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巴金：從故居所想到的
一
那日，有機會參觀巴金故居紀念館，看了他曾經生活半個世紀的一間間舊房、日常用品、曾經閱讀過的書，他幾十年生活、寫作之場景，難以計數的文物、圖片、資料等等，似還原著一個真實巴金的氣場和氛圍。當參觀完，靜靜走出故居，令我默然又想起，早在二○○五年十月十七日，巴老已離我們而遠去―不盡之思似波濤，在心底起伏不息。所謂睹物思人，時間雖過去了八年，可凡熱愛他的人，總留下些許悲痛。巫甯坤先生曾說「死亡絕對不會戰勝」。那麼，參觀了巴金留下的一切，如今，他「生在大化中」，猶宇宙間一粒微塵，彷彿還在我們的身邊。
回家晚了，燈下讀巴老的文集，這位語言真樸、心胸坦誠，從「五四」成長起來的中國作家，晚年所寫的隨筆散文，更是寓意深邃，選材精警。他的〈懷念振鐸〉一文，字裡行間透出真摯之情，讀畢此文，不禁掩卷沉思、歎息不已，起身憑欄，遙望夜色，心頭即升起一種憂鬱沉重之感。
這篇〈懷念振鐸〉，講述了巴金和冰心在莫斯科訪問，突然得知鄭振鐸在蘇聯遇難，這對他打擊很大：「我只記得冰心說了一句『我想他最後在想什麼。』而她沒有告訴我她的想法，我也沒有多問。第二天在回國的航機上，我一直在想著振鐸，我想知道，他最後在想什麼？」
一九五八年，鄭振鐸在蘇聯遇難後，巴金始終在想一個問題：冰心「為什麼那麼敏感，她首先想到的是這麼一個問題？」現在看來，冰心的敏感，確是一個先見。而這樣的事，這樣的問號，總在巴金心間沉甸甸地掛著，時光流逝，一晃四十多年過去。
不管這個謎底是什麼？巴老到了一九八九年這個大轉折的年代，在他的生命還剩下不多的時間裡，他還在繼續思考這個積年已久的問題。他終於忍耐不住了，又用他顫抖的手拿起筆，欲把這個問題向世人寫出自己的所思所憂。但是，就這樣寫寫停停，停停寫寫，寫了漫長的十年，卻始終還沒有寫完。僅寫了四千多字，留下的還是篇未完稿。
我想，在巴老心中想著鄭振鐸的時候，他心中一定還會湧上除振鐸外的許許多多悽楚的往事，還有類似的那些人那些事，總猶如一粒粒鉛屑那樣，密密麻麻充塞在歷史的隙縫中，同時也在他心底沉澱著，且都是巴金親身所經歷的。
二
當年，他和鄭振鐸最後分別的情景是：「那個中午，他約我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們頭腦都有些發熱，當時他談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即兩三個月後，在共產主義社會再見！）他忽然提起要為億萬人的幸福獻身！他很少講這一類的話，但是從他的一舉一動我經常感受到他那種為國家、為人民獻身的精神。」
鄭振鐸先生為什麼以前「很少講這一類的話」，而「當時他談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呢？其實，巴金有所不知，處於當時的形勢下，鄭能講些什麼呢？自一九五一年全國開展「三反」，雖然鄭振鐸一直埋首於故紙堆中，但頻繁的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當時他雖身為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長，但只有俯首聽命之義務，無一點實際權力。這有王世襄親歷的兩件事可作佐證。據邵燕祥先生說，「王世襄是忠厚長者，絕口不言人非，但說到前輩學長時，對傅斯年、鄭振鐸略有微詞」。而對鄭的微詞，主要有兩事。一是一九五○年代，鄭振鐸時任故宮博物院的上級國家文物局局長，他下達王世襄一項任務（王時任陳列科長），必於三天內在太和殿布置出一個「偉大祖國文物展」，且須把故宮精品陳列出來。王世襄認為三天實在太急了，因太和殿正在舉行「抗美援朝展」，光撤前展最少得一天，為此，弄得不好哪一件人間稀寶會遭殃，那「簡直是在開玩笑」！多年後王世襄還為此事心中發慌，雙腿發軟。王認為當時身為局長的鄭振鐸，完全是行長官意志。殊不知鄭只是聽命而已。（《今晚報》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另一件事是「三反」運動時，王世襄不幸遭冤「盜寶案」，被羈一年多後，開除公職。當時，王向故宮的上級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反映實情，但鄭未能施以援手。
對於這些當年不解的問題，若從歷史角度看，也許就不難理解。因為，連鄭振鐸自己也「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反右運動後，緊接著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鄭振鐸身處「假、大、空」時代，無法擺脫當年的荒謬。
今日，只要一翻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撲面而來的記載是：「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的豐產紀錄。」還有比這更高的調子，如當年《廣西日報》記載：「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的天下第一田，欲達到畝產二十五萬斤指標。」當年大喊大叫的是：「人有多大膽，鋼有多大產。」（《工人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這類口號是當時大唱特唱的調子，任誰能說個「否」字？
身處這樣的年代，一些正直的知識者還能談些什麼呢？除了沉默外，鄭振鐸向巴金談得最多的，當然只能：「要為億萬人民而獻身的精神」了！好在鄭振鐸於一九五八年，那樣的年代，卻突然因公逝世了。
三
想起這往事，就令人心痛。但讓他更心酸的是「好人沒好報！」。
巴金曾道：「……後來聽見一位朋友說，本來要批判他，文章已經印好，又給抽掉了。這句話使我很不舒服。」的確，那炮彈早已經準備好了，然而卻沒有活靶子，因為作為被批判的活靶子鄭振鐸，突遭空中遇難死了。巴金知道，連鄭振鐸這樣對中國文化有過大貢獻的人，也要受到批判，而且連批判文章也印好了，只待哪天需要，即可炮製出籠，心中無不荒涼。
其實，在北京的文化界，鄭振鐸早已內定為一個批判的重點人物。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全國開展「插紅旗、拔白旗」運動，鄭振鐸首當其衝，成為眾矢之的。六月二日，《文匯報》點名批評他「厚古薄今」。緊接著，《光明日報》也陸續發表批鄭文章。八月下旬，文學研究所決定所內群眾批判鄭振鐸。到了九月，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研究會發表批鄭文章，公開點名「鄭振鐸是中國文學史研究者中的一面大白旗」。九月下旬，文化部領導層內部對他進行批判幫助。那時，他不斷地作檢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批判。極左路線使文壇荊棘叢生，人事更為錯綜。鄭振鐸所撰著作被肢解、被批判，甚至外聯到胡適。他的保護傳統文化遺產之說，成為「厚古薄今」的罪狀。更有趨炎附勢者，又落井下石，心術不正者更是上綱上線，不置他於死地不善罷甘休。
鄭振鐸，治學嚴謹，為人清高但寬鬆厚道，一生嚮往光明。隨著對他的批判不斷升級，反復的折騰，甚或整人，他彷偟了。鄭振鐸一反平日習慣，忽然提「要為億萬人的幸福獻身」了。九月下旬的日記，他又憤怨地寫道：「下決心不再買書。」一位視書如命的學者，卻要與書決絕，足見他已到了怎樣一種絕望的境地。
十月十七日，鄭振鐸終於有了率團出國訪問的機會，批判會暫停，但批判文章繼續出籠。天有不測風雲，飛機在蘇聯上空失事，一代英才就此隕落。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所以，當巴金參加鄭振鐸追悼會後至鄭家時，曾回憶說：「在陰暗的屋子裡，面對用手絹掩了眼睛、小聲哭泣的鄭大嫂，我的每句話都顯得很笨拙，而且在剌痛自己的心。」
反右的日子，巴金看到別人遭到批判時，特別是如振鐸這樣的人也不放過，在這熱熱鬧鬧的大躍進時代，他只感到很孤獨、非常寂寞。他只「匆匆地逃出來，我拉著曹禺的手要奔往『共產主義』，我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這便是巴金當時所懷有的一顆疑惑而惶恐不安之心。巴金體會了當時的政治運動給他一些好友帶來的無限痛苦，再加上鄭振鐸之死亡，使他的心靈受到深深的震動，並對「共產主義」有了些許的迷茫。「我發現自己講慣了的豪言壯語全是空話。」
可是，那時是靠豪言壯語過日子的，如失去了它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時，為應付報社，巴金寫了哀悼文章，但再多讀幾遍時，就覺得很內疚，好像侮辱了朋友。因為，鄭振鐸的一生，從不為自己而生活。
四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文學研究會的創始人之一，巴金親眼看到在敵偽時期，鄭振鐸住過的小屋，為了搶救寶貴的圖書，寧願自己過艱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險，為我們的中華民族，保存了多少文化財富。鄭振鐸在國難深重民不聊生的時期，不惜重金搜救很多寶貴文物典籍，並全部於解放後捐贈了國家。他一生為保存祖國的文化，要付出了多麼大的勞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巴金，他作為文博事業上的一個外行，曾說，他願以公民的身分，向鄭振鐸表示感謝。可巴金說：「但是……在鄭振鐸死亡前，卻很少有人向他感謝。連外行也知道感謝，而且只是以他一個小小的公民的身分去感謝……這不是極大的一個悲哀嗎？」
鄭振鐸的突然遇難，應了普希金的「活得匆忙來不及感受」那句有名的詩。但巴金日後所經歷的殘酷現實，使他從模糊變得清晰起來：「自己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一種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狀，反而以醜為美。再發展下去，便是殘害人類的十年，將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觸了種種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這是將人變為芻狗的年代。由於巴金自己切身的體驗與經歷，於是，他雖哀傷鄭振鐸的不幸而亡，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又感於他的老朋友―「振鐸有幸」了。死本是人之最大的不幸，可是在那乾坤顛倒的年代，甚至在求死而不得的年代，鄭振鐸之生命能及早凋謝，在巴金看來反而成為有幸了。巴金的這一想法，如在一個正常社會，那是不可思議的。可在當年，鄭振鐸如不遇難，「都說他即使活到了『文革』，也過不了那一關」。這確是大實話。在那風雨如磐的「文革」年代，並非危言聳聽，一如老舍、傅雷、陳夢家……都過不了那一關。
在這方面，巴金倒很坦率，他說：「我反復思索，為什麼我過得了關而他過不了？我終於想出來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燒掉從各方面來的明槍暗箭』。」
根據巴金自身體驗的幾十年經驗：處在這樣的年代凡能低頭彎腰，能承認那一切胡話，只有毫不留情的批判自己，只有這樣才能順利過關，反之就難於生存了。巴金還總結出一條很重要的生存經歷：「根據這幾十年的經驗，我能忍才能過那一個一個的難關。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恥大辱，我一直認為，活著是重要的，活著才能保護自己，伸張正義。而不少在『運動』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謂『自絕於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說話的機會，也不能替自己辯護了。」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為活下去，才積累了經驗，才有機會寫出它們；但我明白了一點：倘使人人都保持獨立思考，不唯唯諾諾，說真話，信真理，那一切醜惡、虛假的東西一定會減少很多。活命哲學和姑息養奸不能說沒有聯繫。以死抗爭有時反能產生震撼靈魂的效果。」
五
巴金的這兩段有關活命的話，使我想起錢鍾書在《管錐編》中所引的話：「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詳，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如若照蘇轍的話，他也認為：「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詳為殃故也。」
其實這不難設想：只要處在仍是封建式的一言制狀態下，不論是如巴金式的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還是不能忍辱地死亡了的人們，在那樣的時代，往往總是「正言若反」的。巴金活得長壽，有幸作了歷史的見證人。
當人心中除了猜疑恐懼便容不下別的事物。封建的歷史往往如此。
鄭振鐸沒有遇到「文革」，巴金等到並參加了「文革」。但巴金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的老友振鐸，以及其他許多同命運的人。我們再來看巴老在一九九九年初，是用什麼樣的心情懷念他的老友的：
「……幾十年的光陰沒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結帳的時候，要撒手也辦不到。悔恨就像一鍋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給放在鍋裡煎熬。我對自己說：『這該是我的最後的機會了。』我感覺到記憶擺脫了我的控制，像騎馬向前奔逃，不久就將留給我一片模糊……」這是巴金在生命最後所做，並在想著的一件件事。
那麼，以此，他的好友鄭振鐸最後在想什麼呢？我想，鄭振鐸六十歲遇難，一介書生，意氣風發，一生遭了那麼多批判，遇難時最後在想什麼，其實巴金行文已道破了許多，一如朱維錚先生所說的，欲「破那謎底，其實也不難」。但我想，那謎還是懸著，隨時間之推移，便會自解。
在這裡，還得借用詩人艾青的一句話作結：「為什麼我的眼睛裡常含淚水，因為我愛這土地愛得深沉。」
瀏覽器，→並以Chrome開啟我的電子書櫃後，點選『線上閱讀』，即可閱讀您已購買的電子書。建議使用 Chrome、Microsoft Edge有較佳的線上瀏覽效果。
2025專利防護中