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新年還未過完，隨著十九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隨著會前對二中全會通過的修憲意見的公布和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國政壇便迎來了兩次地震。當然，人們的注意力多被前一次地震吸引，後一次地震的餘波恐怕要等到兩會召開才顯現出來，人們方能看到災後現場。
而引發這次2018年春節中國政治地震的，不是節前先後在廊坊和張家口的兩次地殼運動，而是節前、節後召開的十九大二中、三中全會。在二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拋出了一個修改幅度巨大的修憲草案，並暗渡陳倉地廢除了憲法14條關於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三中全會的政改內容仍然秘而不宣，但是公報業已透露端倪，即圍繞中直機關和國務院部委體系的調整，將出現一個黨政合一的複合體制。
這些改革方案都在頂層設計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名義下進行，卻不啻兩顆政改炸彈，引爆了世人對中國未來政局的擔憂，也埋下了中國未來政治新的挑戰。而這兩顆炸彈，先後粉碎了鄧小平時代最重要的兩項政治遺產，在那些「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群體中正在引發不滿。
第一顆，關於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雖然表面上只是原本對虛位國家元首的任期規定，並不見於對軍委主席和黨的總書記的任期限制。2018年3月1日也有《人民日報》發文以後兩個職位無限制為由，強調三位一體的重要性而有必要為一致性而去除這一限制。這是公然的狡辯，對歷史的嘲弄。
因為，任何經歷過1980年代、對鄧小平政治仍保有記憶的人，都會清楚記得，鄧小平能夠推動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在於首先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1982年憲法通過之際，中國也開始正式建立了老幹部離退休制度。對黨的總書記的要求，就是連任不能超過兩屆。這是鄧一手確立的黨內原則之一，也是不成文憲法。通過憲法對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這一水面浮標的約定和憲法以下的不成文規定以錨繫之。鄧在晚年，1989年卸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後，曾經表示「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這是對中共黨內的警告，才有鄧小平身後，江澤民、胡錦濤兩位總書記的連任期均以兩任為界。
第二顆炸彈，其波瀾和意義並不遜於前者。從三中全會後語焉不詳的公報來看，中共中央又提交了一份內容龐大的中央機關和國務院機構的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在合併部委的同時，貫徹「黨政合一」。也就是落實修憲建議的「東西南北中，黨是管一切的」，黨的領導地位不僅寫入憲法正文，也要寫入行政體制改革方案，通過縮減現有中直機關和國務院直屬部委，創造一個更有利於國家領袖直接控制行政部門的新體制。
相比鄧小平時代反腐強調的政改在於黨政分開這一原則，這一最新改革無疑是一次顛覆，雖然顛覆早在去年的兩會上已經發生。2017年3月5日，王岐山在兩會發言，主張重新理解鄧小平關於黨政分開的敘述，強調黨政分開只是分工，而未來政改將圍繞如何更好實現黨的領導，即黨政合一來進行。
鄧小平有關黨政分開的改革思想，儘管從未充分實現，卻也創生了黨的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雙首長制，在此基礎上進行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體制，作為中共改開時代的統治機制，一定程度上產生了黨內、外一定程度的競爭、寬鬆和民主試驗，也是鄧時代另一個重要政治遺產。但是，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的新決議，卻否定了這一改開時代的重要精神，不僅架空了國務院，將黨內二號人物的總理降到了行政主計長的地位，更促進了國家領袖的權力集中。
就此回顧習近平政權三年來的各項動作，今天，大概很少有人會再懷疑筆者早於2012年就已經提出的觀察和預言：習近平在效法普京模式，建立一個超級的個人強權。過去三年，一方面，他已發動針對官僚集團的空前規模的反腐運動、建立國安委統一情報和安全力量、啟動軍改樹立對軍隊的絕對控制、開展互聯網清網行動和文化復古運動、在社會治理創新名義下打擊獨立NGO，並通過強調政治規矩、進行集體學習、鼓勵地方官員個人效忠、確立新核心的方式發動了一場顛覆政治局集體領導的柔性政變。這七大內部的戰略性動作，分別涉及黨、政、軍、情、社、網、文七大領域，力度空前，已經令海內外為之瞠目。
根據稍後的一份《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意見》的改革草案，變動不僅包括部委的合併，也包括中直工委和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的合併，即黨對中央黨務和行政兩套系統的統一管理。如此勢必帶來下一步的改革，即整合現有各領導小組，升格為正式的專門委員會，然後形成一個凌駕於國務院和中直機關之上的一個由多個專門黨的委員會組成的領導體制，實現所謂「東西南北中，黨是管一切的」。這句話在過去兩年被反覆提及，出自毛澤東的文革語錄，原話還有「工農商學兵」，插在當中。只是，這些專門委員會之上，既不是現有的中央書記處，也不是國務院的國務會議，更不是政治局會議，而是迄今為止尚不明朗的一個集中體制，是類似白宮內閣會議的內閣機制、還是毛時代的「文革小組」或是清朝宮廷的軍機處，叫法可能有別，功能上都指向最高層面的黨政合一，為「超級總統」的中國最高領袖服務。
理論上說，這一改革相當於軍改對四大總部的重組，有利於提高決策效率，起碼在聯合參謀會議之後，更像美國決策體制了。但是，對鄧小平寶貴政治遺產的粗暴顛覆，卻可能引發無數鄧時代受益者的嚴重不滿和反彈。
或許在這個意義上，今天中國官媒釋放出一篇習的最新講話，要求學習周恩來，背後意味極其深長，向全黨也向身邊同志暗示，要學習周恩來任勞任怨、甘居次位、對最高元首無條件忠誠、無條件奉獻的愚忠。迄今，我們不知道中青報記者李大同、以及少數黨內元老的反對是否有效，唯一能夠確定的，是這兩顆政改炸彈已經把仍然沉醉在鄧時代的改革開放、漸進民主、和新自由主義幻覺的一大部分社會精英震醒了。
只是，外界無法對之寄望過高，畢竟在過去三十餘年裡，他們放棄了自我組織和動員能力，既沒有做好準備，也無力面對新時代政治如此之快的到來，如一記悶棍打暈了所有人，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官僚主體和新興中產階級，也就是習近平喊話要向周恩來學習的那些主流聽眾。
留給他們起來抗議、捍衛鄧遺產的時間不多了。一次核大戰後真正倖存的永遠是少數，屬那些早做準備的先知，和碰巧遠離核爆中心的幸運者。中國2018年春節的兩次政治地震，也來得如此之快，對大多數人來說如同突然襲擊。但是，這一龐大改革受益者群體和鄧時代的堅定擁護群體，卻可能繼續生存下去。生存或死亡，他們在未來如何行動和思考，或許將是決定中國未來政治的真正力量。
本書彙集了筆者自2015年以來對習近平和習近平時代中國政治景觀的評論、分析和思考，既有對其個人的話語分析、思想分析，也有對中國政治制度轉型和政黨轉型的分析，或許是中國大陸唯一對元首政治做這種實時、深度分析的文集，希望能夠填補中文世界的空白。
只是，本書作為文集，並非按章節寫就的專著，體例和寫作的原因都不可能讓本書有一個完整的理論假設和概念體系。儘管如此，基於既有的學術訓練，這些文章仍然貫穿著一個清晰可見的後結構主義方法，通過事件－進程展開分析，綜合對政治制度和個人特質的觀察，最大限度地從政治景觀的多面向，如歷史和地方，來評估習近平和中國政治的演化。為此，也為追求方法論和本體論的一致性，全書體例按照紀年順序重新整理，按觀察的時序，從2015到2018，依次展開不同重點的主題，以此映射一個持續的柔性政變過程以及同時間作者所展開的觀察視角的變換，也幫助讀者在回顧習近平的權力集中過程中，理解他的柔性政變是如何一步步進行的。
譬如說，早在2013年，我用一個互聯網的常用筆名寫到，像中國政治學界現在的主流研究之一是做治理或者協商，他們總覺得無論民主或非民主、轉型前或後，總是需要治理的、總是要協商的；當集體領導體制被擱置，總統制儼然成形，那麼，從西方對政客特別是總統的政治心理學研究來觀察中國政治，便再順理成章不過了，也是我們理解習近平政治的起點。
以富蘭克林•羅斯福為例，這位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總統，他能夠充分利用廣播和收音機的傳播效果，以娓娓道來的「爐邊談話」，給處在大蕭條的美國社會注入了溫馨的暖意；也能發揮他的高超平衡技巧，沒有規劃、近乎隨意卻行雲流水地領導了「百日新政」的立法工作。但是，由於成長期深受母親嚴格管理的影響，形成了感性思維強而抽象思維弱的性格，也就是情商較高，常常憑著直覺而不是分析決定問題，缺乏政治原則的把握，缺乏政治遠見，常常在大雜燴一般的政策籮筐裡充斥原則性相互矛盾問題而毫無識別能力，儘管這樣做也被譽為善於平衡，儘管他在關鍵時期決定了新政和開戰這兩件歷史性的決定。
類似的美國總統不乏其人，比爾•柯林頓算一個，巴拉克•歐巴馬也算，他們都在單親家庭長大，受母親或者女性的性格影響遠遠大於父親，以至於到柯林頓的性醜聞事件，這種性格養成所特有的「選擇性撒謊」或者「選擇性坦白」表現得尤為突出。顯然，這種基於母系影響的政治心理分析能夠解釋柯林頓在任期間本應取得更高成就卻沒有，也能解釋歐巴馬如何因為從小不屬白人和黑人兩個群體產生的認同障礙演變為他畢生鮮明的政治平衡風格。歐巴馬1995年出版了《父親的夢想》一書，把自己的社會工作和政治理想巧妙地從缺失父愛投射到種族政治，贏得了美國公眾的注意。他在法學院求學期間，就微妙地與兩個對立學術派別保持距離，才獲得了《哈佛法律評論》第一位黑人主編的位置，即使在他執教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期間，他也一開始就與追求終身教職的學術生涯有意保持著距離，繼續他的社運工作。成為美國總統後，這種包容多元的風格更為明顯，他在外交領域更善於運用靈活、平衡的「巧實力」，而非金刀快馬硬上弓。
有趣的是，中國的新領袖似乎也有許多相似之處，與歐巴馬一樣都從基層做起，有著強烈的改革情懷，同時具備高超的政治平衡技巧。最為關鍵的，他在成長期先後經歷了兩次巨大的心理創傷：第一次是因為文革爆發後父親入獄，處在青春期而一度流離失所的他不得不忍受著父愛的缺失，畢生都在嚴厲母親的陰影下，而毛主席幾乎成為一代紅衛兵心目中的父親；第二次是他1975年以「工農兵學員」身份推薦進入清華大學後兩年，就迎來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大學老師們立即將所有注意力都轉移到通過高考新選拔入校的新生身上，對仍在校的工農兵學生們不聞不問。
所以，我們可以推定在他內心濃厚的毛主義情結，對他身為「紅二代」而產生的強烈使命感，都在驅動當下的「紅衛兵」內閣以如何鞏固和加強共產主義政權為首要任務，有著相對保守技術官僚而言更為強烈的改革欲望。同時，母系因素以及作為「工農兵學員」對抽象思維訓練的缺陷，可能導致他的認知與情感障礙，從不理解甚至害怕「大詞」和「公眾」發展到執政路線的大幅變化：一方面難以察覺一攬子政策，比如六十條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其中所包含的經濟讓步和政治壓縮之間、即經右政左之間的潛在緊張，這和新政時期的羅斯福非常相似，後者也是無力察覺一攬子新政政策的相互衝突，而以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方式來協調不同的政策路線，並且作為美國現代官僚制度的重要貢獻人，總是喜歡鼓動和利用不同行政部門之間的競爭與衝突，然後在最後一刻干預、拍板，以此平衡和掌握權力；另一方面，作為一名社交羞澀的人，領導作風酷似羅斯福總統，只信任身邊親信，習慣於小圈子政治，特別是在陝西插隊期間結識的以王岐山為核心的紅二代小圈子，害怕來自技術官僚、公眾和對立面的潛在挑戰與威脅，其結果之一便是因為樂於紅二代內部的交往，而不是僵硬的制度化的集體領導體制，竟然可能因此革命性地建立了某種意義的「安全小內閣」。
當然，政治心理不只是關於政客的政治性格，還包括如何對待或者引導公眾的問題，這也是民主政治圍繞黨派競選的關鍵，即領袖和黨派如何影響、操縱公眾的心理。按照美國政治心理學家韋斯特的解釋，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儼然分別是一個長期打情感牌、聯結大資本和民粹公眾，另一個則是重視理性、數據和事實的中產階級政黨。雷根和小布希是共和黨中善於與公眾交流、競選中成功進行情感訴求的行家，而民主黨的高爾則屬天然呆，只會談數據和路線。
畢竟，有關研究一再證實，在面對意識形態、價值觀、候選人形象等選項，大多數選民往往最後才考慮跟自身利益相關的問題，而情感作為一種價值判斷的快捷機制，在政治中發揮著可能是最為重要的作用。對民主的選舉政治如此，對社會運動也如此，對一個被動轉型的非民主體制來說，情感可能同樣是公眾最容易被操縱和說服的機制。那麼，以家國、孝悌、祥和、滿足為主題的中國夢，比如，便不失為一種消解他們擁有的憤怒作為唯一的反抗手段的終極方案。反正，即使知識分子或者意識形態部門提出什麼新舊理論或者概念，大概都很難被新領導人所理解，遠不如「中國夢」這樣的通俗易懂，容易聯結起人民和領袖，無論是新一代不知道「爸爸去哪兒」、在過度情感澆灌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還是「紅太陽」照耀下的上一代紅衛兵們。
他們之間似乎更樂於使用韃靼人的「大大」相互稱呼，在習近平上位之後迅速流傳開來，在中國催生了一個仿普京式的、個人崇拜的民粹主義浪潮，並且逐漸匯合成以「我兔」、「厲害了」等互聯網語言為代表的萌化民族主義。隨之而來的，卻是一連串的微型法西斯運動，構成一個持續的柔性政變，無形中消滅了所有對手，沒有反抗，也沒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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