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集體瘋狂的歷史罪行，我們準備好了嗎？
文／伍碧雯（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二戰時，一座波蘭小鎮的居民曾屠殺猶太人」，你相信嗎？這個說法有沒有搞錯？屠殺猶太人的凶手，應該都是納粹、德國人吧！怎麼可能與波蘭人扯上關係？！二○○○年，波蘭裔美國學者楊・格羅斯寫下其代表作《鄰人》，他並不是在顛覆、翻轉我們傳統上對於猶太大屠殺的認知――納粹政權是凶手與主謀者；而是揭露、掀開二十世紀猶太人劫難中，鮮為人知的黑暗面――原來劊子手不只外來入侵的德國人，還有當地數世代情誼的老友與鄰居；原來歐洲的仇猶心態蔓延得如此深層，社會的反猶實踐依舊強悍且蠻橫；原來近代啟蒙的理性與進步根本不存在，中世紀瘋狂的獵巫想法仍宰制一切……然而，結論就是：「惡」過於狂妄囂張，而「善」完全蒼白乏力嗎？不，沒那麼簡單，也沒有結論。作者格羅斯說：「我們永遠也不會『理解』大屠殺為何會發生。」
「理解」之所以如此困難，在於二戰結束後迄今，關於滅族與屠殺的史實都還在持續挖掘中，眾多真相仍晦暗不明，《鄰人》所陳述的正是滅猶史實中的一塊重要拼圖。這塊拼圖內容是：波蘭一座小鎮（耶德瓦布內）在納粹德軍進駐後極短時間內，鎮上的猶太居民遭割舌、砍頭、溺死、火燒活人等方式折磨至死。聽起來不像是二十世紀科技進步時代的事件，更像是發生於歐洲中世紀的酷刑慘案。時代沒有倒錯，就發生在一九四一年；而非一四九一年。在這個只住了兩千多人的小地方，猶太人占了一半的人口，他們早於十八世紀就定居於此。雖然格羅斯在書中指稱一千六百名猶太人受害的數字，目前大幅修正為三百至四百人之間，但是這場「偏僻小鎮的猶太大屠殺」之令人震撼，不僅止於死亡人數與規模大小，而是幾個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
首先是撲殺猶太人的複雜動機。旋風式的屠猶過程是：德軍允許執行、波蘭居民動手，眾人旁觀鼓譟、無人抗議制止，最後眾人沉默不語，繼續安靜生活。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就這樣消失了！滅猶的動機何在？是民族主義的憤怒？討好德國人？覬覦猶太人的財產？還是反正大家都這樣做……甚至早就想這樣做了？抑或有更多、更深一層不為人知的原因？現在我們知道，在東歐許多小地方也曾發生類似耶德瓦布內的凶殘事件。史實拼圖一塊塊出現，但是複雜的滅猶動機仍有待釐清。
其次是波蘭社會的反猶與滅猶。《鄰人》一書出版後，在波蘭國內引起極大的震撼與反彈。學界批判格羅斯的研究方法不嚴謹，質疑他採用的資料片面且狹隘，輕率提出過高的死亡人數。但是各種譴責聲浪與挑剔意見，都無法推翻「偏僻小鎮的猶太大屠殺」是確實存在的歷史。格羅斯揭開了波蘭社會與學界長期以來不知道、不願意面對或是選擇遺忘的禁忌史實。因此二戰結束後，「波蘭是納粹受害者」的傳統認知必須修正，波蘭社會反猶，而且執行滅猶，「我們不是純然的受害者，我們也是加害者」，成為波蘭全國必須面對的沉痛真相，而波蘭與猶太人的關係也必須重新檢視。
第三個值得正視的問題是：民間否認屠殺。二○○一年七月十日是耶德瓦布內屠殺猶太人的六十週年紀念，當時的波蘭總統克瓦斯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與天主教團體對滅猶事件公開道歉，表達悔恨，強調這是波蘭歷史的恥辱，對此有集體的責任。但是小鎮居民拒絕參與悼念活動，並在窗戶貼上「對於沒有發生過的暴行，我們不求寬恕原諒。上帝幫助我們。」的抗議標語；鎮上神父則在悼念活動舉行時，故意讓教堂鐘聲持續不斷，干擾活動進行；小鎮鎮長因壓力過大，活動結束後移居美國。直到現在，波蘭社會有人肯定總統克瓦斯涅夫斯基替波蘭民族認錯道歉的勇氣；但也有人認為：為何波蘭人要為屠殺負責？是德國人下令且允許的，德國人才要負責，而且負擔全部的責任！至今在波蘭，這類言論仍是強而有力的論述。期待人民面對自身歷史中的難堪，仍是一條漫長顛簸之路。
格羅斯研究小鎮屠殺猶太人事件並寫作《鄰人》的目的，並不是要降低或減少納粹主導滅猶的罪行承擔，而是擴充與加深我們對於歐洲反猶規模的認知。德國人是耶德瓦布內屠殺的允許者與縱容者，這絕對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波蘭居民是執行者、配合者、獲利者，也是無法掩蓋的醜惡真相。「偏僻小鎮的猶太大屠殺」之駭人與驚悚，超乎人類所有經驗之外；惡與恨的魔性狠勁，也大過我們所有人的想像。瘋狂的確存在，理解也的確困難。反省與正視人類集體瘋狂、集體合作、集體沉默所導致的罪行與惡臭，既沉重也沉痛，這需要勇氣，需要極大的勇氣，人類準備好了嗎？
一、事件篇
◎前言 Introduction
二十世紀的歐洲經兩個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約瑟夫・史達林為我們帶來了極權主義——就算極權主義不是他們發明的，也是由他們全面施行的。
要想清楚認識極權主義真正的毀滅性，光用已經發生的事去衡量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看見那些未發生的事情，用一位作家的說法便是：「未被寫出的書的數目」。除此以外，還有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覺、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終結的生命。
極權主義的政治方法與其政治目標一樣，會使社會徹底癱瘓，而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對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從於史達林或希特勒統治的人們總是受到慫恿而敵視對方，彼此間的敵意就如獸性的本能一般。社會中任何細小的裂痕最終都會迸裂為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加劇。曾有一度，城市與鄉村對立，工人與農民對立，中農與貧農對立，兒童與父母對立，青年與老人對立，不同種族之間相互對立。祕密警察慫恿人們公開指責彼此，前者的隊伍靠著這些衝突而不斷壯大：「分而治之」的意圖昭然若揭。
此外，由於政府開始進行社會動員，並要求公眾遵循國家支援的制度和規範，人們逐漸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
極權主義統治者還在他們所征服的疆土上實施了一種新的侵占模式。結果就是，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寫：「納粹最早的幫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們自己做了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在和什麼人打交道。」事實證明，歐洲的各種語言中沒有任何一個詞能準確地定義這種關係。「collaboration」（合作／通敵）一詞——令人不快地與敵人勾結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下才開始使用的。鑒於武裝衝突、征服、戰爭、占領、鎮壓、領土擴張，以及伴隨這些行動而來的後果史不絕書，你可能會好奇，二戰期間德軍的占領現象到底有何不同於尋常之處，竟能催生出一個新的概念？對這個問題的全面性回答，要從一系列德國占領的研究中尋找。戰後，幾乎所有歐洲人都表現出對與納粹進行任何形式接觸之極度反感（毫無疑問，這種反應是出於自利且往往欠缺嚴謹的思考）。「要想準確計算遭到『戰後報復』（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數，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根據最保守的估計，也至少多達幾百萬人，即先前在德國占領下人口的二至三％」，伊斯特萬・戴阿克（Istvan Deák）在最近一項研究中表示：「對有罪者的懲處五花八門，從戰爭最後幾個月裡的私刑，以至戰後的死刑判決、監禁或苦役，不一而足。此外還將『通敵』定罪為『國恥』，剝奪『通敵者』的公民權或對其施以罰款。另外還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驅逐、員警監督、剝奪他們在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權利、撤職、剝奪退休金權利等。」捷克作家海達・科瓦莉（Heda Margolius Kovály）在其沉痛的集中營回憶錄中這麼說：「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真正倖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歐洲社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政治結構和命運，而波蘭受其影響尤為深刻。正是在一九三九年前波蘭領土的問題上，希特勒和史達林首次結成同盟（蘇德於一九三九年八月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包含了一條瓜分波蘭的祕密協定），之後一場惡戰才在兩者間逐漸展開，直至其中一方徹底覆滅才得以告終。波蘭因此遭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近二○％的波蘭人口死於戰爭及相關因素。這個國家失去了其少數族群——猶太人死於大屠殺，烏克蘭人和德國人因戰後國界變動或人口遷移而離開。所有領域的波蘭精英急遽減少。戰爭接近尾聲時，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失蹤。五五％的律師、四○％的醫生，以及三分之一的大學教授和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死亡。
一位富同情心的英國歷史學家曾將波蘭稱為「上帝的遊樂園」，但在二戰期間，「惡魔的屠宰場」之名或許更合適。
我將要講述的這個故事內容之厚重，在我看來與這本小書的篇幅完全不成比例：一九四一年 七月，東歐一個小鎮裡一半的居民謀殺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論男女老幼共計一千六百人。在這個故事之後，我將會在許多不同主題的語境下詳細描述耶德瓦布內（Jedwabne）的殺人犯們，這些討論都將圍繞一個主軸進行：二戰期間的波蘭—猶太關係。
首先，亦即最重要的是，我將這本書視為一次對於主流二戰史的挑戰，這即是說我假定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戰時歷史——一種歷史是屬於猶太人的，另一種歷史則屬於屈服於納粹統治的歐洲國家的所有人民。考慮到波蘭猶太人的數量之多及其所占社會空間範圍之廣，戰時的波蘭歷史顯得尤為不可靠。
二戰前夕，波蘭擁有世界上第二多的猶太人口，僅次於美國。戰前，約十％的波蘭人民自我認同為猶太人——無論是因為他們信仰猶太教，還是因為他們的母語為意第緒語。近三分之一的波蘭城市人口是猶太人。然而，歷史學家們竟然認為波蘭猶太人所經歷的大屠殺只是一起特殊的、獨立的事件，沒有對波蘭社會造成直接影響。人 們也仍然普遍認為，在波蘭社會裡，只有一些「社會邊緣化」的個體與猶太人有密切關係，例如那些專門敲詐猶太人的「敲詐者」（szmalcownik，指二戰時期德據波蘭那些敲詐勒索試圖逃離的猶太人的人）或「人渣」（scum），或是那些向猶太人伸出援手的英雄。
要在這裡詳細討論為什麼這些觀點站不住腳，似乎不太合適。甚至連浪費些微口舌來談這件事都是沒必要的。畢竟波蘭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抹殺的災難，是波蘭現代歷史中極其重要的一頁，這點已然毋庸置疑。無論如何，你根本不需要掌握任何高深的方法論或知識就能立刻明白，當一個小鎮上一半的波蘭人口謀殺了其另一半猶太人口時，我們所面對的這起事件毫無疑問就已推翻了「兩個民族的歷史鮮有交疊之處」的觀點。
本書讀者必須牢記的第二個要點是：主流分析認為，維繫戰時波蘭—猶太關係的是一些外力，即納粹和蘇聯人。這個觀點就其本身而言當然沒錯。納粹分子和蘇聯人的確曾在他們各自在戰時占領的波蘭領土上發號施令。但是我們不應否認在占領者的嚴管下，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關係中也存在著自治動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時間裡，有很多事是人們原本就能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是他們可以事先規避的，更有些事是他們根本不必去做卻做了的。由此，我會將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在耶德瓦布內鎮上誰照誰的命令且做了什麼，都細細道來。
眾所周知，希特勒和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簽署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其中的祕密條款劃定了兩位獨裁者在中歐的勢力範圍。一個月後，波蘭的領土就被第三帝國和蘇聯瓜分了。耶德瓦布內最初被劃在蘇聯的占領區，直到希特勒進攻蘇聯後又被納粹「接管」。蘇聯紅軍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占領了半個波蘭，此後蘇聯對這塊土地展開為期二十一個月的統治。因而我認為，主流史學對在此期間的蘇維埃—猶太關係的觀點和分析，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反思和質疑。不過，這裡也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地方。我們只需記得，根據目前的刻板印象，當時猶太人似乎和蘇維埃占領者有著特別親密的關係。曾有傳聞稱猶太人不惜犧牲波蘭人與蘇聯人勾結，因而在納粹進攻蘇聯期間，在一些從布爾什維克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波蘭土地上，可能曾經爆發過極為可怕的反猶情緒，彷彿是對納粹這場進攻行動的回應。因此，我意圖探明發生在蘇聯占領時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六月）耶德瓦布內小鎮的歷史，與日後隨即發生的一切之間是否有所關聯。
耶德瓦布內大屠殺還涉及了史學上關於此時期的另一個傳統觀念——猶太人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因此，這起事件也進一步觸及了以下兩個議題：戰後波蘭社會（或者說整個東歐社會）的廣大階層內反猶情緒的出現，以及猶太人在東歐史達林主義的構建與鞏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我在厚文談及此研究的資料來源時，會先開啟簡單的討論，也會在本書的最後幾章回顧相關問題。
在猶太大屠殺研究的更廣泛背景下，本書不應該被簡單地置於一個功能主義—意向論的層面。本書偏離了這種理論模式，該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殺歷史學研究領域內被模糊化了，被歸為另一種專門抨擊「犯罪者—受害人—旁觀者」座標的研究範疇，「直到最近才得到學界一定的關注」。但這本書也證明了，這些範疇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明的，它提醒我們，大屠殺過程中的每一個片段都有其獨特的情境動力學（situational dynamics）。這一點並非無關緊要，因為它意味著在每一個片段情節中，其場景中的不同演員都會做出許多特定、獨立的判斷，他們對劇情的走向和結果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我認為，在這方面還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證明耶德瓦布內小鎮的悲劇並不是個案。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設想，如果那些「演員」當時做出了不一樣的抉擇，那麼更多的歐洲猶太人就有可能在戰爭中倖存。
然而，在一個十分重要的層面上，本書卻是一本很典型的關於大屠殺的書。因為不像其他問題的歷史研究，關於大屠殺，我的結論是開放式的。換言之，讀者在結束閱讀時，恐怕不會得到知識獲取上的滿足感；我在完成寫作時，也同樣沒有這種感覺。寫到最後一頁的時候，我無法對自己說出「嗯，我現在能理解了」這樣的話，我想我的讀者也不會。
當然，在寫書的過程中，你必須做出闡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樣，還要在書中囊括一些概論性、解釋性的史料內容。但我認為，在故事的結尾我們必須提出疑問——這樣如何？那樣如何？這是深入一個題材骨髓的基本特質。同樣地，在直觀大屠殺時，能緩解我們的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提出這些好似永無窮盡的問題，如此我們才能繼續尋求答案。因此，大屠殺實則是人類從其經驗中吸取教訓的一個起點，絕非終點。我們永遠也不會「理解」大屠殺為何會發生，但我們必須明白，它的前因後果牽動著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大屠殺已然成為一起揭示當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將永遠是反映人之境況的重要議題。
◎事件梗概 Outline of the Story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在耶德瓦布內，一個距離沃姆扎（Łomża，位於波蘭歷史悠久的省分馬索維亞〔Mazowsze〕）約十九公里的小鎮，保安警察扣押了十五名男子。我們在一份檔案中找到了男人們的名字，這份文件有個不祥的標題：清算報告（Raport likwidacyjny）。它和許多所謂的「控制—調查」檔案存放在一起，由警察保管，以便監控對疑犯的調查進度。在被扣押的人當中，多數是小農和臨時工，還有兩名製鞋師、一名水泥師傅、一名木工、兩名鎖匠、一名郵差和一名前市政府接待人員。他們之中一些人是有家室的（其中一個是六個孩子的父親，另一個有四個孩子），一些人單身。最年輕的二十七歲，最年長的六十四歲。簡單來說，這就是一群再普通不過的男人。
那時，耶德瓦布內的鎮民總共才兩千人左右，警察在短時間內拘捕了這麼多當地居民，一定讓鎮上的人都震驚不已。四個月後，即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貝萊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Bolesław Ramotowski）和其他二十一名共同被告在沃姆扎的地方法院受審，直到這時，人們才對整起案件有了近一步的認識。起訴書的第一句話是這樣的：「波蘭猶太歷史研究院向司法部寄送的資料中描述了耶德瓦布內鎮民的犯罪行為，即參與謀殺猶太居民。該資料中的證詞由施姆爾・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sztajn）陳述，陳述人目擊了對猶太人進行的屠殺。」
猶太歷史研究院（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並沒有記錄可供我們得知瓦瑟什塔因的證詞是如何以及何時被遞交至檢察機關；同樣地，根據庭審檔案我們也無法得知全部細節，例如法院何時知道耶德瓦布內小鎮所發生的事件？為何這項指控延遲這麼久？沃姆扎國家安全部的「控制—調查」檔案雖提供了一些線索，但它們也不太具說服力。無論如何，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瓦瑟什塔因向猶太歷史委員會（Jewish Historical Commission）提供了他的證詞。他的原話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有一千六百名猶太人居住在耶德瓦布內小鎮，但戰後只有七人倖存，他們都是由一名住在附近的波蘭婦女維日科夫斯卡（Wyrzykowska）所營救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的週一夜晚，德國人進駐小鎮。從二十五日開始，一群波蘭居民就開始進行反猶屠殺。其中兩名暴徒，瓦奇克・波洛夫斯基（Wacek Borowski）（也有可能叫波羅夫維克［Borowiuk］）和他的兄弟米特克（Mietek）在猶太人的住家鄰近徘徊，其他暴徒則拉著手風琴、吹起笛子，以此來掩蓋猶太婦女和孩子們的尖叫聲。我親眼看見這些劊子手殺害了夏基亞・瓦瑟什塔因（Chajcia Wasersztajn）、七十三歲的雅各・凱克（Jakub Kac）和埃利阿斯・克拉維琪（Eliasz Krawiecki）。
他們用磚塊砸死了凱克，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維琪的雙眼、割掉了他的舌頭。克拉維琪在極度痛苦中掙扎了十二個小時才死去。
在同一天裡，我還目睹了另一個可怕的場景。二十八歲的夏雅・庫布日斯卡（Chaja Kubrzańska）和二十六歲的巴西亞・比恩什塔因（Baśia Binsztajn）都抱著剛出生的孩子，她們看到克拉維琪的遭遇之後，立刻奔向池塘，想帶著孩子一起投河自盡，以免落入那群暴徒的手裡。她們將孩子壓入水中，親手溺死了他們。接著，比恩什塔因跳入池中，隨即沉入池底；庫布日斯卡則在水中掙扎了數個小時。逐漸聚攏在池邊圍觀的暴徒們冷冷地目睹了她的慘狀。他們還建議她把臉朝下沉入水中，這樣就能死得快一點。終於，庫布日斯卡在確認孩子真的已經死亡後，更用力地將臉和身軀沉入水中，終於死了。
第二天，鎮上的一位神父介入了，他向暴徒們勸說，他們應該停止這場屠殺，因為德國人會自己處理他們需要處理的事情。他的話奏效了，屠殺停止了。不過從這天起，鎮上的波蘭人不再賣給猶太人食物等日用品，導致猶太人的處境依舊極其艱難。與此同時，鎮上謠言四起，謠言內容指向德國人將下達命令剷除所有的猶太人。
德國人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日下達這項命令。
雖說是德國人下的指令，但執行任務的是波蘭人，而且他們使用了最凶殘至極的招數。在對猶太人徹底折磨和羞辱之後，他們將所有的猶太人燒死在一間穀倉中。在第一次的屠殺和後續的血洗期間，以下這些波蘭人的行徑最為殘暴：施萊茨斯基（Szleziński）、卡羅拉克（Karolak）、米特克・波羅夫維克（波洛夫斯基？）、瓦奇克・波羅夫維克（波洛夫斯基？）、耶瑪沃夫斯基（Jermałowski）、拉姆托夫斯基・博萊克（Ramutowski Bolek）、羅加爾斯基・博萊克（Rogalski Bolek）、施拉瓦・斯坦尼斯瓦夫（Szelawa Stanisław）、施拉瓦・弗朗齊歇克（Szelawa Franciszek）、科茲沃夫斯基・甘尼克（Kozłowski Geniek）、恰斯卡（Trzaska）、塔爾諾齊克・耶日克（Tarnoczek Jerzyk）、勞丹斯基・尤雷克（Laudański Jurek）、拉茨齊・切斯瓦夫（Laciecz Czesław）。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日早晨，八名蓋世太保來到耶德瓦布內，與鎮政府代表開了一個會。蓋世太保問在場眾人他們打算怎麼處理猶太人的問題時，眾人異口同聲回答：所有的猶太人都必須死。
當德國人提出，每個行業可以留一家猶太人活口時，鎮上的木匠布羅尼斯沃夫・斯萊辛斯基（Bronisław Śleszyński，他當時在場）回答：「波蘭人的工匠夠多了，我們一定要剷除所有猶太人，一個活口都不留。」鎮長卡羅拉克和在場所有人都對他這番話表達贊同。為此，斯萊辛斯基還「貢獻」了他在不遠處的穀倉。會議結束後，血洗就開始了。
鎮上的波蘭人拿著斧頭和插著釘子的棍棒以及其他用於折磨和摧毀的武器，將所有猶太人都趕到街上。他們從中挑選了七十五名最年輕健康的猶太人作為第一批受害者，命令這些猶太人搬運一尊巨大的列寧像──那是蘇聯人占領時建在鎮中心的石製碑座。可是石碑太重，幾個大男人根本連抬都抬不起來，但是波蘭人不斷拳打腳踢、出言脅迫，猶太人只能緩慢痛苦地搬運著。在搬石碑的過程中，猶太人還被要求唱歌，直到他們將石碑搬到了指定的地方。在那裡，他們被命令挖一個大坑，將石碑扔進去。波蘭人也在同一個地點殺死了這些猶太人，並把他們丟入同一個坑裡。
這些劊子手的另一項暴行是命令每個猶太人都挖一個坑，埋葬剛被殺死的猶太人，接著這些挖坑的人又被殺死、被埋入另一個坑裡，如此往復。要想一一列舉出這些波蘭人的殘暴行徑，簡直是不可能的。在歷史上，我也很難找出能與其相提並論的暴行。
猶太老人的鬍子被焚燒，猶太孩童在他們母親的懷中被殘殺，他們被各種酷刑對待，甚至被逼著唱歌跳舞。最後，暴徒們開始了最主要的行動──焚燒。整個小鎮被重重守衛，以確保沒人能逃脫。接著，猶太人被命令排成縱隊，四人一行，一位九十歲的拉比和一位屠宰師站在最前排，他們被要求舉著一面紅色布條。所有人則被趕入穀倉，而且必須聽從命令持續唱歌。一路上，暴徒們像野獸般發狂毆打猶太人。穀倉大門附近站著幾個暴徒，演奏著各種樂器，就為了讓樂聲掩蓋受害者的慘叫聲。一些猶太人極力自衛，但他們早已失去防禦能力。他們滿身鮮血，遍體鱗傷，被推入了穀倉。接著穀倉被澆上煤油並點燃。暴徒們趁機轉往搜查猶太人的家，尋找留在家中的病人或兒童。他們將找到的病人押往穀倉，將小孩子的腳捆在一起，背在背上，接著用乾草叉叉起這些被捆在一起的孩子，放在灼熱的炭上燒烤。大火過後，他們用斧頭劈開尚未完全肢解的屍體尋找金牙，極盡所能地破壞這些「神聖殉道者」的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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