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撕裂的土地
活在文化夾縫中的三代人
在歷史上，很少像我或比我更年長之一代的台灣人一樣，祖孫三代剛好成長於三個不同的朝代。我的祖父生於清朝統治時期，而於日本殖民時期過世；父親生於日本大正時代，並歷經國民黨統治；我雖生於日治時代，但兩年後就在國民黨統治下成長。說來，台灣人數百年來的命運，就是在不斷改朝換代的文化夾縫中走向未來。
我在新竹州新竹市（也就是今天的新竹市）的北門街出生，當時日本已統治台灣四十八年，西方是一九四三年，中國是民國三十二年，台灣則是昭和十八年。兩年之後，日本戰敗，台灣被判歸給中國統治，這塊土地再度易主。
我的祖先來自中國福建省同安縣轄下的一個小村莊，至於是哪個村莊？來台之後我是第幾代？我自己都說不上來。小時候曾經在父親手邊看過祖譜，但事隔幾十年，已不復明確記憶，如今這本祖譜更是不知去向。若真要追查，其實並不困難，但我的親屬觀念和鄉土認同感並不是那麼強烈，實在沒有追問的動機。
日本人統治台灣後，給當時的台灣居民（特指由中國移民來的漢人）一段時間，讓他們想一想自己的去留：一、自由離開台灣；二、用外僑（即清國人）的身分繼續居留；三、以日本子民的身分，做為新領地的人民。
當時大部分台灣人選擇了第三種身份，因為他們早已在此地生根，異鄉已經成了故鄉，不願再次離鄉背井，面對更多不可知的命運。我的祖父葉文游就是如此，他向現實妥協，選擇繼續居留在新竹，安心當起順民，也讓後代變成日本人。
但是，還是有些台灣人難以放棄原本的國土與文化認同，不願意當「亡國奴」，因此變賣財產回到中國原鄉。例如我的伯祖、前清秀才葉文樞，原本在新竹開館授課，就因不願接受日本統治，舉家遷回中國老家。他的兒子，即我的堂伯葉國煌，後來還在廈門大學中國文學系當教授。一九九二年我到廈門大學訪問時，一時興起，還向該校教授查問此事，證實堂伯確曾在該校任教過。他們問我需不需要替我查詢堂伯子孫的去向，但我並不積極，也就作罷。根據記錄，雖然我的祖父後來曾經回到福建遊歷，拜訪過伯祖，但是，看到民間種種的「慘景」，還是決定回台灣來，即使過的是被殖民的生活。倒是我的伯祖，在祖父殷勤邀請下，跟著祖父又回到新竹來，借居我家，成立私塾，重持教鞭傳授起「漢學」來。當時，新竹許多仕紳家庭的子弟都是伯祖教出來的學生。總之，祖父與伯祖的不同選擇，整體勾勒出日治初期台灣人的一種生存夾縫處境。
我的祖父出身地主階級的仕紳家庭，原本準備參加科舉以求功名，但還來不及應考，在他十三歲時，台灣就被割讓給日本了。面對新來的陌生統治者，除了做個悠閒「吃租」的地主仕紳之外，恐怕也沒有其他發揮的空間。
根據祖父留下的文字記錄和長輩描述，他天天吃的是閩南式的菜肴，喝福建茶，過著典型台灣仕紳的日子。我發現，祖父讀的都是中國傳統的書籍，如鄭板橋的詩集，《三國演義》、《聊齋誌異》和可能是當時流行的小說《花月痕》等等。總的來說，以詩集為最多，奇怪的是，卻沒看到過有四書五經之類的「嚴肅」書籍。同時，從祖父留下來的筆記，我發現，儘管他也學習日文與英文，還自學代數等等「新」知識，但是，看起來純粹是玩票性質，學得並不是那麼有勁用心。他用毛筆來記載日文與英文字母，以及簡單的代數公式，最令幼小的我覺得不可思議。
祖父雖選擇當日本順民，但他與新竹地區文人成立詩社，吟詩填詞，蒐集古玩，還曾參加報社舉辦的詩作比賽得到全臺冠軍的頭銜，接受台灣總督的召見。這一切顯得，新來的日本統治者，似乎與他的實際生活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日本文化更走不進他的世界，他還是繼續生活在滿清時代的中國文人世界之中，悠遊自在。
我的祖母名叫曾嫦娥，更是始終活在滿清時代裡。她並沒受過教育，看來應該是不識字的，直到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多年了，她過的日子仍跟年輕時代一模一樣：抽吸鴉片、到戲院看「大戲」（歌仔戲）、穿著清代的閩南式衣服、頭上依舊綁著鑲塊綠玉的黑頭巾。
一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鴉片燒起來後滿屋子的香味，稱得上一種特殊的芳香。我還記得，抽菸桿子的裝飾很精緻，桿頭部分用銀鑲著，桿上配有玉石，桿尾嘴吸的部份，也鑲有金屬片，是銀是銅，還是其他的金屬，我說不上。當時鴉片很貴，據說貴的時候，一兩鴉片就是一兩黃金，但家裡那時候似乎還付得起，因為不只祖母自己抽鴉片，她兩個外甥也跟著在我們家抽。當時，我母親告訴我，他們在家裡當食客之外，每個月我祖母還給零用錢呢。
我那時不懂抽鴉片是壞事，只知道會被送到戒勒所，日治時代雖然官方禁抽，但大戶人家送點錢給警察就可以照抽，光復後情形亦復如是，國民黨政府哪管得了那麼多，你付得起就抽嘛。有一陣子我父親也抽，還好他沒有上癮，我祖母則是上癮了。我記得很清楚，因為長期抽鴉片，她那幾根用來握煙桿的手指頭，都被薰得黃黃的。
祖母去看戲時都是包場的，以前歌仔戲團一來，一演都要至少一個月，京劇團也是如此。譬如，演出三國演義時，總是至少從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或呂布鳳儀亭私會貂蟬，一直演到關公敗走麥城或顯靈，所以大戶人家都是先訂好長期票，安排相同的位置。我祖母看戲時，一定帶著丫環，位置總是前排比較好的座位。據說，她只要看到喜歡的戲子出場，就立刻站起來，把錢往舞台上灑。大家都知道，這是葉家的四奶奶，因為我祖父先後娶了五房妻子，祖母排第四，所以叫四奶奶。而且，也因為祖母皮膚白皙，鼻子挺拔，有白種人的樣子，所以，有人稱她「阿督阿」（台語發音）娘娘。就此，我懷疑祖母那一邊有阿拉伯人的血統。我所以有此懷疑，是因為我與我大妹血液的RH值都是「負」的，而這多見於高加索種人，蒙古利亞種人可以說是甚少甚少的。
或許是受到祖母的影響，父親也喜歡看戲，不過看的是京戲（平劇）。我從小就跟著他去看，也是一看就是連演一兩個月的整齣戲。因此，有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個晚上都會跟父親去看戲。說來，那個年代的大戶人家就是這樣過日子的，這是許多與我同世代的台灣人可能不會有的特殊成長經歷吧！這個以演歌仔戲為主的戲院，離我家不遠，座落在靠近城隍廟的長安路上，當時叫新華戲院，後來，歌仔戲沒落，才改演電影，戲院也更名為中央戲院。經過了幾十年的變遷，現在還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新華戲院的設備是相當簡陋的。不過，到現在，我仍依稀記得整個戲院所營造的氣氛，更有一份難以名狀的溫馨懷念。一排排木頭長條椅子，椅背上方釘有一串打洞的板子供觀眾置放茶杯，開場前，觀眾可以點茶，服務員則手提包裹著一層厚帆布的大水壺，在觀眾席中穿梭著，不時添加茶水。不添水時，他則兼賣起瓜子、花生米、蜜餞零食，在我的印象裡，夏天好像也賣著冰棒之類的。所以，整個戲院倒比較像個小市集，地板一直都是散佈著瓜子殼、花生殼、蜜餞核等等，十分髒亂，但是，大家似乎都視若無睹，習以為常。
看戲時，觀眾看到精彩處時就吆喝，要求再唱一遍，或鼓掌叫好，當然，也有人跟著哼唱起來。在看得乏味時，不耐煩的，就與身邊的觀眾聊天，什麼都談。這樣的劇場場景說起來比較像個菜市場，或者說，一種嘉年華會的場景，觀眾跟演員仍然保有著一定的互動空間。這讓我想起俄國哲學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在描繪十六世紀作家拉伯雷（Fran?ois Rabelais）的《賈剛大與潘大魯》（Gargantua et Pantagruel）（台灣譯本稱為《巨人傳》）時所呈現的眾聲喧嘩場景。
來自西方之理性化的現代劇場，講究的是觀眾與演員的絕對隔離，演員是經營整個場域的焦點中心，因此，只有舞台上有燈光、聲音與動作等等，坐在觀眾席上的觀眾，被要求安坐在黑暗裡肅靜地觀賞著舞台上的表演，所有心理的情緒感受必須予以控制，只能在有限的適當時段才可以宣洩，而且是有限度的宣洩。在這樣的情形下，演員與觀眾基本上難有營造共感共應之情緒交流的機會。套用英國社會學家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的說法，這即是所謂「文明化」的現象。我幼年所經驗像菜市場或嘉年華會的劇院場景則不一樣，我們看到的劇院比較像是一個營造人們互動的空間介體。人們到劇場看戲，說來比較像是一個名義或藉口，重要的是，藉著劇情故事、演員的演技與唱工、佈景、觀眾席的安排等等，讓人們有著營造某種程度之共感共應之情緒交流的機會，得以陶醉在眾聲喧嘩的感應氛圍之中。這體現的是人類的初始社會常見到的集體亢奮與感應的場景，一切沒有明確的分化，也不需要、不希望是分化的。讓整個情境有意的混沌化，加上有機會產生情緒的共感共應，讓人有機會參與共享歡愉的遊戲，而非只是做壁上觀的冷靜「他者」觀眾。我總感覺到，這是另一種帶著原始野性的「文明化」過程，與理性化的現代劇場場景比起來，並不見得不「文明」，至少比較溫馨，有人情味，不是嗎？
祖母不只抽鴉片，還抽香菸，菸癮還蠻重的，她最常抽的是幸運牌（Lucky Strike）的香煙，不過，有時也抽駱駝牌（Camel）洋菸。我後來到美國讀書時才知道，駱駝牌在美國香菸裡面口味算最重的。其實，在那個時代裡，女人抽菸是少見的，甚至被認為是不正經的。我祖母出身並非紅塵，雖非書香名門，但至少也是小家碧玉，何時染上抽大煙與香菸的習慣，我就不知道了。後來，我發現，有一個姑姑（父親的姐姐），還有外祖父的兩個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婆）也有相當大的菸癮，或許，當時，這是富家小姐的時髦表現吧！這，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我那兩個姑婆，倒是當時新竹赫赫有名的兩隻「黑貓」（台語發音，即相當時髦的小姐，男的則稱為「黑狗」）。
當年家裡來來往往的人很多，不時有食客，這恐怕是當時之「大戶」人家常有的情形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福州婦女常到家裡來兜售玉石、鐲子、朝鮮人參、中國藥材等等。她來的時候就會叫我一聲「小少爺」，總是在家裡磨蹭一大陣子，甚至晚上會安哄我入睡。諸如此類生活上的小事，如今回想起來，總叫我內心起了一種難以言狀的奇妙感覺，有點古典，像《紅樓夢》中描繪的場景。
祖父在四十四歲那一年的端午節（後來也是詩人節）當天，到十八尖山去作詩，回來吃過一顆大粽子，即因為腦動脈破裂，隨即過世。當時父親才三、四歲，我自然是從沒見過祖父的。祖母則活到五十多歲，晚年眼睛因白內障而致失明，她整天坐在大床上，常常要我過去摸摸抱抱，口中總叫著我這個長孫「金孫」。祖母過世時，我八歲左右，已經有足夠的記憶，至少可以從她的身上，拼湊出祖父母那一代台灣人活在兩種文化夾縫中的一些零碎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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