下的地球，慢慢轉到黑暗寂滅的睡鄉中去一般。
板車以後又有四匹馬，全坐著騎兵，還有一位軍官，也騎著馬夾在騎兵當中，戎裝佩劍，好不威武。這一行人，除了那應該槍斃的漢子以外，這軍官也算是主要人物中的第二位了。然而看熱鬧的人，並不覺得他有什麼好看，這一行人剛剛走過，旁觀者的討論開始了。
一個很像新聞記者的人向身旁一個人問道：「朋友，這漢子犯了什麼罪，要綁去槍斃？可惜法標上寫的一行罪狀，我未曾看清楚。」
那一個人答非所問，隨口應道：「怎麼如今的刑法，把殺頭改成槍斃了？」
又有一個哲學家似的，忽地插上來講話，「管他什麼罪狀咧，依我看來，肯去死的人，都是好人。人死了就沒有罪了。」
旁邊有個法律家不服，吆喝著道：「他明明是犯了法，才按著法律條文將他槍斃的。這犯法的人，哪裡會是好人！」
哲學家又辯論道：「就算他犯了法，也多虧他肯去犯。若是沒有他去犯法，法律就顯不出威權和能力來。他殉法律而死，法律因他而存，他豈不是法律的功臣嗎？」
又有一個很激烈的社會學者，聽明這篇哲理，又引申著道：「天地間功罪是很難分的，有罪即功，無功即罪。同是一樣糊塗的人，誰能十二分正確的辨識誰或功或罪出來？為什麼就胡亂牽附著法律，以人殺人呢？……殘忍！罪惡！」一邊說，一邊頓足。
忽然前面發動一陣劇大的喧嘩，大概又出了什麼奇異的事了。馬路兩旁的人，登時如狂蜂一般，又飛也去看熱鬧。於是這場哲學和法理的辯論宣告終結。
原來如此，這不是十字路口嗎？槍斃人是不揀選什麼黃道吉日的，偏偏今天的黃道吉日，要迎合前來。十字路口左翼方面，來了一起大出喪。
社會上有錢有勢的人，避免不了一個死字。等著死神到來，只好服服貼貼安眠在一具棺材裡，由那些孝子賢孫辦一套很豐盛的出喪儀仗，送他到山上去。那儀仗隊的前鋒，剛從十字路口的左翼轉到大道上去。幾支白幡被風吹得招展飛舞，更也有一隊步兵騎兵，受了金錢的支配，各人手臂上挽著黑紗，夾在儀仗隊裡送死。
這一來，大出喪送死的軍隊，和押解犯人綁赴刑場槍斃的軍隊，湊合在一處了。囚車還沒搶上前去，闊人的棺材卻已擡到路口。押犯人的兵吆喝著道：「等一等，讓我們先過去！」那大出喪的兵卻笑嘻嘻地回答道：「我們幹的也是公事咧。」
在這個讓誰先走的問題未曾解決以前，兩邊的儀仗，全夾雜在一處了。
軍人一個個在那裡發喊，軍馬一匹匹在那裡狂嘶。伴靈的和尚們、道士們笙簫鼓樂，一迭迭照舊吹打。看熱鬧的人也越發高興了。
那綁在囚車上快要槍斃的人，此時趁著這個機會，忽然拉拉雜雜的演說起來：
「朋友們呀！那一邊是一個已死的人，睡在棺材裡；這一邊是一個將死的人，坐在囚車上。我們所同的，是一個很平等的死。
那已死的朋友，有這許多儀仗隊送他的死，可惜他藏在棺材深處，看不見他死後的光榮了。我這將死而未死的人，也有這一群人來送我去死，這可算得是我的大出喪。然而我卻能親眼看見這場熱鬧，我比他還滿足呢。
況且我這場光榮，這場熱鬧，這場大出喪，自有這許多不相識的孝子賢孫來辦差，破費不了我親生骨肉半文錢。我比較著他還得著大大便宜咧！
諸君睜開眼來瞧，那廂許多輓聯奠幛，寫的是死者虛偽的形狀；在下不才，卻有一張真實的罪狀在此，這價值還比他重大咧。
那棺材後面，假裝著啼哭的，不是他的孝子嗎？那個縮頭縮腦的樣兒，太寒酸了。你們看我囚車後面騎著馬的監刑官，何等氣概，那才是我的好孝子咧。
咳！他們的儀仗沒有半點鄭重的樣子，真太像兒戲了；送我的出喪大隊，卻森嚴得很咧！」
那漢子一面說，聽的人圍著水泄不通。拍掌的拍掌，喝采的喝采。
老年的人說：「這個事稀奇得緊，我活了這麼多年，只看見過醉醺醺的殺頭犯人，在囚車上唱《斬單雄信》，卻沒有聽見犯人在露天下公開演講。」
哲學家點頭讚嘆。社會學家幫助發喊。新聞記者用速記法把演講詞抄在日記本上。並同聲的推許道：「至理名言！」
法律家嘆口氣道：「法律到此快不成問題了。」
小孩子不懂事，搶到監刑官馬前，呼他做孝子。監刑官惱了，惡狠狠看了犯人一眼。然而人死以外無大罪，一時竟奈何他不得，只好揮起馬鞭子來驅逐閒人，因為他們不肯死，就應該受欺負。
忽然又發一陣喊，十字路口右翼地方，又來到了一群人，卻是舊式婚禮上送親的。前頭有兩柄紅傘，中間幾個奏樂的人穿著紅衣，後面一乘紅花轎，把一個新嫁娘緊緊鎖在裡面。一時也夾在十字大道路中，通不過這條路，於是馬路上的熱鬧又加上了一倍。
那快要槍斃的漢子左顧右盼，又有得說的了，於是那場露天公共講演，又繼續起來。
「噢！那廂不是新嫁娘出閣嗎？她不是快要槍斃的死囚，為何把她深鎖在不通空氣的花轎內，難道怕她脫逃了麼？
她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送給一個陌生不相識的人，供人家的蹂躪她的自由何在？不自由，毋寧死！這不是明明送她去死嗎？他們這夥軍人送我去死，卻還容我在青天白日之下，有言論的自由；可憐她是一個弱女子，只知道躲在花轎裡嚶嚶啜泣，靜候著往死路上去，不敢發出半點人類求救的呼聲。她所受的殘忍和損害，豈不比我還較為嚴酷嗎？
可憐的女子，我是視死如歸，你還求生不得咧！
紅—紅—紅，那花轎上紅的色彩，不就是人類中女子們，被舊式專制婚姻制度所斬割出來的鮮血嗎？」
完了，這第二次的演講，又終結了。新聞記者日記本上，又添了不少的材料；哲學和社會學家，越發動了感嘆的同情心，躲在一旁嘆氣；只有老年人不贊成，說這殺頭的胚太胡說了；法律家也在一旁恨秩序太亂。遠遠地立著兩個女子，聽清了一句半句，似乎有些明白，卻不敢當眾討論。小孩子不喜歡聽這個，仍舊去調侃那做孝子的監刑官。
監刑官看鬧得太不成樣子了，吩咐八個馬弁好好看守著犯人，自己一馬上前，禁止往左翼送殯，右翼送嫁的兩群人，都不許走動，讓他們槍斃犯人的囚車先上前去。好容易布置舒齊，早已忙得渾身是汗。
於是人馬漸漸的又移動了，槍斃犯人的囚車，在前面走；送殯出喪的，降作了第二隊；送親出嫁，委屈著殿了後了。於是一個將死的人，一個已死的人，一個半死半活的人，都被各人的孝子賢孫、親族朋友，儀仗隊伍強行簇擁了去，誰也沒有抗拒的法子。
白茫茫的大道，黑漆漆的前途，這幾群人走得慢慢地連影蹤都不見了。世間很平等的事，依然還是寂滅。人心中的笑緒悲端，原也糅雜在一起。什麼叫做熱鬧？左不過大家胡亂擺布罷了。熱鬧過去，剩下許多新聞記者、社會學家、哲學家、法律家、老年人、小孩子、婦女們、好事的人種種色色，一窩蜂似的紛紛散了開去。各忙各的名利功罪，又何嘗有什麼了不得的生氣咧！

【一個槍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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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棄武從文」卻附逆的何海鳴／蔡登山

他以一個文弱書生，始而投筆從戎，繼又操觚宣傳革命，辛亥革命時武漢首義有他，癸丑討袁，他孤軍據守南京二十餘日，名聞當時。後來不幸在種種挫折之後，聲光頓斂，偃蹇滬上，常為諸小報撰文為生，專談風月。他曾說：「予生二十餘年，曾為孤兒，為學生，為軍人，為報館記者，為假名士，為鴨屎臭之文豪，為半通之政客，為二十餘日之都督及總司令，為遠走高飛之亡命客。其間所能而又經過者，為讀書寫字，為演武操槍，為作文罵世，為下獄受審，為騎馬督陣，為變服出險，種種色色無奇不備。」他就是專寫「倡門小說」的何海鳴。

何海鳴（一八九一～一九四五），原名時俊，湖南衡陽人。筆名有一雁、衡陽孤雁、求幸福齋主等。他出生於廣東九龍，當七歲時，英國政府強迫清朝租界九龍半島，次年又鎮壓九龍人民的武裝鬥爭，激起幼年的何海鳴的義憤，他後來常對人說：不知今生還能重見其復為中國疆土否！一九○六年，十五歲的他已讀畢五經四史及諸子書，下筆千言。他隻身來到武漢，考入兩湖師範禮字齋，不久因無力支付學費，改投湖北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一標一營當兵，隨後被挑選入隨營下士學堂學習。他當了兩年多下士及下級軍官，在軍隊中組織文學社，與當時新軍中的革命黨人蔣翊武（文學社社長，《大江報》領導人之一）一起，謀求推翻清朝政府。後因事洩被迫退出軍隊，任補習學校國文教員及軍操教習，並創青年學社。此時，湖北革命團體主辦的第一張機關報《商務日報》創刊，他被招聘為編輯，由此開始了報人生涯。

不久，他又跟隨蔣翊武到《大江報》任副總編輯，並兼做上海《民吁》、《民立》等報通訊員，繼續鼓吹革命。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在《大江報》上發表〈亡中國者即和平〉的短評，激憤地痛斥清政府頒佈的憲法大綱，批駁改良派、立憲派分子企圖利用請願等「和平」方式來抵制革命的反動主張。認定「和平」是「亡中國」之道，是走不通的，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國。在何文發表後九天國學大師黃侃更發表〈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湖廣總督瑞澂以「言論激烈，語意囂張」及「淆亂政體，擾害治安」等罪名，於八月一日查封了報館，報紙被「永禁發行」；詹大悲和何海鳴同時被逮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湖北「大江報案」。何海鳴先是被關進漢口的看守所，後因整日編戲詞大罵清政府而被押往禮智司，在慘遭毆打後，被判處死刑。在等待行刑之時，辛亥革命爆發，他被解救出獄，出任漢口軍分政府少將參謀長。

一九一三年宋教仁遇刺案發，中山先生力主討袁。據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敘其事云，黃興於七月十五日入南京，稱總司令，前後僅十四日，因師長冷遹等受敵方賄買，自臨淮不戰後撤。二十八日，黃興決離寧，行前，海鳴謁黃，並說：「袁氏禍國，公為開國元功，當籌其大者重者，暫赴海外圖大舉，海鳴為激發革命士氣，擬統率所有兵力，和袁軍一拼，以示三軍將士之心，皆與公相同，惟有少數軍官不肖而已」。黃興以其志頗壯，給以萬金，叫他相機行事。海鳴便以此款發動幹部。八月八日，海鳴入居都署，再宣佈獨立，申電討袁。下午第八師師長陳之驥帶衛隊百餘人到都署，陳為馮國璋的女婿，與馮早通消息，他和海鳴素未謀面。一見海鳴，看他身材僅及中人，容貌也不出眾，對之頗為輕視，便大聲道：「你是什麼人？」海鳴道：「我何海鳴也」！之驥迴顧衛隊：「把這革命黨扣起來」！陳衛隊中不少是廣西籍，相顧疑愕，以何海鳴三字與胡漢民音相近，誤以為即胡漢民，出來後，告訴同鄉弟兄：「胡漢民是孫中山先生左右手，怎能讓革命偉人聽人宰殺？而忍心坐視」！這話一傳十，十傳百，立時傳遍軍中，時第八師兩廣籍弟兄在半數以上，韓恢見弟兄們竊竊偶語，查知其詳，便同平常和海鳴接近的那些幹部同志商量，不如將錯就錯，來發動一下。遂率眾百餘人呼噪入督署，一路喊：「釋放胡漢民」！「大家來解救革命偉人」！把陳之驥嚇得跑了，大家擁海鳴出，稱代黃興為臨時總司令，韓恢副總司令。不久，袁軍馮國璋、張勳兩部，自浦口、揚州分道渡江，把南京團團圍住，雷震春諸將也各率各部，從長江順流而下。海鳴倉卒中偕同韓恢並其參謀伏龍三個人，編整所部抵拒敵軍於堯化門，前後凡二十餘日。那辮子軍既殘且暴，張勳又有「攻下南京，任憑自由三日」之言，一個個志在必得。何海鳴孤軍獨戰，補給又感無著，直至八月三十一日，事勢已無可為，海鳴於敵軍進城時，尚匿在草堆中，想乘機化裝脫逃，後因搜查甚緊，避入日本海軍陸戰隊成賢街之駐屯哨所，至九月十日，始化裝乘日輪東渡。他後來回憶道：「癸丑秋，九月一日，金陵城破，集敗軍戰於雨花台，台陷，兵盡竄，炮彈如雨下，予憩於草地，倦極，歌聲乃作，同輩力止之，此情此景，使人不忘。」

他在日本還繼續從事反袁鬥爭，據說當時袁世凱曾懸賞十萬元購何海鳴之頭，袁世凱死後，何海鳴常以此自炫。他在《求幸福齋隨筆》中說：「流徙東瀛後，閒無一事，欲另編一項羽傳名曰《楚霸王》，以少參考書而罷。一日抑鬱甚，信口吟七律一，其詞曰：『人生如夢復如煙，明日白頭今少年。不向風塵磨劍戟，便當情海對嬋娟。英雄兒女堪千古，鬢影刀光共一天。沒個虞姬垓下在，項王佳話豈能傳？』」。

一九二一年底，何海鳴痛下決心，從此獻身說部，鬻文為生。他將一篇倡門短篇小說〈老琴師〉寄給周瘦鵑，並附了一封信說：「我有一肚子的小說，想要做，叫世人知道我不是沒心胸的。」〈老琴師〉在《半月》雜誌刊出後，「頗得閱者讚許，即新文學家亦有讚可者。我遂決心為小說家矣！」

「九一八」事變時，中國民眾群情激憤，何海鳴在此後的一段時期，也曾連續發表了不少政論，反對日寇侵略，不料五年後，他竟出任天津《庸報》社論主筆兼文藝部長，成了附逆的文人。《庸報》原是董顯光和蔣光堂在一九二六年在天津創辦的報紙。該報很受知識份子的歡迎，在天津報界的地位僅次於《大公報》和《益世報》。日本侵略者為了達到製造反動輿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抗戰的目的，一九三五年由茂川特務機關指派臺灣籍特務李志堂出面，以五萬元祕密收買了《庸報》，李志堂任社長。從此《庸報》刊載的內容多為日本同盟社和日本報刊提供的稿件，其觀點完全站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立場上，《庸報》因此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報社中原來留下的報人紛紛離去。此時賣文鬻字均告失敗，生活拮据又渴望過上「幸福」生活的何海鳴於是在李志堂的威脅利誘下，加入了這個漢奸報的班底。

一九三八年，日寇為了加強對輿論的控制，在天津一面取消了《大公報》、《益世報》等半數以上報刊和所有私人通訊社，只保留《庸報》、《東亞晨報》、《新天津報》等幾家報刊；另一方面糾集剩餘各報負責人及編輯、記者，組織「天津新聞記者協會」，內定何海鳴為偽「記協」理事長。

一九四○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陷於不利地位，不得不壓縮後方的開支，集中力量支撐戰局。一九四四年採取了華北報紙統一管理的方案，在北京成立《華北新報》，其他城市成立分社。一九四四年四月《庸報》也被改名為《天津華北新報》。由於日方各派係之間的相互傾軋，何海鳴被日寇遺棄了。

不久，他遷居南京，深居簡出，閉門思過，在這一時期他寫了不少考據的長文，如〈猴兒年說猴〉、〈三六九說〉、〈神道之火與民生主義〉、〈中國鞠躬禮〉、〈中國的數字談〉等，他又恢復了賣文為生的生涯。他在一九四五年初，開始撰寫回憶錄《癸丑金陵戰事》，但未及完篇，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他以辛亥革命的功臣，後來棄武從文，成為小說名家，但晚年卻投敵，成為附逆文人，旋又遭日寇遺棄，在抗戰勝利前他就貧病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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